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練習寫作已有20多年了，多為記錄現當代文化名人的生存狀況和瑣雜事務，記錄的人大概有百位之多。我養成一個習慣，稿件殺青後，必定寄給傳主審正，如傳主已逝，也要輾轉託請，尋覓傳主後人或親屬，請他們幫忙審讀，糾正文稿中的錯訛，免得引起不必要的尷尬和麻煩。
我人脈頗廣，圈內的師友都樂於援手。諸如為寫同盟會章程起草人馬君武，我從北京找到上海，最後在廣西找到他的侄孫女馬桂芬；寫翁文灝，我由北京他的侄孫女再找到他在上海的小兒子翁心鈞；寫葉公超，為求證其因毛公鼎入獄事，我在美國找到見證人、時為教育部次長的顧毓琇；以及找到張元濟、趙元任、蘇雪林、陳西瀅、成舍我、李濟、潘光旦和劉文典等的後人，審讀文稿。在得到他們的認可後，我方敢外投，因此我和傳主或其親屬合作愉快。
唯對我的文稿持異議者，聶華苓先生也。我曾寫過一篇關於她人生飄零的《聶華苓的情愛畫廊》，她讀後認為“錯誤百出”，建議我“不要發表”。我雖不全苟同，但立馬錶示“遵命”。後我另闢蹊徑寫了篇《聶華苓印象》，她讀後感覺不錯，認為“貨真價實”，俯允發表。若干年後臺灣出版《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聶華苓卷），她還特地請編者把“印象”收入書中。2001年，聶華苓來寧，蘇童請她吃飯，問她還想請誰作陪，她說：“把張昌華叫上。”大家相互尊重，儘管有“小不快”的插曲，但不傷和氣，我與聶華苓先生的友誼一直維繫至今。
聶華苓
八十在望。我真正成為“坐家”了。在坐以待“幣”的時日，閒得無聊，我把那些塞在櫃中先賢師友們審定過的文稿梳理一番，裝訂成厚厚的四大冊，藏在篋中。今適中秋，懷人的良辰。我開啟一看，滿目琳琅。百位師友的手澤，星散在千葉稿箋的天頭地間，有的紙張已泛黃發脆，有的字跡已褪色或洇漶，但仍賞心悅目，墨香襲人；輕輕撫之，彷彿有他們的手溫；細細讀之，猶見他們的音容笑貌。
我今日舞文弄墨的文字，都是在前賢師友們呵護中成長的。在這豐饒廣袤的文字田園裡，我是如沐春風的拾穗者。從他們對文稿的批註或潤飾的字裡行間，可見其各自的真性情：或襟懷坦蕩，或率直或謙恭，或謹嚴或幽默。現擷取一二，與讀者分享。
範用
1997年，範用到南京拜訪陳白塵夫人金玲女士，我全程陪同。範公對前賢的尊崇，對其未亡人的關愛，令我感動，遂寫了篇《範用懷舊》，稿畢寄範公審讀。
範用改稿
我在介紹範用其人時，寫了一句他是“一位備受讀書人崇敬的出版家”。範用讀後用紅筆將“備受”和“崇敬”刪去，改成為“一位讀書人熟知的出版家”。他另用鉛筆在一旁批註：“崇敬，小子何人？”讀到此，“小尺碼”（先生自語）的範用的形象在我眼前瞬間高大起來。先生嚴謹，我細覽改稿，他批註、增、刪時用紅、黑、土黃三色圓珠筆另加鉛筆四色，足見其認真，還在稿端特別叮囑一句：“改後請印一份寄我。”
楊憲益
我寫《名士風流，豈止詩酒——楊憲益的百年流水》時，先生已93歲了，不便看稿，讓外甥女趙蘅逐字逐句讀給他聽，需改處，他便叫停。
文中有一節寫1949年國民黨退臺前夕，楊的上司杭立武勸楊隨他去臺，楊婉拒。楊憲益聽趙蘅讀到此處叫停，對趙蘅說，此事他已記不清了，建議刪去。這話我是加引號的，儘管我找到了出處，核對原文無誤，為尊重傳主意見，還是將之刪去。先生是大家關注的人物，我豈敢馬虎。文章改後，我將列印稿呈請楊憲益妹妹楊苡先生過目。楊苡說：“我哥說，文章開頭兩句順口溜‘生不願當萬戶侯，但願一識楊泗州（憲益）’（引自鄒霆著《永遠的永索——楊憲益傳》）有誇大之嫌，不實，刪去。”
梁文茜
梁文茜者，梁實秋先生女公子也。我為實秋先生編過四卷本散文選，一度與文茜過從甚密，曾多次聽她講其父的故事。她說父親最大的特點是好吃，他的一百多篇談吃的散文，都是“吃”出來的。當然，也談到梁先生與魯迅。2005年，我寫了篇《梁文茜談父親梁實秋》，文末有一段專寫梁實秋對魯迅的看法。從文茜返回的改稿看，她本來是認同的，在這一段動了四處；後不知她作何想，又用墨筆重重地將這段叉掉了。我想這一段確實有趣，似無不宜之處，斗膽將其補述於此：
