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
保利藝術研究院、保利藝術博物館編：《弘曆的世界》，編號150，上海書畫出版社，2021年。
「宣德年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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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香港蘇富比，2009年4月8日，編號1671
2.倫敦蘇富比，1985年12月10日，編號195
展覽
保利藝術研究院、保利藝術博物館，「弘曆的世界——乾隆御製詩文稿、蘭亭圖帖緙絲卷暨重要宮廷藝術特展」，北京，2021年04月23日-05月10日
永宣御窯為中國製瓷史上的一個高峰，其中又以宣德御窯最令人稱道，新式器型、釉色迭出，可謂開前世未有之奇，展現出卓越的創造力，對後世影響深遠，明謝肇淛《五雜俎》載：「惟宣窯款制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價幾與宋器埒矣」，又見田藝衡《留青日札》卷六載「宣窯之貴，今與汝敵…… 今宣窯興而與汝爭價，亦足觀也」，足見宣窯瓷器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本件「明宣德 御製青花永平安頌高足碗」，品質精絕，極為珍貴，是為宣窯至寶。
碗撇口，弧壁，高足中空，通體施釉肥厚，釉色明潤。外壁大幅留白，僅於碗壁中線處以青花書寫藏文「平安頌」經文一週，字型工整雋秀，外壁下部繪仰式蓮瓣紋一週，青花髮色蒼雅淋漓，個別筆畫可見鐵斑沉著，時代特徵鮮明。
經文內容漢文可翻譯為「日平安，夜平安，陽光普照皆平安，日夜永遠平安泰，三寶護佑永平安」，該經文為藏地祈頌平安吉祥的重要經典，各大教派均有唸誦，藏傳佛教信徒認為，「常時行此燒香供施，現世災難消除，究竟證得四身佛位，利益甚大」。亦有譯為：願晝吉祥夜吉祥，晝夜六時恆吉祥，一切時中吉祥者，祈願三寶皆吉祥。
碗心以暗刻技法於雙圈內篆書「宣德年制」四字兩行款識，字型結構嚴謹，筆畫酣暢自然，轉折處渾圓，婉麗飄逸，雍容規度，與尋常所見楷書宣德年款頗為不同，而與見於個別永樂甜白釉的暗刻篆書「永樂年制」款識極為接近，可見本品當燒造於宣德早期。宣德御窯楷書款識出自明初著名書家沈度之手已為學界所公認，文獻亦有記述，如明代焦竑著《玉堂叢話》，其中卷七「巧藝」記述：「度書獨為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必命度書之。」而關於如本品所署之少見的篆書款識，有學者考證其字型亦出自沈度手書，依據在於上海博物館藏有沈度的一方端硯，底部篆書刻款「永樂乙未秋翰林沈度識」，與永樂官窯瓷器年款仔細比較後可發現，二者風格完全一致，故此式年款當由沈度書寫後，再交景德鎮御廠，由工匠們按墨跡移到瓷坯上。景德鎮御窯廠曾出土一例「明宣德 天青釉高足碗」，碗心青花書「宣德年制」篆書款，書法風格與本品一致，亦可為參照。
內壁釉下與外壁書寫經文對應處位置有蘭札體梵文經文一週，因釉層較厚，頗不易覺察，側光方依稀可見，以手撫之，釉面亦十分平整光潤，故內壁文字當是於潔白的胎體上印刻而成，使文字有淺浮雕的效果，施釉後方可顯出字形，同時又使釉面平滑，可謂鬼斧神工之技。
