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毛主席提議在這一年施行“特赦”，將關押在功德林中的部分“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進行特赦。
9月1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九次會議通過了《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
劉少奇根據該決定釋出了主席特赦令，宣佈對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
第二天，《人民日報》在頭版位置上，發表了毛主席的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劉少奇的特赦令。
首批特赦人員有三十三人，其中以王耀武、宋希濂、杜聿明為首的國民黨高階將領有三十人，以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為首的偽滿洲國戰犯有三人。
當得知自己有可能走出監獄重獲自由時，功德林內的那些被囚禁了十餘年之久的戰犯究竟作何反應呢？
宋希濂內心激動
宋希濂畢業於黃埔一期，與大將陳賡是同期同學。1949年12月，宋希濂在逃跑路途中被解放軍捕獲，就此成為了戰俘。
宋希濂官架子很大，即便做了俘虜他對待解放軍的態度依然非常惡劣。
剛被俘虜時，有一位戰士要給一級俘虜拍照，當拍到宋希濂時他態度極其惡劣，甚至將小戰士一把推開到了一邊，這個小戰士誤以為宋希濂要反抗，隨即掏出了腰間的配槍。
宋希濂見狀冷笑道：“呵呵，怎麼？槍斃我？好啊，在院子裡執行還是去外面執行啊。”
小戰士見宋希濂如此倔強，只好轉身不與他計較。
事後許多人都勸宋希濂態度不要這麼惡劣，宋希濂卻不以為然，甚至揚言到：“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不了拉出去槍斃就是了。”
此事發生後的第二天，宋希濂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解放軍給帶走了。所有人都在議論，說他宋希濂這回算是觸到眉頭了，宋希濂自己也不敢相信，“頂撞個戰士難道還真要槍斃我？”
正當他百思不得其解時，一位穿著軍官制服的人笑盈盈地走到了他的面前對宋希濂說道：“宋將軍，請坐。”
原來這位軍官就是將他宋希濂打成喪家之犬的第九兵團司令楊勇。
面對一個戰俘，楊勇司令不僅沒有羞辱宋希濂，還替昨天發生的事情向宋希濂致了歉。
經過楊勇的一番開導，宋希濂終於解開了心結，安心地在戰俘營接受了改造。
圖 楊勇
1959年12月，在特赦大會上，當法官在特赦名單中唸叨宋希濂的名字時，宋希濂萬分激動，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當讀到我的名字時，我的心情萬分激動，一時竟不知所措。杜聿明、王耀武和我三人，當時曾登臺代表被赦人員對黨和政府的再生之恩表示感謝，並表示今後要繼續改造自己的思想，做一個合格的新中國的公民。”
在宋希濂出獄當天，大將陳賡放下了手中的工作，特意前去迎接他。當宋希濂看到陳賡後激動不已地說道：
“我真沒想到會有今天，我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而國家卻對我如此寬大。”
陳賡大將安慰他道：“兩軍交戰，各為其主，共產黨的政策一向是既往不咎，如今你能積極悔改，自然能夠得到寬大處理。”
說罷，宋希濂涕淚橫流，並表示今後自己一定會做一名合格的公民，繼續為祖國與人民服務。
王耀武一夜難眠
王耀武同樣也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國軍高階將領。1948年9月，粟裕指揮華東野戰軍向濟南發起進攻，華東野戰軍以近30萬的兵力與國民黨守軍激戰，8天后濟南城宣告失守，濟南守將王耀武喬裝打扮後出城潛逃。
王耀武與其近衛找到了一輛馬車並喬裝打扮成商戶的樣子，想以此矇混過關。
9月28日上午，一行人來到大木橋被壽光縣公安局的劉金光等人攔了下來。
此時的王耀武化名為喬坤，在整個盤查階段，他都裝成病重的樣子一直躺在馬車上，劉金光等人發現此人面板白皙，尤其是額頭上有常年戴帽子的痕跡，所以他們懷疑此人很可能是一個國民黨低階軍官。
