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微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動了一場非正義的侵略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
1840年從此被劃定為了中國近代屈辱史的開端。
從1840年到1842年，清政府經歷了一系列戰爭慘敗之後，被迫在1842年8月29日全部接受了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與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
中英《南京條約》共13款，其中的“割讓香港島”一款，標誌中清政府喪失了領土主權。
香港淪落為英國的殖民地之後，英國人砵甸乍於1842年10月27日在香港發出告示，稱“香港乃不抽稅之埠，準各國貿易”，宣佈“香港開埠”。
成為了自由港的香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歐洲商人及冒險家前來“淘金”。
1859年，有一個名叫Charles Henri Maurice Bosman荷蘭猶太人來到了香港。
這個Charles Henry Maurice Bosman出生於1839年8月，鹿特丹人，到了香港開了一間名為Bosman & Co的公司，主要從事勞務輸出的業務。
隨著公司的擴張和資金的積累，他慢慢把業務擴充套件到了航運、造船，以及酒店經營等等。
由於長期和中國人打交道，他就以自己的國籍“荷蘭”中的“荷”字音為姓，給自己起了一箇中國名，叫“何仕文”。
不過，也有人猜測，“何仕文”這個名字來自其荷蘭姓氏Bosman的粵語音譯。
不管怎麼樣，何仕文很快就在香港站穩了腳跟。
1869年，他還一度擔任了荷蘭領事。
但是，在1973年，他感嘆香港生意難做，賣掉了在香港的資產，前往倫敦開了間“東方代理”（Eastern Agency），後來加入了英國國籍。
即何仕文在香港生活的時間只有短短14年。
何仕文20歲來港，34歲離港，期間一直沒有結婚，只與祖籍為廣東寶安的疍家女子施娣同居，以解決生理需要。
後來，他在1877年10月迎娶了在美國舊金山擔任英國-加利福尼亞基金會主席的San Francisco Committee of the Anglo-California Foundation的女兒Mary Agnes Forbes。
在這裡，簡單講一下疍家女施娣其人其事。
所謂的“疍家”，老覃早年寫過《為了一個玫瑰色的夢，這個晚清文士做出了個匪夷所思的選擇》一文，文中提到過，這“疍家”，指的是分佈在廣東、廣西、福建、海南沿海一帶以船為家的漁民，他們不在陸地上置業，以打漁為生。
在清朝末年，省港地區的很多疍家女會成為了“涉外女子”，被歐洲人包養。
由於身份特殊，既得不到歐洲人的尊重，也會受到了保守華人社會的排斥，社會地位低下。
那麼，施娣沒能和何仕文結婚，就不足為奇了。
在與何仕文相處的時間裡， 施娣一共為何仕文生下了四個子，其長幼順序為：何東、何啟福、何啟滿、何啟佳。
何仕文離開香港後，施娣做了中國人商郭興賢的第四房小妾，給郭興賢生下了1子2女：何瑞婷、何柏娟、郭茂超。
實際上，施娣沒有正式入郭興賢的家門時，已經和郭興賢生下了一個兒子，名叫何甘棠。
並且，這個何甘棠的出生時間比施娣與何仕文所生的第四子何啟佳還早。
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奇怪的現象，就是何仕文和施娣並無婚姻關係，即施娣和郭興賢好上了，甚至給郭興賢生兒育女，何仕文也只是睜一眼閉一眼。
一句話，何甘棠和何東、何啟福、何啟滿、何啟佳等是同母異父的兄弟，是純種華人。
但他為人風流，曾在上海與歐亞混血兒張瓊仙同居，並共同收養了一個歐亞混血兒，取名何愛瑜。
這位何愛瑜，後來嫁給了著名粵劇醜生、小生演員李海泉，生下了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名叫李振藩，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功夫巨星李小龍。
李小龍並非本文主角，再說回為施娣為何仕文所生的四個兒子。
這個四個兒子中的長子何東，長了一副歐洲人的面孔，骨子裡卻滲透著中國人的精明能幹，是個商業奇才，投資眼光準，運作手段巧妙，漸漸構建起了他的商業帝國，最終成為了香港開埠後的首富。
何東的原配妻子麥秀英為歐亞混血兒，婚後數年不孕。
何東於是納華人周綺文為妾。
周綺文過門三年，肚子仍無動靜。
何東沉不住氣了，又在老妻麥秀英的張羅下，娶了麥秀英的表妹張靜蓉為平妻。
張靜蓉很能生，過門後一連給何東生下了10個孩子。
