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主力抵達陝北吳起鎮，宣告二萬五千里長徵的結束。從這一年開始到1948年3月黨中央總部進駐河北西柏坡為止，在近13年的時間裡，陝北黃土高原上集結了幾十萬華夏兒女，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英勇奮鬥。正如《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所唱：“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何其芳曾這樣記錄1938年初到延安的見聞：“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揹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
回望延安精神
當時的延安物質條件非常匱乏，為什麼還會讓那麼多人嚮往？在殘酷的戰爭歲月裡，革命者的鬥志為什麼還會那麼昂揚？分散各處的根據地，為什麼還會那麼團結一致？對於共產黨人來說，答案只有一個，那是一種精神的力量，是對共產主義的信仰。這種信仰信念，來源於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進步，來源於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浴血鬥爭。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寫出了自己的精神譜系，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凝神鑄魂，這是堅定“四個自信”最堅實的基礎。延安精神生動地詮釋了這樣一種信仰信念。堅定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靈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質；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則是延安精神的表現。
2013年，筆者在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參加培訓，有機會比較系統地閱讀了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在延安時期撰寫的重要著作，深刻理解了毛澤東思想的深刻內涵，同時也深刻地理解了延安精神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文學所”）學術傳統的內在聯絡。
從魯藝走出來的文學所人
文學所有14位研究人員來自魯迅藝術文學院（以下簡稱“魯藝”），他們是：沙汀、吳伯蕭、曹葆華、卞之琳、何其芳、天藍、陳荒煤、賈芝、楊思仲、毛星、鍾惦棐、井巖盾、王燎熒、朱寨等。
沙汀（1904—1992），原名楊朝熙、楊子青，筆名沙汀、尹光，四川安縣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左翼文學運動。1938年與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同赴延安，在魯藝文學系任教。同年與何其芳一道隨賀龍赴晉察冀抗戰前線工作。1940年返川做文藝組織聯絡工作。1978年沙汀擔任文學所所長。
吳伯蕭（1906—1982），原名熙成，山東人。1938年到延安，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結業時，毛澤東同志為他寫下“努力奮鬥”題詞，予以勉勵。1942年5月，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聆聽毛澤東同志的講話，進一步確立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1978年8月擔任文學所副所長。
曹葆華（1906—1978），本名曹寶華，四川樂山人。1927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奔赴延安。1940年，在延安魯藝任教，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調入中共中央宣傳部，主要負責翻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1962年，老朋友何其芳任文學所所長期間，將其調入文學所文藝理論組，參與《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翻譯介紹工作。
卞之琳（1910—2000），1929年入北京大學英文系就讀，接觸英國浪漫派、法國象徵派詩歌，後從事新詩創作，被公認為“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詩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詩人。抗日戰爭初年曾訪問延安，並一度任教於魯藝文學系。卞之琳曾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何其芳（1912—1977），四川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人，原名永芳。1930年秋就讀於清華大學外文系，開始發表小說、詩歌。1931年秋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回到四川教書，參與編輯《川東文藝》，宣傳抗日、宣傳進步思想。1938年8月到延安，在魯藝任教，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7月任魯藝文學系主任。1947年10月任朱德總司令的秘書。1948年任中央馬克思列寧學院教員。1953年2月，主持建立文學所，任副所長。
天藍（1912—1984），原名王名衡，在延安期間，與曹葆華合譯、周揚編校，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文藝》等。
陳荒煤（1913—1996），原名陳光美，筆名荒煤、滬生，湖北襄陽人。20世紀30年代初加入左翼戲劇家聯盟、左翼作家聯盟，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秋赴延安，在魯藝戲劇系、文學系任教。新中國成立後，陳荒煤先後任中央電影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1978年調任文學所副所長，主持召開了全國文學學科規劃等重要會議，發表了大量理論文章，帶領文學所走在思想解放的前沿。
