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我國偉大的軍事家、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毛澤東一向信奉“槍桿子裡出政權”，可見對於他來講槍是非常重要的。但從目前留下的影像和戰鬥記錄來看，毛澤東本人是極少摸槍的。然而，即便毛澤東極少用槍，但他的一生，仍然與槍密不可分。
“槍桿子裡出政權”
無論是在軍事家方面還是革命家方面，“槍”都是非常重要的。
槍是什麼？是武器。槍代表什麼？權力，政治，勝利。是我們與敵人鬥爭的底氣，也是定然會獲勝的毅力，更是保家衛國的使命責任。而毛澤東，在很早的時候就明白“槍”的重要性。
早期中共因缺少武力而暴露的問題幾乎肉眼可見。
五四運動爆發不久，陳獨秀被捕，參與遊行的學生與罷工的工人也有許多入獄，更有許多人被迫害致死。儘管周恩來多次領導起義，也有許多先進黨員對目前的形勢有新見解，但在強勢的武力壓迫下始終無法實現。
1927年，以蔣介石和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宣佈與共產黨決裂，接連發動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他們對起義工人威逼利誘，繳了起義工人的槍械，而失去武器導致的直接後果也非常慘烈——右派開始大規模屠殺手無寸鐵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
這次反革命使無數共產黨員及革命群眾被屠殺，單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便已達到三十餘萬人，在白色恐怖的壓抑下，黨內有許多心性不定的投機分子轉投國民黨，暴露內線，對黨內造成了極大危害，使得大部分工作只能在地下進行，而受此挫折後，共產黨員人數銳減至一萬餘人。
痛定思痛，受到因為缺少武力遭受損失後，剩下的人們終於決定出一條真理：儘管槍並不能將一切危險扼殺，但沒有槍是萬萬不行的。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緊急召開八七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論斷，這條論斷是歷史性的，它表明了武裝反抗的可行性，在革命處於危機時期時為黨和人民指出了方向。
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說：“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而我們現在仍然沒有堅定的概念。”
羅亦農也認為毛澤東說的完全正確：“過去黨不注意奪取政權的武裝，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廢，這是非常錯誤的。”而會議透過的決議案要點也非常簡單：“注意於武裝工人及其暴動巷戰等軍事訓練，即可準備響應鄉村農民的暴動，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權。”總結下來，歸根結底，有武裝才有反抗，有槍才有底氣。
但“槍桿子裡出政權”也不僅僅意味著面對威脅便要起義武裝，這個論斷裡的“槍”，還有可能指的是實物和溝通的橋樑。
在1927年秋收起義後，毛澤東聽聞寧崗地區有一支農民武裝，即袁文才部，便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前往寧崗地區的三灣村，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袁文才起先並不認可毛澤東在農村開闢根據地的主張，認為部隊上山可能威脅他的安全，便派出龍超清等三人作為代表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則對龍等三人耐心解釋這兩支隊伍如果實行合作，可以更好地增強革命的武裝力量，部隊上山是為求合作而來，並不是想要威脅袁文才部，並在見面結束後，送給三人一人一支槍，經過一段時間的書信溝通交流，袁文才終於同意見面。
見面後，毛澤東的大將風範令袁文才十分欽佩，也十分認同他在軍事上的主張，臨別時毛澤東決定送予袁文才部一百支槍，這個舉動也令袁文才大為感動，不僅當即送出1000銀元作為回禮，還將自己的好友，另一支武裝的王佐也介紹給了毛澤東。
這個“贈槍”行為不僅鞏固了毛澤東與袁文才、王佐的友誼，也使得黨出現新的無產階級革命力量，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此後順利建立起來。
槍與上將與毛澤東
