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燕山以北、醫巫閭山以西、七老圖山以東的西拉木倫河兩岸、遼河上游一帶及大小淩河流域，習慣上被稱為遼西地區，這裡的居民使用筒形陶罐。燕山以南地區居住的是使用陶盂、陶支座組合炊具或使用陶鼎的居民。而在黃河中游地區則分佈著使用小口尖底瓶的居民。他們分別屬於遠古中國北方三個最重要的族群集團，從距今6500年前後開始“你來我往”，不斷碰撞、融合，在遼西地區演繹了千餘年此起彼伏的歷史故事，也成就了距今5200年前後紅山文明的誕生。
遼西地區的多族群碰撞
遼西地區最早的考古學文化是查海—興隆窪文化，其勢力最強時曾經越過燕山，到達燕南地區。距今7200年前後，受燕南磁山文化北進的影響，查海—興隆窪文化前沿演變成為趙寶溝文化，而餘部則保留在西拉木倫河以北地區，並於稍後演變成富河文化，在下遼河流域有一支與它們有著親緣關係的考古學文化，叫新樂下層文化。
興隆窪遺址出土玉玦（上）、牛河梁遺址出土雙人首三孔玉梳背飾（中）、牛河梁遺址出土雙勾形勾雲形玉佩（下） 葉一念/供圖
大約距今6500年前後，燕南地區起源於太行山東麓地區的後岡一期文化迅速強大起來，並開始逆桑乾河而上，沒有受到什麼抵抗就進入了晉北、晉中和內蒙古的中南部。另一支則越過燕山，驅趕並佔領了趙寶溝文化居民的生存空間，導致後者退居到西拉木倫河以北。隔河而居的原住民和後岡移民製陶工藝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雙方因素的相似的器物群。這就是考古學上的紅山文化。
在建平馬鞍橋山、朝陽小東山遺址，可以捕捉到強勢的後岡移民文化對弱勢的趙寶溝文化群體的排他性驅趕的資訊。馬鞍橋山遺址位於遼寧省朝陽市建平縣太平莊鎮石臺溝村西南。在出土有趙寶溝文化特徵陶器的房址內，我們發現有二次撿骨葬的人骨被有意放置在房址內的非正常的處理方式。這類房址與聚落中其他紅山人的房址同在一個遺址內。
小東山遺址位於遼寧省朝陽市朝陽縣柳城鎮腰而營子村。其中，東側一排方形房址中出土的陶器器型與紋飾特徵，都與西寨遺址趙寶溝文化陶器同類器相近。F5中出土的陶器表面刻劃圖案與趙寶溝文化動物紋淵源關係明確，與該遺址西側的紅山文化村落出土器物群區別明顯。結合西拉木倫河北岸採用的是泥圈套接法，南岸是後岡一期文化傳統的泥條盤築法，證明上述遺址應當是相同地點的後岡人驅趕和取代了趙寶溝人的實物反映，而非合二為一的融合。
進入距今6000年前後，黃河中游地區的文化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小口尖底瓶、彩陶魚紋為典型特徵的半坡文化進入了它的晚期階段“史家期”。這時，半坡文化分佈地域不斷擴大，尤其是向西進入渭河上游，向北進入河套地區，對數百年前即來到這裡生活的後岡一期文化居民形成驅趕之勢，在內蒙古中南部形成了白泥窯子文化。
不久後，在晉南地區悄然興起的西陰文化也開始向西向東向南擴張，同時也向北挺進。從晉北和冀北發現的西陰文化遺存看，當地後岡後裔的抵抗是不容小覷的。如山西大同馬家小村遺址發現了西陰文化特有的五邊形房子，但小口尖底瓶、褐色彩陶等多見，而西陰文化常見的陶釜、陶灶和典型的彩陶盆、缽等少見或不見。河北張家口的發現也大同小異。
紅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上述文化格局的變化，對於距今6000年前後至5500年間的紅山文化而言，引發了前後兩個不同階段。
紅山文化玉龍 葉一念/供圖
第一個階段，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陰文化的先後北向擴張，結果都是後岡一期文化的居民被驅趕著節節敗退。由於燕南地區逐漸被西陰文化佔領，所以他們最好的後撤去處只有遼西地區。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陰文化的因素在紅山文化中的出現，首先是攜帶著上述因素的後岡系居民帶入遼西的，所以此時這種因素與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陰文化的原型總是表現為似是而非。