“我有點不懷好意”，想請文茜談談他父親對魯迅的看法。
文茜笑著說：“我父親幽默，他說他沾了魯迅的光，是魯迅對他的批判幫他出了名。實際上他從不喜歡人家拿當年魯迅與他的關係說事。”文茜接著又意味深長地說：“時代在前進，如果我父親和魯迅都活著，父親從臺灣回北京探親，魯迅說不定也會請他吃飯。”我說世道在變，也許真會發生喜劇的。文茜說，肯定。她做了一個詭譎的笑容後說：“有張照片，一時找不著，下次你來我找給你看。”
“什麼照片？”我問。
“我父親與魯迅孫子周令飛同桌吃飯乾杯的照片。”
梁文茜
施士元
施先生是居里夫人的學生，“東方居里夫人”吳健雄的老師。他家是教育之家、科技之家，人才輩出之家。第二代、第三代中博士、博士後、博導、院士有七八位之多。
施士元
採訪施先生後，我寫了篇《施士元和他的教育之家》。彼時施先生已93歲高齡，患有嚴重的類風溼，手指變形，不能寫字。審訂改稿由其小女施蘊中教授遵其囑代行。施老對文中提到的人名、數字等作了核實，特別對行文中的一些修飾語，以及我從其他史料中轉引而來的對他稍加揄揚的文字全部刪去，同時將我轉述的文字，通通恢復為他的原話，變得更加嚴謹平實。施蘊中告訴我，她父親對自己平生的業績不喜歡做任何誇飾。
王世襄
我無緣為世襄先生編書，但與其過從一度甚密。因我們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先生是文物鑑賞家、民俗家、書畫家和美食家，自謙“雜家”。
王世襄
因先生涉獵的一些領域，我的知識盲點太多，筆力不逮，便偷懶走捷徑，簡化為“圖說”，冠題《唯王獨尊——圖說王世襄》，先生讀後將稿退我，我瀏覽後，感愧交併。愧的是太粗疏，令我無地自容的是竟將先生老師的大名“劉盼遂”寫成“劉盼遞”，實在大不恭。先生只作更正，未作批評。令我感動的是，他改得特別認真，“聽蟲”一小段竟然重寫。最令我感慨的是先生的謙恭，把寫他時稍有色彩的“諛詞”，統改為平實的陳述。1946年，他受命赴日本追回被日本劫掠的善本書，我寫“他是故宮職員裡外語最棒的一位”，他易為“在語言上沒有障礙的一位”。刪去“唯王獨尊”這一標題後，又用紅筆重重地劃去，另寫“此題不可用！”還在這五個字下面加上著重號。附信雲：“大函及文稿收到，揄揚過甚，慚愧惶恐，題目尤為不可，請勿用。”“尊文流暢而有文采，只一些不盡符合事實的地方略作修改。”先生隨和謙恭，質樸得真像一尊陶俑。文章發表後，《新華文摘》適時轉載，他還高興地來信告訴我，自己跑到書店去買了一冊作紀念。後來我請他為我寫幾個字嘉勉後學，他信手寫道：“編者往往比作者更為重要。”
王世襄改稿
文壇前輩的寬容、自謙，也盡顯在諸多審改稿中。
我寫《物理女皇吳健雄》一文，是託顧毓琇先生代將文稿轉給袁家騮先生的。文中我寫了吳健雄青年時期的幾位男友，這純屬隱私。我憂心袁先生見之不悅，沒料到家騮先生熱情來信表示：“您所述她的事籍（跡），基本是不錯的，無須更改。”還雲：“謝謝您的美意，使我非常感謝。”
袁家騮致本文作者信
我寫《曲人張充和曲事》時，文中有一句：“令張充和感到欣慰的是，其中有四個師從她學崑曲的美國高足，在促成崑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一事上，立下汗馬功勞。”充和在稿面將其勾出，旁批：“並非我個人汗馬功勞，要鄭（慎）重”幾個大字。
張充和
我寫《夏志清的人文情懷》，夏公在稿端批註，潤飾甚多，不下500字，圍著列印稿橫寫，豎寫，繞著圈子寫，簡直天馬行空，僅此可獨立成篇，此處不贅。
夏志清
斯人已去，古風猶存。
來源：上觀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