賈芝（1913—2016），原名賈植芝，山西省襄汾縣人。1938年赴延安，先後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魯藝學習，後從事法文翻譯、詩歌創作。1950年，創辦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1953年調入文學所。198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先後出版了專著《民間文學論集》和《新園集》，熱情讚揚勞動人民的文學創作，闡述了民間文學的地位和作用。他還主持編選了《中國歌謠選》《延安文藝叢書·民間文學卷》《中國新文藝大系·民間文學集》《新中國民間文學五十年》等。
楊思仲（1919—2015），筆名陳湧，廣州人。1938年到延安，進入魯藝文藝理論研究室，曾任《解放日報》副刊部副主任。新中國成立後為文學所研究員。1987年先後擔任《文藝理論與批評》《文藝報》主編，主要從事魯迅研究與文藝理論研究。有《陳湧文藝論集》等。
毛星（1919—2002），原名舒增才，四川德陽縣人。1937年10月赴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和中央黨校學習。193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到魯藝學習，並做研究工作。1954年調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任秘書主任、研究員，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民間文學的研究工作。1979年2月，參加籌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並擔任領導工作。
鍾惦棐（1919—1987），1937年赴延安，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次年轉魯藝。1939年在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任教。1948年調華北局宣傳部。1949年後在文化部藝術局、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從事文藝理論研究。1978年任文學所研究員，1979年，在《文學評論》上發表《電影文學斷想》引起學術界高度重視，被視為20世紀80年代最重要的電影理論家。
井巖盾（1920—1964），原名井延盾，山東東平人。1940年到延安入魯藝學習，曾任中國作協創作研究室副主任、文學所副研究員。20世紀3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著有作品集《遼西紀事》《在晴朗的陽光下》《摘星集》等。
王燎熒（1921—1995），重慶人。1938年畢業於陝北公立學校。先後擔任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割槽抗敵後援會秘書長、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員，延安行政學院文工隊、中原軍區文工團、延安中央黨校研究室、晉冀魯豫邊區人民文工團編劇以及文學所研究員，兼任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和全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副會長。
朱寨（1923—2012），原名朱鴻勳，山東人。1939年到延安，進入魯藝學習，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畢業後到魯藝文藝理論研究室工作。1945年8月奔赴東北，在中共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工作。1954年調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1958年，調文學所工作，曾任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等職務。
來自延安魯藝的文學所人，大多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不少人聆聽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認識到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必須以人民為中心，明確了革命文藝工作的正確方向。他們從“關門提高”到走向社會，深入農村、部隊、工廠，融入群眾，體驗生活，積極改變自己的學風和文風。他們的文學思想和學術實踐深刻地影響到文學所近70年的發展。
文學所的學術傳統
文學所在籌辦之初，研究人員主要來自兩路大軍，一是以鄭振鐸為代表的高校科研系統，二是以何其芳為代表的延安系統。過去對於文學所的高校科研系統的關注較多，忽略了延安傳統。其實，延安精神對文學所的影響更深更廣。
第一，貫徹執行黨的正確路線，發揮國家級科研機構的引領示範作用。這是延安精神的靈魂所在，也是文學所最重要的傳統。
筆者在撰寫《文學所的精神》一文的初稿時是這樣表述的：“貫徹執行黨的路線，發揮國家級科研機構的引領示範作用。”文學所老領導王平凡同志認真地加上“正確”二字，強調“貫徹執行黨的正確路線”，而這也是人們在總結延安精神時特別強調的一點。黨的正確路線，就是在延安時確定的毛澤東思想，這是指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指導思想。堅持黨的正確路線，是文學所成立近70年最基本的經驗和最重要的特色。以何其芳為代表的第一代文學所工作者，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積極組織學術活動，投身火熱的社會生活，在思想文化領域發揮了國家科研機構的積極作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各種思想文化論爭風起雲湧，此起彼伏。如1954年關於《紅樓夢》大討論，文學所是全國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何其芳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原則，既要服務大局，又要較好地區分政治與學術的複雜關係，為人才培養和學術發展奠定良好基礎。此後，文學所還發起或直接參與了若干重要的學術論爭活動，在共和國初期的學術探索中留下深刻印記。何其芳還曾在毛澤東直接指導下，組織文學所編輯《不怕鬼的故事》，毛澤東對何其芳撰寫的序言先後兩次親自進行修改，並批示出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80年代初，以沙汀、陳荒煤為代表的文學所第二代領導班子，依然堅持延安時期的學術方向，積極配合思想解放運動，組織全所乃至全國文學界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問題展開討論，並且對文學研究隊伍、研究現狀及課題情況進行摸底調查，重建基本作者隊伍，確定科研發展方向，在促進文藝界的思想解放以及恢復文學研究生機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第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遵循學術規律，整合團隊力量，夯實學科基礎。這是延安精神的精髓，也是文學所在學術界保持較高學術聲譽的根本保障。