從西拉木倫河兩側兩種不同的製陶工藝仍然穩定地存在這一點來看，遼西地區後岡移民與原住民隔河而居的佈局並未發生根本變化。二者在物質上共同接受來自黃河中游文化元素影響的同時，兩岸族群在精神方面的認同表現得十分明顯，且似乎以原住民佔上風。比如，後岡移民採納了原住民墓葬形式——積石冢和以玉隨葬；後岡移民不僅接受了崇龍習俗，並創造出了彩陶龍形象；歷史悠久的女神崇拜，也同樣被後岡移民所接受。
第二階段相當於黃河中游的西陰文化晚期。這時，在半坡系統的白泥窯子文化和紅山文化之間，顯然已經沒有了後岡系後裔的阻隔，紅山文化中的半坡系元素那種若隱若現、似是而非的表現形式變得真實明朗起來。比如，此前紅山文化的勾叉紋等彩陶只在史家期半坡文化中可找到淵源，但卻是在後者原紋樣基礎上的變形，基本看不到直接傳播的圖案。而此時，無論是器型還是對角三角形、重疊四邊形彩陶紋飾都與半坡系一樣。
這一階段包括牛河梁遺址“女神廟”在內的遺蹟中出土的圜底盆、圜底碗、大口罐等，尤其是彩陶圖案，與白泥窯子文化中同類元素的淵源關係一目瞭然。而西陰文化的因素雖然也存在於紅山文化中，但顯然沒有白泥窯子文化的影響更為強烈，當時風靡整個北方地區的西陰文化花形彩陶在紅山文化中幾乎沒有。可見，西陰文化與紅山文化的交融至少在燕山以南是不甚順暢的。但西陰文化進入燕南之後，阻斷了後岡移民與其母族群的聯絡，使其失去了強有力的依靠，最終後者失去了在遼西延續了近千年的強勢地位，遼西原住民族群終於收回了他們在西拉木倫河以南的家園。此時，紅山文化也進入到了晚期。
新秩序的產生與紅山文明起源
距今5500年前後，後岡系後裔與遼西原住民經過近千年的共處與磨合而形成的平衡終於被打破，具有原住民風格的遺存在西拉木倫河以南出現了。在牛河梁遺址該時段的遺存中，我們看到了在之前的紅山文化後岡移民遺存中始終不見的泥圈套接成型的陶器，說明原住民又重新迴歸西拉木倫河以南的故地了。而此時所謂的“原住民”，可能包括後岡移民進入遼西前這裡就存在的趙寶溝文化、富河文化以及新樂下層文化等文化的後裔。他們雖然均出自興隆窪文化這個祖源，但經過長久演化，他們之間的親緣關係恐怕也僅存為一些遙遠的口口相傳的記憶了。
隨著後岡移民強勢的喪失，西拉木倫河以南資源相對優越的土地面臨再分配，人群需要找到共同的基礎、共同的利益以達成新的平衡。此時的牛河梁出現了女神廟這樣大型豪華的祭祀性建築應當不是偶然，而是紅山人追溯共同祖先、尋求建立新秩序的基礎與途徑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牛河梁，可以說，自女神廟階段起，這裡應當就成為該文化的宗教聖地了。
在接下來的二三百年間，黃河流域的西陰文化分解了，整個北方地區都進入了一個資源重新整合與分配的階段。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形象各異的人像中，既有高額大眼突顴骨或凹眼高鼻的外域人形象，也有彎眉細眼小嘴或寬額寬鼻厚唇的中國人形象，可見此時遼西地區人群的碰撞應當也進入了新的高峰期。所以，面對新老移民和已經分化的原住民構成的錯綜複雜的族群關係，探尋共處、共生、互補、有序的道路和模式，始終是紅山文明誕生的最重要的背景，迫切需要高於血緣基礎的氏族制度的公共權力的出現。通觀文明形成前後的紅山社會，具有以下六個特徵。
牛河梁遺址16地點出土玉人 葉一念/供圖
第一，紅山人財富集中不明顯。牛河梁遺址第四期紅山文化墓葬中的隨葬品都是玉器，且數量有限，隨葬品最豐富的墓葬未必是中心大墓，同類隨葬品幾乎不在一座墓葬中重複。說明這種具有特殊意義的玉器僅表述墓主人的身份，並不代表財富，財產多少在當時社會中尚未成為區分成員身份等級的標誌物。