在1955年被授上將軍銜的陳伯鈞卻在1928年的時候因槍差點丟了性命，而在所有人都同意殺掉陳伯鈞的時候，毛澤東卻選擇了維護他。
陳伯鈞是開國上將，也是跟隨毛澤東秋收起義的元老之一，在1928年時，陳伯鈞在紅四軍任職黨支部書記。雖然身為軍官，但陳伯鈞作戰勇猛，和戰士一起衝在最前線，在戰鬥結束的時候，陳伯鈞繳獲了一支手槍。
這槍倒不是什麼精緻的手槍或者嶄新的手槍，而是鏽跡斑斑，連槍栓都拉不動，但即便如此破舊，陳伯鈞還是捨不得丟掉它，而是放在懷裡小心翼翼的擦拭槍身的鏽跡。紅四軍的教導隊長，也是陳伯鈞的老鄉兼好友呂赤看見陳伯鈞如此愛惜這支手槍，也開玩笑似地對陳伯鈞說:“什麼槍啊，我看就是半斤鐵，扔了算了！”
但陳伯鈞還是沒捨得，他把手槍的零件一點點拆開，用煤油上上下下擦了個遍——時間心力果然沒有白費，倒還真讓陳伯鈞鼓搗好了。
陳伯鈞對此頗為高興，在呂赤一日帶隊外出歸來後帶著自己心愛的手槍迎上前去，有些得意又有些獻寶的對呂赤說:“現在我這槍可不是半斤鐵了。”說完，陳伯鈞便拉動槍栓向呂赤展現自己的修復成果，但他萬萬沒有料到的是，槍里居然還有一顆沒褪淨的子彈！
拉動槍栓的瞬間子彈便飛了出去，瞬間命中近在咫尺的呂赤，陳伯鈞面對這種意外一直呆住，緩過神來以後急忙去找衛生員，但一切已經無可挽回，呂赤就這樣白白送了性命。
事情很快便盡人皆知，無論上級還是下級聽到這件事都十分震驚，但因陳伯鈞是誤殺，上級們也一時捏不準對陳伯鈞的處置辦法，只好將陳伯鈞先關押起來，以待日後與眾人商議再行發落。
毛澤東很快也得知此事，他沉思了良久，儘管對於呂赤的死十分惋惜，但也並未對陳伯鈞的處置辦法直接發表意見，而是先找到士兵委員會主任張令彬說：“你們呂隊長被陳伯鈞誤殺了，你看陳伯鈞能不能不殺？”張令彬也沒直接表明自己的意見，而是說：“很多人都要求殺。”
毛澤東便勸他：“如今已死了一個黃埔生，要再殺一個黃埔生，就失去了兩個軍事指揮員。陳伯鈞不是故意傷人，我看還是不殺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開個士兵委員會，講清不殺的道理。”
張令彬認為毛澤東說的有道理，便回到教導隊向隊員轉述了毛澤東的話，隨後而毛澤東召集部隊集合，對戰士們說：“呂赤是個好同志，陳伯鈞也不是壞人，他是跟呂隊長開玩笑，槍走火誤殺了人。他們一個是黃埔軍校出來的，一個是黃埔武漢分校出來的，表現都不錯，軍事上也有一套。這樣的人我們很缺呀！我們能不能只追悼一個人？否則另一個人還不好追悼呢！你們說，我說的對不對？”
雖然毛澤東說的話大家都懂，也都同意，但這也並不是能白白放過陳伯鈞的理由，有人提出了異議:“那難道就能這麼放過陳伯鈞不成？”
毛澤東解釋道:“當然不是。我們不讓他償命，但也不能就這麼算了，呂赤同志的工作以後就由陳伯鈞一個人完成，另外，再罰他一百板子。”這個懲罰大家都表示同意，毛澤東便讓自己的警衛員將陳伯鈞帶進來在眾目睽睽之下打陳伯鈞的板子，隨後將陳伯鈞降職，帶到別的連做副連長。
陳伯鈞對此處罰不吵不鬧心甘情願地接受，一直並肩作戰的親密戰友被自己誤殺，自己心裡也十分悔恨痛苦，只是因大局為重自己才沒有死，而毛澤東本身也並無要體罰之意，只是一來在眾人眼下懲罰是在教育他，二來也能使眾人稍稍平息心中憤怒。
此後，對於有“不殺之恩”的毛澤東陳伯鈞一直心中感激，在戰場上無數次衝鋒陷陣，對新中國的成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因為一把槍，毛澤東與陳伯鈞成了生死之交，這把槍不僅是兩人相交的契機，也代表著毛澤東對這位曾犯過錯的同志的信任。這把槍帶來的事故不僅改變了陳伯鈞的一生，讓他更加作戰勇猛不懼犧牲，報答領袖對自己的恩情，也讓毛澤東獲得了一個對革命忠心耿耿的出色將領。
文人氣質與軍事家
身為一名書法家和詩人，毛澤東在文學方面無疑是非常出色的。他的許多詩篇都膾炙人口，留下的墨寶也令人讚歎。單純在文學方面來談，毛澤東身上的文人氣息無疑是非常濃厚。任何時期的毛澤東，都是筆不離手的。
《七律·長征》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沁園春·雪》的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沁園春·長沙》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這些大氣蓬勃的句子無一不是在說毛澤東開闊的心胸與心界，以一個充滿文人性情的領導者角度去看待戰爭，不僅栩栩如生的描繪了戰時景象，也同樣展現了自己作為軍事家時指揮若定、處變不驚的指揮態度。雖然詩文多是寫景寫事，讚美人的詩篇極少，讚美將領的更少，但也都極其爽朗明快朗朗上口，“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頓時，彭德懷的大將軍形象躍然紙上。
