崢嶸歲月之星火燎原
就在北大和《新青年》一起蓬勃發展的時候,十月革命的訊息使中國知識界為之一振。正在探索拯救中國方案的一些先進分子翹首北方，把希望寄託在社會主義上。
1918年,北京的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和《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將共產主義視為救中國的唯一辦法。
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
1920年,陳獨秀髮表《談政治》,公開宣佈:“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掉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的第一需要。”
這一年的2月,從北京通州去往天津的路上,一輛不起眼的騾車上有兩個商人打扮的人在輕聲交談著。當時沒人注意到,車裡有正被北洋軍閥通緝的陳獨秀,另一位則是護送他離開的李大釗,他們商談的正是組建中國共產黨的計劃。這為歷史留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故事。
這一年的夏天在北京福佑寺內,一位湖南青年在白天的忙碌之後,晚上會點起一盞油燈讀書。他,就是毛澤東。有3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他的心中,這就是《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史》和《階級鬥爭》。
青年毛澤東
在法國,年輕的學生領袖周恩來也找到了人生的航向。他鄭重地表示“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它宣傳奔走”。他此後一生的奮鬥與榮耀都圍繞著這個主義——共產主義。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一個標誌性的會議召開了。當會議進行到30日晚時,忽然有一箇中年男子闖進了會場，代表們感到了危險,緊急撤離。十幾分鍾後,法國巡捕包圍了會場。
最後一天的會議移到了嘉興南湖,在一艘遊船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了中共第一個綱領和決議。此時的中共黨員只有50多人。
上海嘉興南湖遊船
第二年的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提出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這個新興的政黨第一個確立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她的黨員從此開始深入到下層勞動群眾中去。
此前一個月,在廣州越秀山響起的隆隆炮聲,讓孫中山遭遇到一生中最大的寒流。原本寄予厚望的老部下陳炯明,調轉槍口對準了自己,這是孫中山萬萬不會想到的。痛定思痛,孫中山感到道路問題不解決,他與中國都無以前行。
1922年到1923年,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引領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這個400餘人的弱小政黨,卻有著驚人的組織力和戰鬥力。短短13個月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包括安源工人罷工和開灤工人罷工等大小罷工百餘次,參加者達30萬人。
五四運動的爆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使孫中山受到了新思想的深刻影響和啟迪,他決心聯合共產黨,對國民黨進行改組,改變脫離群眾、依靠軍閥進行革命的傾向,走新的革命道路。
1922年8月23日,李大釗在林伯渠的陪同下走進上海香山路7號,他與孫中山兩人“暢談不倦,幾乎忘食”。李大釗說明中共關於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主張。二人的會面打下了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的基礎。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這次大會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至此,國共第一次合作開始。
1924年6月16日,廣州黃埔長洲島上,黃埔軍校的大門上赫然寫著一副對聯:“升官發財請往別處,貪生怕死莫進此門。”橫批是:革命者來。在操場上,來自於五湖四海的460名青年,後來大部分成為國共兩黨的高階將領。在此後20餘年的歲月中,他們曾經併力克敵,也曾因為各自的理想信念分道揚鑣、爭鋒沙場,最後在時代的浪潮中接受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在具有特殊意義的開學典禮上,孫中山對學生們說,在這個地方開辦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啟程北上,促成南北議和。可惜,天不假年。不久,孫中山就查出罹患肝癌。一代偉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留給世界的聲音是:“和平,奮鬥,救中國。”
孫中山逝世之時,黃埔軍校的學生軍正東征陳炯明,他們以最凌厲的攻勢來祭奠國父。1年之後,以這支學生軍為骨幹的國民革命軍開始誓師北伐。當時,儘管國民革命軍不到8.5萬人,但有識之士已看到中國的希望。
1926年5月,葉挺率獨立團2000餘人出韶關,一出手就兩戰兩捷,為北伐軍打開了進軍湖南的通道。此後,“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聲一路北上,響遇行雲。
僅僅5個月,北伐軍便從廣東突進到湖北,飲馬長江,進窺中原,東震江浙。1927年,北伐軍兵分三路分取河南、浙江、安徽、江蘇，很快就達到了作戰目標。北伐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在北伐軍中,共產黨員有1500多人,或任基層指戰員,或為黨代表和政工幹部。伴隨著北伐軍的一路勝利,中國歷史上空前廣大的工農運動此起彼伏,史稱大革命。
1927年3月21日,隨著上海總工會的一聲令下,80餘萬工人開始罷工。隨後槍聲四起,工人們以劣勢裝備經過30多小時的攻擊,擊潰敵軍,完全控制上海,併成立上海臨時政府。
