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中曹操的形象 網路圖片）
【文化的江山】
李冬君/文
從清議到清談
清議，是以個體人格談政治，表達儒林正義和經學宗旨。清談，則是對個體人格作反思，從國家觀念回到自我意識，不以經學為歸依，而以玄學為旨趣，所以在五經之外，又立三玄——《老子》、《莊子》和《周易》。
漢末，王朝在瓦解，個體無所依，當然也就沒了束縛，但人心要有安頓。於是，自我意識便覺醒了，從周孔之教裡跑出來，跑到莊子那裡，以自然的方式追求自由意義。這一跑，就從清議跑向清談，從漢末跑到魏晉了，中間有個過渡階段，就在這個階段裡，清議未歇，清談方興，道德英雄主義一而再地受挫於東漢以來的黨錮之禍，致使高尚不舉，而卑鄙流行，當“高尚成為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作為卑鄙者的通行證”時，君子已難容於世，英雄也轉化為小人了，君子英雄主義式微，小人英雄主義興起，代表人物是曹操。
陳寅恪說《世說新語》是“清談全集”，其中三十六門，沒有一門是談玄的，都是些片言隻語的薈萃，收集了靈光一閃的行思，要能出人意表，還要發人深思，或多或少，都有那麼一點玄味，使言行流彩溢翠，就如同燒菜，要放些許味精，令人回味。
因此，清談沒有長篇大論的玄思，也沒有你來我往的思辨，連自言自語的問答都放棄了，但要有味道，能同時啟迪人的心靈和眼球，相似的言行，我們在戰國時期齊人的隱語中見過，諸如“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之類語式，就被《世說新語》裝進了新的歷史內容，因此，對清談語式探源，可上溯齊人隱語，但這只是清談語式的來源之一，最正宗的來源，當然就是《莊子》，《莊子》中的莊子與惠施之辨，就是最高級別的清談。
清談以審美優先
《世說新語》裡，有多處提到曹操，將他作為小人英雄主義代表。《識鑑》門中，說曹操年少時，太尉喬玄賞識他，對他說：天下就要亂了，群雄虎爭之時，能撥亂反正的人就是你啊！你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據說，喬玄還讓曹操去走許劭的門路，許劭對他的評價跟喬玄差不多，從此，曹操便聞名於世了。這樣的評價裡，已經放棄了對於道德人格的要求，與漢人的清議迥異。《容止》門中，有“魏武將見匈奴使”一節，曹操自以為形像欠佳，不足以服遠國，便請美男來頂替，他自己握刀旁立，接待完畢，派人私下去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魏王高雅，望之非常，然身旁握刀人，才是真英雄啊！曹操聞此言，立即派人追殺匈奴使。他可不能被人看破，能看破他的人，跟他一樣，也是高人，這樣的人，即便為他所用，他也得防著，更何況還是他國之人或他的敵人，所以，他要派人去追殺。
《假譎》門中，有好幾條，其中一條，說曹操年少，性喜遊俠，曾同袁紹一起，窺人新婚，潛入人家中，夜呼“有偷兒賊”，待家人都跑出去捉賊，他們便趁機而入，拔刀劫持新娘，然後逃出，兩人迷路，陷入荊棘叢中，袁紹左右為難，進退不得，曹操卻沒施援手，反而大叫“偷兒在此”，袁紹一聽，大驚，不顧一切地跑出來，才得以倖免。
由此三條，我們可見東漢末年風氣轉變，清議的道德底線，沉底淪陷。
曹操那廝，不以“奸賊”為恥，反以為榮，滔滔君子小人之辨，至此告一段落，管他是君子英雄，還是小人英雄，只要是個英雄就行。對於英雄的評價，可以不問是非，不管對錯，不辨善惡，只用審美標準，不用道德標準，不搞政治掛帥，惟以審美優先。
但審美也有等級，形美不如神美，曹操接見匈奴使者，自以為形美有欠，便找個替身，但他還是那麼英氣逼人，壓倒了俊男的形美，這種帝王氣象的反差，連匈奴使者都下意識的感受到了。對於做賊，也同樣可以不論做賊是好是壞，卻要比做得好與壞，連做賊，都要做出個可供審美的價值，不能像袁紹那樣狼狽，而要像曹操那樣灑脫。
稍有法治觀念，就該知道做賊是犯罪，尤其盜劫新娘，更是罪中之罪。至於曹操本人是否真有其事，已很難說，但就大體而言，似乎就應該是這麼個樣子，拆了名教的籬笆，就把英雄主義的犯罪美學和暴力美學都釋放出來了，作純自然的觀照。
《世說新語》就是這麼做的，它是展示時代風氣的一面旗幟，上面飄揚著“自然”二字。名教當然要分是非、對錯、善惡，而自然卻無此分別，人之所為和人之所欲的一切，都是自然，只要回到自然中去，一切分別，都可以忽略。可曹操還沒有迴歸自然的想法，他那蓬勃的人慾，還表現為“寧我負天下人”的英雄氣概，尚未能以名士風流化解。
亂世魏武揮鞭
人性之悲涼，從魏武揮鞭開始，從挾持新娘的遊俠少年走向“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亂世英雄，在展示一種沖決網羅的權力意志的通史，還有一種充滿率性之美的詩意，當他北征烏桓之時，東臨碣石，觀滄海而放歌，真乃美的歌者，天命戰士。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鍾嶸《詩品》說“曹公古直”，“古直”二字，如參天古木，語甚悲涼。古今王者詩，未有過之者，劉邦天然，漢武率性，都不如曹公古直。