文學所的學術骨幹除延安系統外，另外一個重要來源就是高校和科研出版部門，譬如俞平伯、孫楷第、吳曉鈴等來自北京大學，餘冠英、錢鍾書等來自清華大學，範寧來自天津師範大學，蔡儀來自中央美術學院，王伯祥來自上海開明書店等。近70年來，文學所在三個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是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活動。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非常重視文藝工作，在一些重要會議上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文學所老一代科研工作者圍繞著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問題，積極參與文學理論研究與當代文學批評實踐，對於《林海雪原》《紅日》《紅旗譜》《苦菜花》《青春之歌》等作品進行廣泛深入研究，撰寫大量富有創見的文學評論和文學理論著作。20世紀60年代，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毛星、朱寨等人編寫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集中反映文學所對文學理論和當代文學的整體把握。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文學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基本方針，指明瞭我國文學藝術創作的發展方向。這一時期，文學所圍繞著我國新時期文學與人性、文學方法論、文學主體性、文學史學建構等問題展開深入討論。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張炯主編的《新中國文學五十年》《20世紀中國文學經驗》等著作，王春元、錢中文、杜書瀛等分別撰著的《文學原理·作品論》《文學原理·發展論》《文學原理·創作論》等，在80年代的學術熱潮中引領時代的風尚。
二是文學史的撰寫活動。餘冠英、錢鍾書、範寧等人主持編纂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毛星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祁連休等主編的《中華民間文學史》，鄧紹基、劉世德、沈玉成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文學通史》，張炯、樊駿、鄧紹基主編的《中華文學通史》以及文學所集體編纂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等，多帶有整合的特色，時獲殊榮與讚譽，在海內外產生廣泛的影響。文學所至今依然在文學史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方面保持著這樣的學術傳統，並不斷髮揚光大。
三是文學史料整理工作，包括中國文學史料，如《古本戲曲叢刊》《古本小說叢刊》《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彙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以及我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史料叢書等。還包括外國文學資料，如《蘇聯文藝理論譯叢》《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等。這裡尤其要提到經過幾代學者不懈努力，編纂時間長達68年的《古本戲曲叢刊》的出版。這部戲曲叢刊一共十集，收錄元明清雜劇傳奇一千一百九十三種，集中匯聚中國燦爛輝煌的戲曲文化遺產，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古籍專題叢書。
第三，尊重學術個性，鼓勵廣大科研人員潛心研究，撰寫傳世之作。這與延安精神中強調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一脈相承。
文學所建立之初，鄭振鐸、何其芳根據每位學者特長安排工作。王伯祥研究《史記》，俞平伯研究《紅樓夢》和唐宋詩詞，孫楷第研究古典小說，餘冠英研究古典詩歌，錢鍾書兼顧中西，則有《管錐編》問世。蔡儀的《新美學》、吳世昌的《羅音室學術論著》、唐弢的《魯迅論集》等也都已成為各自學科的經典著作。何其芳本人撰寫的《論〈紅樓夢〉》亦被推為學術名著。
第四，貫徹“雙百”方針，堅持“二為”方向，始終把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放在學術研究工作的重要位置。這是延安精神的本質，也是文學所始終遵循的根本宗旨。
人民需要文藝，文藝也需要人民。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前途命運的關鍵。文學研究工作者該如何為人民大眾服務，《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魯藝的藝術實踐，給我們指明瞭兩個方向，一是大眾化，二是民族化。黨的十九大報告更是明確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這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根本方向。