文人氣息濃厚的毛澤東一生皆書不離手，而書對於毛澤東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善於從書中吸取知識，也將這些知識運用到生活裡，指揮戰鬥時無往不利，人際交往時也令對方感嘆敬佩他的氣魄與胸襟。
曾與毛澤東有過交往的尼克松在《領袖們》一書中寫到，毛澤東性情漫無拘束，常常龍飛鳳舞信筆成書，但也同時認為：“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鬥到最後一息的戰士。”
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的氣質與槍是不搭的，這大概可能是毛澤東不愛用槍的原因之一，畢竟無論在誰看來，戰士與文人都是格格不入的兩個極端。但同時，無數人的評價和留下的資料和影視上，都說明了這兩個看似無法融入的標籤完美結合在毛澤東的身上。畢竟，以一個軍事家的角度來說，“槍”也具有十足的象徵意義，代表著武裝也代表著戰士。儘管毛澤東極少配槍，但在任何人眼裡，“槍”與毛澤東都是密不可分的。
與槍的故事
在1949年北平剛剛解放時，社會並不安穩，治安也不穩定，首長們的安全也無法得到保障。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中央在深思熟慮後決定給每一位領導都發了持槍證。
毛澤東也不例外，他的持槍證是甲字第一號，上面寫著：“本區門衛，檢驗放行。機密證件，隨身攜帶，如有遺失，絕不補發。”但是，上面的槍號、槍證等表示配槍型號的欄目全是空白的，這是什麼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毛澤東並不喜歡配槍。
早在井岡山時期，林彪的下屬曾經繳獲了一支白銀製作的做工精緻的袖珍手槍，下屬便將它上交給了林彪，林彪見了這支手槍後十分喜歡，時常放在手裡把玩，但考慮到毛澤東身邊並無配槍，便將它再次送給了毛澤東。
但毛澤東對這支精緻手槍看都不看一眼，直接將它丟在了地上:“我不需要，當我用槍時，紅軍就完蛋了。”
這句話的意思並不僅僅是作為一個謀略方面的帥才，毛澤東並不需要它為自己多增加武力，也是對自己身邊的警衛和戰士有百分百的信任，認為他們一定會守護好自己的安全。他信任自己的人民，也信任自己計程車兵，這份將身家安全全部交由他人的膽識與氣魄實在令人欽佩，而也正是這份信任，讓毛澤東認為自己不需要配槍，所以，即便後來有了“持槍證”，毛澤東也依然沒有配槍。
而唯一可以說真正佩戴過的手槍是在長征時期的，長征時一方面有敵軍追擊，一方面長征漫長，不配槍很難保證自己安全，毛澤東便佩戴了一支手槍，但在到達吳起後，1935年10月21日，便把這支手槍連同剩餘的40發子彈送給了當時吳起游擊隊隊長張明科。
還有一支手槍雖未佩戴但與毛澤東來說意義深遠，這支便是1964年卡斯特羅在中國駐古巴首任大使申健回國時，委託他轉交給毛澤東的一把美國M1911A1式手槍。
這支手槍上面用西班牙語刻著毛澤東的名字，而它的來歷也很特殊。卡斯特羅建立新的政權後一直不穩定，有許多敵人仍對這個新生政權虎視眈眈。古巴流亡者們得到了美國的幫助後決定顛覆政權，卻被反擊的古巴民眾擊敗，因此繳獲了大批的美式武器，這支美國M1911A1式手槍正是在這裡得到的。
這支代表著反抗與勝利的武器有著重要的意義，毛澤東收到後便將它移交給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收藏。
但很少用槍的毛澤東卻有一張持槍瞄準的照片。
這張照片拍攝於1964年，彼時正是全軍大比武的時期。郭興福訓練法在軍隊全員普及後，中央軍委批准了一場軍事盛世——“百日輝煌”，即全軍訓練大比武。
毛澤東對這場表演十分感興趣，也得知有許多老將軍和領導在很早以前便去看了這場軍事表演，便批覆說:“此等好事，能不能讓我也看看”，便在6月16日下午與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一同出席參觀了這場軍事表演，在看了濟南軍區戰士宋世哲在四十秒內射出四十發子彈，全部命中鋼靶的“神槍手”表演之後毛澤東十分興奮：“把神槍手用的槍拿過來，沾一沾喜氣。”
隨後，他仔細察看了宋世哲用的步槍，並舉槍做瞄準動作，而這個動作被隨行的攝影師記錄下來，成了我們能看見的唯一一張毛主席舉槍的照片。
儘管身為一個謀略方面的軍事帥才，毛澤東很少配槍，但槍卻在他的生命中有著深遠的意義。“槍”對於他來說，已經遠遠不是能夠守護安全的武器，更多的是象徵一種符號。他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一生都在為了解放事業和人民的幸福而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