第二，墓葬中尚未看出社會對軍事的強烈需求或軍權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在黃河、長江流域代表軍權、王權的鉞在紅山文化中的出土數量不僅有限，且地位明顯低於顯示神權的器類。紅山文化玉（石）鉞總計出土5件，即便鉞在當時可能表述墓主人有軍事指揮能力和權力，但在社會中的地位也並不突出。
第三，同一支考古學文化的居民透過宗教知識等體系，已基本形成了族群相近的信仰和價值觀。不同族群不斷碰撞並引發的持續上千年的文化認同，已使基本處於同一生態位的人們從對單純生活領域中器具、圖案的認同，上升到精神上信仰上的漸趨一致。龍崇拜及其形象趨於定型化取代了多種原型動物崇拜，女性崇拜從豐產巫術道具到成為共同的祖神，積石冢的墓葬形式以及筒形器的祭祀形式，都漸次成為整個紅山文化不同區域、不同人群的共識。
第四，最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為宗教權力所控制。玉器製作是玉石製造業中工序最為複雜、專業化程度最高的，在牛河梁和半拉山等遺址中均見有隨葬玉料、半成品或加工下腳料的墓葬，而在普通聚落內不見，說明玉料和玉器生產技術可能都被具有一定宗教權力的人所控制。
第五，已經形成了一定的以玉表述的等級模式，有隨葬鐲環類佩飾、隨葬鐲環與動物形玉或複雜造型玉佩兩類玉器、隨葬鐲環與動物形玉及複雜造型玉佩三類玉器的不同玉器組合方式，並與墓葬形制、規模及位置形成一定的對應關係，說明禮器制度開始形成了。
第六，從對紅山文化的區域性調查可知，該文化遺址存在兩個特點，一個是聚落或聚落群與祭壇或積石冢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另一個是宗教性建築址存在等級區分，在興隆溝遺址、草帽山遺址、東山嘴遺址、牛河梁遺址，我們可以看到分屬於聚落、聚落群、超級聚落群和核心區不同層級的宗教祭祀遺址。
凡上說明，紅山社會中世俗的等級權力是由與宗教相關的體系來表述的，儘管不夠成熟，但在紅山文化廣闊的分佈區內，其玉器形制上保持了高度的規範化，應當是有規則制約的，應當是紅山人透過宗教權力實現世俗統治的反映。這種在紅山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超越了單一族群血緣氏族社會的公共權力，正是早期國家已經出現的表現。《國語·楚語下》記載，楚昭王問觀射父“重黎實使天地不通”是怎麼回事。透過觀射父的回答，我們知道，宗教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自“民神雜糅”“家為巫史”向“絕地天通”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是以“九黎亂德”作為背景的。史書記載，九黎是中國上古傳說中的一個族群，出自東夷集團，遼西紅山文明及其社會背景與這一記載是一致的。
從後岡系移民以帶有排他性的形式進入遼西地區，到半坡系和西陰系對紅山文化的不斷衝擊，族群碰撞和文化融合始終是紅山文化發展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紅山人從物質層面的融合發展到精神層面的認同，不僅體現了古人的智慧和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和平、求同、共生的民族精神追求，而且開創了有別於黃河、長江流域“在祀與戎”文明化模式的紅山文化文明化模式——“絕地天通”，體現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多樣性。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歷史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星德 田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