正當大家心生警惕時，喬坤（王耀武）聲稱要大便，就在喬坤方便完後，劉金光等人發現端倪——喬坤用的是雪白的洋手紙。
當時國內物產稀缺，白色的洋手紙價格極貴，普通商戶怎麼可能用得起，所以劉金光斷定，喬坤此人定然是國民黨軍官！
當天晚上壽光縣公安局連夜對喬坤等人進行了審訊，最終在證據面前王耀武交代了自己的身份。
“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乾脆說了實話吧！我是王耀武呀！”
被俘后王耀武關押在了壽光縣的看守所內，之後他被轉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戰俘管理所，在這裡接受了十一年之久的勞動改造。
1959年9月18日，王耀武透過《人民日報》得知，政府即將在近日對戰犯進行特赦的訊息，那時的王耀武內心十分忐忑，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會是名單上的一員。
當天夜裡，王耀武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正好此時的邱行湘也沒有入睡，於是兩個黃埔學習的師兄弟便開始聊天解悶了。
王耀武與邱行湘都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兩人在被俘之後也都表現得非常積極，但即便如此，兩個人仍是不敢確定自己的名字會進入到特赦名單。
在與邱行湘聊天期間，因為心情太過激動，王耀武一夜起床上了六七次廁所，連邱行湘這個平日裡很少上廁所的人，都在那個晚上去了兩三次。
出獄後有人問王耀武此時最想見的人是誰，王耀武的回答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重獲自由的他第一時間想見的並不是自己的家人，而是那個曾在濟南戰役中將他打的一敗塗地的粟裕。
原來在功德林改造期間，王耀武聽到了粟裕對於自己的評價：“王耀武的指揮風格不同於杜聿明，杜聿明此人十分計較得失，不到十拿九穩的境地絕對不會下定決心展開決戰。王耀武則不同，他性格強勢、內心強大。”知道粟裕對於自己的分析竟然如此透徹，他便對粟裕產生了崇高的敬佩之情。
王耀武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像粟裕這樣的將軍，想不打勝仗都難啊”，所以王耀武在被釋放後第一個相見的人就是粟裕。
三、康澤激動萬分險些喪命
康澤是國民黨著名的特務，中華復興社的名字就是由他取得，此人畢業於黃埔軍校，也是蔣介石十分器重的下屬，多年來在蔣介石的侵染之下，康澤的反動思想根深蒂固，即使在1949年被俘後，其反動思想依然存在。
有一天康澤在功德林內與其他戰俘一起進行自由活動，他特意找到了一個四下無人的地方向同為黃埔學生的杜聿明說了一句話：“我們都是黃埔學生，我們要堅持民族氣節，絕不能做軟骨頭！”
此後的日子裡康澤一直秉承著他所謂的“氣節”，“寧死不屈，絕不投降”，功德林裡的人甚至將他比喻為“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評價他是對蔣介石“愚忠”，面對這些流言蜚語康澤一直不以為意。
圖 杜聿明
1957年，康澤在勞改所裡心臟病突發，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第一時間將他送到了醫院。
當時康澤被安排在了一所正規的醫院，條件衛生整潔，醫護人員也熱情周到，這一切讓康澤的內心深深地被觸動。
康澤康復後被送回到了功德林，回來後的他思想上有了極大的轉變，他向曾經同為復興社頭目的曾擴情說了一句心裡話：“誰願吹捧共產黨、為共產黨說好話呀，但在真理面前，誰又能否定呀！”
後來這句話在功德林內部被傳開了，許多曾經與康澤共過事的國民黨戰犯都戲稱“康澤這塊臭石頭居然低頭了。”
“低頭”後的康澤積極改造，將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一一進行記錄並上交到管理所。
由於康澤是中國復興社的創始人之一，掌握了大量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內情，所以康澤寫下的材料數量之多，在功德林內部首屈一指，有人說康澤在改造期間寫下來的檔案多達三千餘份，這些檔案堆起來有5尺多高。
1959年，得知政府即將釋放表現良好的戰俘時，康澤內心激動萬分。他沒想到自己這個手上沾滿鮮血的有罪之人，也有機會重新做人。