1700年後的某一天，詩人毛澤東也到此一遊，遇大風雨而詠，曰：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島外打魚船，
一片汪洋都不見，
知向誰邊？
往事越千年，
魏武揮鞭，
東臨碣石有遺篇。
蕭瑟秋風今又是，
換了人間。
一比較，就懂得何謂“曹公古直”了。所謂“古”者，以四言詩，為《詩經》體，所謂“直”者，將眼前景，直接取來，當下即是。取景時，由近而遠，由小而大，沒有讓自我意識跑出來排程眼前景，而是退隱到景裡面，任其自發地呈現本色。直到詩尾，他的自我意識，才從遼闊而深邃的靜穆裡詠歎：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我要歌唱啊，多麼幸運，我將承受天命！
只此一聲，便震撼古今。毛澤東猶有餘音，思接千古，自鑄新詞。他從一開始就讓自我意識跑出來說，這就不是“古直”一路了，而走的是宋人豪放派路子，如蘇軾“大江東去”，從頭到尾，都在述說情懷。毛詞也寫景，但他不取眼前景，而是取他要述說的情景，“大雨落幽燕”看似寫景，其實，那是一聲喟嘆，“幽燕”二字，既指出了當下所在，亦述說著古往今來。
“幽燕”，不僅為地名，更是文化中國一部分，在“司馬遷線”上，自有其悲涼的美學意味，加一“落”字，頓生沉鬱，又以“白浪滔天”提起，而具抑揚之姿。毛詞談古今，“往事越千年”，而曰“魏武揮鞭”，以其戰徐州，取黃淮，搞定秦嶺淮河一線；戰官渡，定幽燕，收拾龍門碣石一線……從碣石歸來，魏武快馬加鞭，奔向江南。然而，這一鞭，抽得馬失前蹄，一代英雄曹操在江南失足了。
應了《短歌行》裡的一句詩讖：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其來也，鞭指雲外，何等豪邁！其去也，魂銷江南，倉惶北歸，回到黃河邊。歸來後，曹操給自己封王，將最後一鞭揮向匈奴。匈奴最後的單于——呼廚泉單于，被他召來，留在身邊。而將匈奴之餘，分為五部，每部設一都督，由中央直屬，“單于”從此就被取消，立國約430餘年的匈奴火炬，就這樣，被他徹底熄滅了。
他還想揮鞭——“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可他畢竟老矣——“神龜雖壽，猶有竟時，螣蛇乘霧，終為土灰”。
禪讓是審美政治
曹操將天命的鞭子，傳給了兒子曹丕，兒子接著揮鞭於亂世，但沒有揮向江南岸，而是揮向“建安”。“建安”，是漢獻帝年號，就在他死去的那一年，曹丕終於篡了漢。
篡漢而立，名曰“禪讓”，“禪讓”的邏輯在哪裡？曹丕想起了洛陽太學，太學是出邏輯文案的最佳人選。可惜，董卓之亂後，太學被一把戰火，連同整個洛陽城一起毀了，大雅不作，國運沉淪，百廢待舉，維此為大，他要重啟洛陽太學，先把文化中國立定。於是，曹帝開始清理太學廢墟，補石碑之缺，備博士員，招收弟子。
曹操出身於太學生，參加過當年的太學生運動，可他為什麼沒來複興太學，反而要等到兒子曹丕來做這件事呢？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他的威權出自天子授予，無須為自己建立正當性，而曹丕做了皇帝，就不能不考慮正當性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回到文化中國去，復興太學，樹立文化中國的標誌。
那時，魏、蜀、吳三國分爭，王朝解體，但中國還在，作為三國的一個共同基礎，仍然具有統一性，那統一意識，就來源於文化中國，而其標誌曾為洛陽太學。所以，復興太學，不光是獲得邏輯的正當性，還是確立國家正統性的手段，在實現國家統一的戰爭中，要從政治上搶得先手，佔據主導地位。曹丕，原本就是建安文學中人，素有文化中國的抱負，他開口堯、舜，閉口舜、堯，意在以堯、舜之道，採取禪讓的方式，本著文化中國的依據，讓代表道統的太學來宣佈他的正當性。
在曹丕之前，王莽禪讓過一次，搞了個新朝，很快就失敗了。跟王莽相比，他算得上一位成功者。他的成功，還刺激了司馬氏家族，曹丕以禪讓對付漢室，司馬氏就用來對付曹家，堯舜之道似乎比湯武革命好用得多。禪讓之後，又來擴充太學，天下響應，地域之廣，“東越於海，西及流沙”，人數之多，應召而來者，“萬有餘人”。
不以制度來確立禪讓的正當性，卻以禪讓的方式來獲得合法性，讓世襲制穿著禪讓的外衣出場，這也許就是禪讓的異化吧。曹魏政權，禪讓於漢，可沒過多久，就被司馬炎禪讓了，西晉代曹魏，建立了統一王朝，為了防止被他人禪讓，晉武帝分封了許多王，結果呢？武帝一死，就起了八王之亂，接著，便是五胡亂華，很快，西晉就亡了。
建安風骨的異化