宣德皇帝勤政尚儒，天下太平富裕，並深受其祖父永樂帝崇信佛教之影響。據載，他曾接受密宗灌頂，命藏僧編撰翻譯許多藏密方面的著述和儀軌，並在宮廷內舉辦各種法會。
明初，明朝政府對西藏採取「多封眾建」、「尚用僧眾」的治藏方略，既賜封三大法王（代表西藏三大宗教派別），也賜封五王（管轄地區的行政首領）。宣德皇帝曾大批分封西藏僧人為法王、國師；進京駐錫的藏僧也越來越多，至「宣宗末年，入居京師各寺者最盛」。透過封授數量的「多」，分散各方勢力，削弱各自的力量。這一政策的施行，對明朝西藏地區的長期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朝貢與回賜是朝廷與西藏聯絡的主要紐帶與形式：西藏各派進京朝貢，能獲得豐厚的賞賜，也在尋求皇帝誥封，以證其權力的合法性；明廷將誥封視為中央政府享有西藏主權的標誌，並以三倍於貢物價值的豐厚回賜，拉攏藏族上層人士。有學者認為，明廷對番王慷慨的封官、賞賜，希望借其力量守邊護方，所謂「廣宣佛教，化導群迷，俾爾一方之人，鹹起為善之心，永享太平之福」。
宣宗本人對藏傳佛教之喜好、國家一統之訴求，成就了眾多極具歷史意義、極富藝術表現力的作品：永樂朝始築之重要佛教寺塔，宣德朝延續建造，如南京大報恩寺及其琉璃寶塔，永宣二朝並有施工，終於宣德年間完工；宮廷御用監特設「佛作」並鑄造鎏金佛像，刻銘當朝年款，記載帝王施供，形成了影響深遠的永宣造像風格；其他宮廷器物作坊特為佛教祭典打造所需之織錦、瓷器等各項器物，用於宮內儀式，亦佈施予宮外寺院。
宣窯禮器多以青花瓷取代前朝單色白瓷，如書藏文佛咒者，前朝僅見甜白釉器，宣窯卻有如本品這般以青花作飾之例，甚為珍罕，無疑是北京宮廷為賞賜西藏上層僧侶而特製，抑或用於內廷佛堂供奉。與本品相同的，現知臺北故宮博物院、西藏布達拉宮管理處各珍藏一例；採用類似裝飾紋樣者，散見於海內外重要公私收藏，尤其是藏地重要寺廟中見有此類特殊品種儲存，如收藏於西藏薩迦寺的傳世唯二的兩件宣德五彩器，均書寫長篇藏文經文，也可證此類作品的珍貴特殊。其上所書《吉祥偈》，不僅是修行密宗之法門，亦承載著帝王對政權一統的深深思索與努力踐行，傳誦著蒼生得享太平之福。
明代文獻中此類高足碗或名「鍾」，如正統六年去世的梁莊王墓中，出土高足碗所配的金蓋上，刻「金鐘蓋四兩九錢」。西藏檔案館藏《致如來大寶法王書及賞單》載，永樂六年（1408年）正月初一，成祖賞賜大寶法王的禮物中有「白瓷八吉祥茶瓶三個，銀索全；白瓷茶鍾九個，紅油斜皮骰手全，五龍五個，雙龍四個」的記載。陳克倫先生認為，「白瓷茶鍾」即西藏博物館藏永樂甜白釉印花龍紋高足碗，「白瓷八吉祥茶瓶」即白釉刻花僧帽壺。他進而推斷，甜白釉印花龍紋高足碗為永樂皇帝賜給大寶法王，且此類高足碗與僧帽壺同為茶器，配套使用。
之所以賞賜高足碗，與藏區僧眾之習俗密切相關。西藏地區，喇嘛每日早中午均要念經吃茶。集體飲茶時，僧侶們按照自己的位置坐好，取出隨身攜帶的茶碗放在面前，由專門司茶役的僧人斟茶，可知高足茶鍾為高僧日常佛事修行必備，朝夕相伴。藏族甚至有諺語，「刀碗配套不離身，友或仇人隨時見」。為便於「不離身」，茶鍾多配以鍾套，套上設以穿帶把手，一例見《西藏博物館藏明清瓷器精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頁28。