那一天康澤興奮得像發了瘋一樣，站在功德林的門口，逢人便上前與之握手，無論此人曾是敵人還是朋友。
頻繁的“高強度”握手行為，讓當時已經55歲高齡康澤血壓增高，沒過多久他就暈厥了過去。
好在功德林內部的工作人員發現及時，第一時間將他送到了醫院，否則康澤就會有生命危險。
後來康澤進入到了第四批獲得特赦的戰俘名單中，得知此事後康澤慚愧地說道：“想不到自己能得到特赦。自己的罪孽深重，真想不到共產黨對自己這樣寬宏大量。”
四、範漢傑淡然處之
範漢傑在功德林中算是比較年長的一位了，他1896年生人，是黃埔一期的學生，也是黃埔一期中年紀最大的一位，更是黃埔畢業生中最早當上師長的一位。
1946年解放戰爭爆發，範漢傑被蔣介石政府任命為國防部參謀次長，併兼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
1948年9月遼瀋戰役打響，10月中旬解放軍攻破錦州城，範漢傑眼看大勢已去，就攜帶著自己的夫人與侍從喬裝打扮向西逃跑了。
為了不被解放軍發現破綻，範漢傑將自己的衣服扯得破破爛爛，進而偽裝成因戰火逃難的鐘錶店夥計，可是千算萬算卻沒想到，暴露自己身份的竟是自己那口潔白的牙齒。
當時解放軍盤查範漢傑等人，發現這一行人的牙齒都異常白皙，不像是普通農戶，所以將他們帶到了大隊審訊，最終範漢傑承認了自己國民黨軍官的身份。
被俘之後範漢傑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可他沒想到共產黨對待俘虜的態度卻十分友好。
當他被帶到位於北京的功德林後，見到這裡的條件與伙食十分優越，這才放下顧慮，安心接受改造。
1959年特赦戰俘的報紙送到了功德林，身為老資歷的範漢傑本想拿起報紙向大家宣讀這個好訊息，可是正當所有人都拭目以待時，範漢傑卻練起了“閉口禪”一言不發了。
面對大家的疑惑，範漢傑幽默地回答道：“我估計特赦名單中不會有我，所以我準備退位讓賢，讓名單上有的人來讀。”
範漢傑的直覺的確很準，第一批特赦名單中卻是沒有他的名字，不過在時隔一年後的第二批次，他就光榮上榜了。
1960年11月，範漢傑被特赦後，選擇來到了北京郊區的紅星人民公社園藝隊參加勞動。
1964年範漢傑當選了全國政協常委，並且在此後一直致力於兩岸統一的事業中。
小結、
1959年12月11日，周總理與陳毅元帥在中南海的西花園接見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戰俘們，這些昔日的國民黨高階將領曾經都是黃埔軍校的學生，而周總理曾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所以包括杜聿明在內的十人對周總理一直畢恭畢敬。
談話中周總理向他們問道：“你們下一步的志向是什麼?”
杜聿明說自己會做木工活要做一名木匠；邱行湘說自己力氣大要做一名搬運工；楊伯濤說自己要回到老家去，本本分分地做一個農民。
周總理笑著對他們說道：“你們的志向都很好，但是你們都是歷史的見證者，你們有義務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以示後人。”
圖 宋希濂、杜聿明、溥傑、溥儀（從左至右）在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室
隨即周總理向他們闡述了政府有意收納他們，讓他們進行文史研究方面工作的意願，眾人無不拍手稱快，如此一來他們這些“戰俘”不僅能夠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還可以讓自己的價值得到體現，大家都表示同意。
1961年，中央統戰部宣佈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的任命書，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等7人被政府正式錄用到國家機關，他們的月薪是100元，並且分配房產享受幹部待遇。
溥儀、杜聿明等人作為歷史的親身經歷者，他們所撰寫的資料、回憶錄等文獻，對於近代史的研究意義重大，其中以末代皇帝溥儀所撰寫的《我的前半生》最具有代表性。
據統計，此書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問世以來累計印刷186萬餘冊，成為了中國人民家喻戶曉的暢銷讀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