到1927年初,僅湖南、湖北的工會會員就高達70萬人。在農民動的中心湖南省,無數農民握緊梭鏢,向地主和神權、族權發起挑戰,他們要求經濟平等和人格平等,並實際奪取了鄉村政權。
波瀾壯闊的農民運動,讓毛澤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
毛澤東的觀點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不僅國民黨沒有這樣的認識,共產黨中的多數人關注更多的是工人運動,因為十月革命主要是在城市取得勝利的。此時還沒有哪個政黨能真正從根本上剷除封建主義產生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
在波濤洶湧的時代畫卷中,一股歷史的暗流正在湧動。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時,李大釗在北京從容走上絞刑架。
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對李大釗特別使用“三絞處決”法以延長痛苦，絞殺整整進行了40分鐘。
而在16天之前,蔣介石做了件讓張作霖拍手稱快的事。1927年4月12日,上海響起了槍聲,從這一天開始,“清黨“讓整個中國血流成河。在武漢,汪精衛更加殺氣騰騰:“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
建立在戰友血肉之上的所謂“寧漢合流”,完全拋棄了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革命叛變者手起刀落,上演了中國歷史上又一幕醜劇——軍事北伐,政治南伐。曾經的民主與革命的色彩被屠刀殘忍地颳去了,褪盡光彩後留下的只是一個卑劣的軍事獨裁者,如此政府與北洋之流到底有多大區別？
在此後1年的時間裡,被殺害的共產黨員達26萬人、群眾近30萬人。曾經蓬勃開展的農民運動被鎮壓下去。現實給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上了殘酷的一課。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南昌起義
1927年,南昌起義爆發,中國共產黨從血泊中重新豎起了大旗,也掀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鬥爭的大幕,並將“八一”兩個大字永遠鐫刻在共和國的軍旗上。但這場起義和隨後的廣州起義一樣,在戰略方向上存在一些問題,當時的領導者們都希望打回北伐軍的起點——廣州，從這裡再造國民革命軍。這一戰略深受當時共產國際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應該像蘇聯那樣以城市為革命的中心。
中國革命的希望在哪裡?城市還是農村?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按照上級的指示,秋收起義的攻擊目標本是戒備森嚴、重兵雲集的長沙。但當部隊傷亡日重,而目標還很遙遠的時候,毛澤東毅然放棄攻取長沙的計劃,率部直取井岡山。這關鍵的一步,是中國共產黨以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戰略的開始。
隨著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會師,1929年2月,紅軍成功開闢了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後來,這裡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
井岡山會師
隨著實踐的深入,毛澤東日益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精髓: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在失敗的悲痛和不屈的奮爭中找到了前行的道路。
此時的中國出現了贛南、閩西、湘鄂西、鄂湘皖等革命根據地，另有10餘個較小根據地散佈各地。1930年初,工農紅軍已達7萬餘人，地方武裝達10萬人。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
感謝顧亞奇先生的著作，讓我學習思考。
讀書有感：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新思想，新文化對先進知識分子影響深刻，當他們依然徘徊在歷史前進的路口時，蘇俄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社會主義”，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思想領袖堅定的扛起了“共產主義“大旗。他們至此找到明確的方向，找到了靈魂所屬，並以此為終身奮鬥的目標，甚至付出生命來捍衛。
共產黨人從無到有，從小到強，他們從群眾中來，領導廣大農民和工人開展了轟轟烈的運動，展現出了驚人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因為他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所以才最具有革命性。孫中山先生果敢開明，看到了共產主義的力量，國共精誠合作，前期是非常成功的，北伐勢如破竹，統一了大片土地，改變了過去軍閥混戰的局面。然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目，白色恐怖籠罩中國，共產黨遭受了空前的慘痛損失，26萬人共產黨員、近30萬群眾被殺害。曾經蓬勃開展的農民運動被鎮壓下去。現實給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上了殘酷的一課。
狂瀾必有偉人挽，指路明燈必有偉人燃。在人民群眾中鬥爭成長的毛澤東，異與他人先見，在鬥爭中挽救革命的隊伍，以他獨到的鬥爭方式向其他工人運動領導者闡釋了農民運動的力量和重要性，闡釋了中國的實際，革命鬥爭的中心應在農村而不是城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偉大的鬥爭理論在實踐中熠熠生輝，給人以鬥爭的希望、革命的喜悅。
井岡山，紅旗高揚的地方，蓬勃明朗的革命始發之地，星星之火在這裡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