各類高足碗中，如此件飾吉祥經者，尤其受到珍視。成書於明中期的《漢藏史集》載，「兩隻由朝廷頒賜的碗，被稱為格爾，由化身的大明皇帝獻給得銀協巴和眾生依怙大乘法王。這兩隻碗中大的一隻是獻給大乘法王的，此碗為青花碗，上面有白晝吉祥（夜晚吉祥）等文字，繪有六種圖案及吉祥八寶，由於有這些珍貴的圖案更顯得貴重。」此描述未能與西藏地區已知永樂器對照，卻與宣德所制蓮託八寶紋高足碗相合，一例見《西藏博物館藏明清瓷器精品》，頁34。由此亦可知，吉祥經與八寶皆為「珍貴的圖案」，使青花碗更加貴重。
西藏所藏相類高足碗配以精美銀鎏金底座，於端素之餘，平添一分高貴。據考，只有上層僧人，如法王、國王級別之人，方使用盞託。如西藏阿里扎達古格度母殿壁畫描繪了古格末代王赤扎西扎巴德率僧眾，會見四世班禪洛桑曲堅之場面。畫面中，眾人面前皆置高足碗一隻，但只有班禪、古格國王和王妃之高足碗配以盞託。由此可見，此類書吉祥經之高足碗在藏區地位極高，僅限高層享用，非常人可以企及。
此類茶鍾現僅知五件，此件為唯一可流通於市者。前述臺北故宮藏品為清宮舊藏，民國時故宮文物清點編號為「故瓷5593」。據清點檔案記錄，此件原貯存於景福宮-梵華樓-佛日樓區域。梵華樓為著名的六品佛樓之一；佛日樓是幹隆皇帝為其歸正養老後專用的佛堂，是其禮佛誦經之所，其與梵華樓之間有石梯相連，樓內供奉藏傳佛教密集金剛、上樂金剛、大威德金剛、喜金剛、時輪金剛五大密教主尊。二者均為內廷中重要佛堂，故依以上兩例博物館所藏的傳承歷史和使用陳設場合推測，與之相同的本品亦當為極重要的佛前禮器。
另有一例藏於德國希爾德斯海姆的羅默博物館（Roemer-Museum），見Ulrich Wiesner著《中國瓷器》（Chinesisches Porzellan），1981年，圖版1。拍賣曾見另一相類器，於蘇富比紐約1982年11月19日上拍，編號239。其由Stanley Herzman夫人購入後，捐予大都會博物館。該靶碗與畢加索、馬蒂斯之作品一起，入選大都會博物館《1984-1985年重要入藏》一書，成為該館極重視之館藏珍品。由此，市場上可流通之此類高足碗，僅餘本次之拍品。
與此件器型相仿者，見飾雲龍紋十餘例，多為博物館蓄藏，流通於市場者如佳士得香港1997年4月27日上拍一例，編號71，後為埃斯肯納齊、玫茵堂雅藏，後於蘇富比香港2012年4月4日再次上拍，編號29，成交價1.1266億港元。另有青花留白龍紋、龍穿花吉祥經、歲寒三友、纏枝花卉、青花留白海獸等幾類，各有其妙，大多裝飾繁滿。如此件紋樣留白處較多，舒朗清逸者，較為少見，品味極高。本品紋飾佈局頗具匠心，內壁凸花工藝獨特精湛，外壁青花不以繁複紋飾取勝，而是以留白凸顯內容之重要性，別具藝心。
靜靜觀賞著這件禮佛重器，遙想近六百年前，本品曾置於御苑佛堂，常伴宣宗或藏地高僧法王左右。它關乎信仰，是宗教的承載，是精神的寄託；它亦關乎家國安寧，是政治的禮物，蘊藏著治國的智慧。它是信仰者的福音，亦是企好天下太平之你我的福音。青燈佛影，寶幢莊嚴，歷代高僧大德無數遍頌念著「平安頌」經文，「日平安，夜平安，陽光普照皆平安，日夜永遠平安泰，三寶護佑永平安」，誦經之聲彷彿穿越時空，在耳邊想起，可謂無比殊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