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也是文學所一貫遵循的原則。文學所成立之初，鄭振鐸、何其芳等領導，根據不同專家特長，請他們編注經典選本，像餘冠英的《樂府詩選》（1953）、《三曹詩選》（1956）、《漢魏六朝詩選》（1958），王伯祥的《史記選》（1957）、錢鍾書的《宋詩選》（1958）、俞平伯的《唐宋詞選釋》以及在他們主持下編選的《唐詩選》等，都是專家編寫的文學普及讀本，前後印行數十萬冊，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他們的名字，往往是與這些文學普及讀本聯絡在一起的。近40年，文學所秉承傳統，又陸續編選了《古今文學名篇》《唐宋名篇》《臺灣愛國詩鑑》《文學所文史講座叢書》等，並在修訂《不怕鬼的故事》的基礎上新編《不信神的故事》等，贏得了多方面讚譽。
第五，轉變思想觀念，提高思想境界，從“小我”走向“大我”。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最後一個部分特別談到了文學藝術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問題，要真正轉變觀念，走出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的小我，走向人民大眾，走到火熱的社會實踐中。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大聲呼籲文章必須“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今天，我們確實應當認真地想一想當代學者的使命是什麼，這個時代的主題是什麼，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做學問，題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須要有寬廣通透的學術視野和關注現實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則，我們的學術只能越做越技術化，而缺少人文情懷；越來越脫離社會，而引起人們對於文學研究的誤解乃至排斥。
20世紀30年代，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在法國留學時看到祖國的危難，在悲痛裡“起了應該怎樣去挽救祖國的危亡的思念”，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樂作品。姜亮夫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思想受到強烈衝擊，異常激憤，於是決定從“民族性”“民族文化特點”入手，探索“民族貢獻與今後出路”，於是發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龍”圖騰命題。范文瀾本來受業於近代國學大師黃侃，年輕時的一部《文心雕龍注》奠定了他的不朽的學術地位。如果範老繼續沿著這樣的路數走下去，他也可以成為像黃侃那樣的國學大師，在學術圈受到讚揚。但是，他到了延安，把自己更多的精力用在文化的傳播方面，在艱苦的條件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撰寫了《中國通史簡編》，成為現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得到了黨和人民的高度讚賞。鄭振鐸最初希望做一個純粹的學者，不願浪費時間。但是，當民族危難來臨時，當國家工作需要時，他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偉大的事業中，為“大我”而犧牲“小我”，功成不必在我。
用學術服務社會，服務人民，說易行難。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熱切希望魯藝的學員走出小“魯藝”，投身大“魯藝”，把自己的知識和才華貢獻給社會和人民。文學所上述專家學者積極投身時代的洪流，勇於擔當，拓寬視野，創造出具有深刻人民性和現實感的作品，發揮啟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
繼往開來 守正創新
回望延安精神，總結文學所傳統，明確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和擔當，首先要堅持學術研究的原創性與時代性，始終把理論創新作為提升研究水準的重要抓手。一個民族要走在時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不能沒有思想指引。在近代中國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文學所每年都要組織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青年論壇，編輯出版《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輯刊，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邁上新的臺階。
其次要堅持學術研究的繼承性和民族性，始終把歷史文獻研究與文學史理論研究作為夯實研究基礎的重要手段。我們要像司馬遷那樣，述往事，思來者，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把學問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積極推動中華文學研究深入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最後要在堅持學術研究系統性與專業性的同時，走出學術象牙塔，踐行為人民做學問的理念。文學所在河北保定、山西晉城建立兩個國情調研基地，組織中青年研究人員深入閱讀研究原始文獻，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核心問題和經驗。我們還與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建立晉察冀紅色文化研究中心，參與策劃《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文藝大系》的編纂工作，獲得了廣泛好評。
透過黨史學習教育，透過實踐活動，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從事社會科學研究，一定要關注社會；從事人文學科研究，自然應該有人文情懷。只有關注時代、關注社會、關注民生，我們的研究才能和人民群眾的需求統一起來，才能更有效地實現文學研究的價值，才能更深刻地彰顯學術成果的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