不過，這10個孩子中，只有3個男孩，分別是：何世勤、何世儉、何世禮。
另外補充一下，未娶張靜蓉之前，何東家大業大，生恐無後，早早從弟弟何啟福處過繼了一個兒子，取名何世榮。後來，他在晚年又與隨身護士、歐亞混血兒朱結地小姐私下生了一子，取名何世義。
所以，何東本來是有5個兒子的。
但張靜蓉所生的第一個兒子何世勤夭折了。
所以，何東最後只有何世榮、何世儉、何世禮、何世義這四個兒子。
諾，本文的主角是何東的三兒子何世禮。
何世禮出生於1906年4月，長相與父親一樣，有著明顯的混血兒特徵。
他父親是英國籍，他卻自小以炎黃子孫為榮。
相傳，在他9歲那年，跟隨父親在香港山頂何園接待新一任港督麥士禮爵士。
港督大人問他：“你會不會跟隨父母入籍大英帝國？”
他搖頭回答：“我還是希望做中國人。”
後來，他透過法院持有了中國國籍。
即何世禮的民族氣節見此可見一斑。
何世禮自小對軍事有濃厚興趣。
17歲時，他進入了南京的陸軍軍官學校學習，後來又分別在英國胡烈芝（Woolrich）皇家軍事學院、勒希爾炮兵學校及法國方丁布魯（Fontainbleau）炮兵專門學校取得了畢業證書。
1930年8月，他學成回國。
彼時，中原大戰已經爆發，戰火遍及豫、陝、魯、冀等省，萬千百姓遭受兵火荼毒，被迫背井離鄉。
何世禮蟄居上海，天天看報紙，深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擔憂。
他學習軍事的目的，並非當官發財和出人頭地，而是要奔赴疆場，抵禦外侮，報效祖國，振興中華。
他透過周詳的研究和分析，認為東北在日本關東軍的虎視之下最為危險，於是徑往瀋陽，投奔了張學良。
何世禮提醒張學良，說關東軍一、二年內必會進襲東北，東北必須早作準備，加速建設葫蘆島軍港，改組炮兵與海、空軍……
張學良覺得何世禮是個濟世良材，誠意聘請他為自己的高階參謀併兼炮兵副參謀長，實授上校軍銜。
何世禮認為自己初來乍到，難以服眾，表示願意從基層做起。
他還告訴張學良，為了增強國防，自己的父親準備斥資為東北軍購進各種火炮，組建兩個炮兵師，並組建兩個機械化旅。
張學良擔心此舉會招來日本關東軍的口舌，婉言謝絕了。
俗話說，怕什麼就會來什麼。
張學良就因為前怕狼後怕虎，顧慮重重，躊躇不停，缺乏與敵人死磕的信心，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東北大軍不戰而撤入了關內，東北就此淪陷。
何世禮欲哭無淚。
何世禮真正可以效命疆場，殺敵報國的時間是在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後。
話說，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薛嶽率10個師部隊參加淞滬大戰，遭遇了重大損失，其中，僅有的一個機械化重炮團基本被打光，該團的重炮也都損失殆盡。
在這種情況下，薛嶽知道何世禮是這方面的專家，急電何世禮前往救急。
何世禮趕到第三戰區，一方面緊急編練炮兵，重組了3個團，親手施教，強化訓練；另一方面透過父親從駐港英軍那兒購來100副炮兵測距鏡、100副軍用望遠鏡，另外致電宋子文，緊急調撥稅警總團庫存的一批德制戰防炮和4萬發炮彈。
就這樣，經過三個月的努力，訓練和裝備出了一批機動力極強的炮兵。
在安徽流動橋戰役中，這批炮兵初試鋒芒，讓日本人吃了不少苦頭。
之後，在蘭封血戰、在著名的萬家嶺大捷中，何世禮處處顯身手，在戰後獲得了軍功勳章。
1941年初，太平洋戰爭爆發，何世禮被調往重慶，負責輪訓炮兵指揮官。
到了1944年，他升任後勤部中將副司令，負責與盟軍總部協同聯絡，排程中國遠征軍新編組的坦克戰車部隊開赴印緬戰場。
抗戰勝利後，何世禮無心捲入內戰，漸生退隱之心。
奈何老蔣對他極為欣賞，苦留不放。
何世禮的父親何東在1956年辭世，何世禮以秉承父志、經營父業為由，多次請辭。
終於，在1962年獲得了老蔣的批准。
彼時，何世禮的軍銜已經是陸軍二級上將了。
何世禮回到香港後專心經商，把父親的事業進一步發揚光大。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何家家產總值已達150億港幣以上。
何世禮期待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一向反對“兩個中國論”，主張實行“一國兩制”。
在1997年7月1日，他親眼見證香港迴歸，感動得老淚縱橫，喃喃自語說：“死而無憾，死而無憾。”
何老病逝於1998年7月26日，享年92歲。
最後說一下，澳門首富何鴻燊是何世禮的堂弟何世光之第九子，即從輩分上說，何鴻燊是何世禮的侄子；李小龍是何世禮叔父的外孫，即從輩分上說，李小龍是何世禮的外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