正是在異化中，英雄主義的建安風骨轉化為名士風流的魏晉風度。“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那個時期，都是曹操在主導。在政權建設上，曹操搞了個與儒家名教無關的實用主義的刑名政治，使政治少不了血性，又充滿了血腥，在文化建設上，則搞了個建安文學。
曹操本人雖是一代文豪，有些詩篇傳世，但他留下的文章卻不多，影響大的有《自明本志令》和《求才令》，前者，為他自己辯解，其中提到，這天下，若無他，還不知有多少人要稱帝呢！所以，治國平天下，還得靠他。後者，有三篇，即求才三令。
第一令，即“唯才是舉”令，他說，能與賢人君子共治天下，那當然是幸事，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求者惟才，“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第二令，他強調了“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而亂世則以進取優先，為此，他還舉了陳平、蘇秦兩個例子，說陳平行為不端，卻能定漢業，蘇秦不守信用，但能助弱燕，求才不分君子小人，有用就行，使“士無遺滯，官無廢業”。
第三令，他列舉了歷史上許多“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但都“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者，指出：求才，哪怕“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就行。
求才三令，雖未否定君子，但已將君子束之高閣，放了小人出來大行其道，不管有德無德，只問有才無才。不過，小人也要有英雄成色，要能治國用兵，替他打天下。其實，對照曹操本人，他就是《求才令》的一個樣本，他以自我為標誌，為一個時代制定了人才標準，他要超越君子小人之辨，開闢出一個屬於自己的英雄時代。
但那樣一個時代的興起，卻非他一人之力。在他之前，已有王充《問孔》、《刺孟》，作了他的思想解放的先驅，《論衡》裡，更有一篇《自敘》，早已發了“不仁不孝”的先聲。不過，王充只是個思想者，充其量也只能影響其讀者。可曹操就不同了，他以政令的方式，將“不仁不孝”釋出出來，並宣告天下，敢如此宣言者，惟曹操為餘一人。
可那個時代，卻隨著他的逝去，而逐漸消失了。當他的兒子曹丕，從他的接班人，一步步邁向帝位時，他必須盯著上家防下家。上家是誰？當然是漢獻帝，他得盯著。下家呢？便是他的弟弟曹植，他也得防著。在這樣的盯防格局裡，英雄難免氣短，損了馳騁的馬蹄，折了奮飛的鷹翅。
《白馬篇》，是曹植追隨父親征戰的戰記，是英雄時代的詩性標誌，那英雄氣概中，洋溢著一個美少年的青春氣息：“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那遊俠少年，已脫了綠林刀客的習氣和江湖浪子的率意，他一出場，就是一名馳騁疆場的國士，“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就像當年霍去病那樣，戰如電掣，徵似風馳。
可就是這樣一位“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美的戰士，在曹丕兄治下，寫出了絕望的《七步詩》，《世說新語·文學》裡，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說曹丕要曹植七步作詩，且以刑法督之，曹植應聲為詩：“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當年白馬遊俠兒，詩酒風流美少年，竟衰落至此，那不僅是英雄在凋零，更是一個時代在落幕，阮籍喟然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那時，歐亞帝國俱往矣，絲路上，羅馬、安息、貴霜、漢朝四大帝國相繼衰亡。然而，漢朝亡了，中國未亡，王朝中國解體了，文化中國生機依然，四國中，惟有中國還在，這就如同當年四大文明古國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都已消亡，而中國還在一樣。文化中國有著很大的迴旋餘地，它不會隨著一代王朝和一個國家的消亡而消亡，歷史進入三國時期，但中國依然統一，那是在文化中國基礎上的統一，顯示著統一性的歷史大趨勢。
亂世英雄美學，在歷史的統一性中得到充分表達。曹操以官渡之戰，統一華北和中原，又以赤壁之戰，敗退江南。一進一退，一勝一敗，都別具英雄情懷，都是對歷史統一性的表白。兒子曹丕，終結了老父的英雄情懷，他的戰場轉向了宮廷。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