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的狩獵採集族群生活中，由於食物的產量多寡難以預料，人們的飲食全無規律，有時能一天吃多頓到極飽，另一些時候則一整天不進食也沒關係。
南美洲的毗拉哈印第安人第一次進城時，對西方人吃東西的習慣，特別是一日三餐這碼事，都感到十分驚訝。有規律地進食，本身就是“從混沌到有序”的一種文明化規訓過程。所以孔子在《論語》中才要強調“不時不食”。
中國的兩餐制，起始於先秦兩漢時期。主要受制於糧食產量不高，生火做飯也費時費力，再加上天黑點燈勞作太奢侈，客觀條件不允許人們消耗更多的糧食和薪柴。
古人把一日兩餐的第一頓飯叫朝食，又叫饔（yong）。時間大約在上午九時左右。古人把辰時(上午7至9時)稱為“食時”，即人們用早飯的時候。
第二頓飯叫哺(bu)食，又叫飧(sun)。時間大約在申時(15時至17時)，因此古人又稱申時為“哺時”。古人哺食多半是把朝食剩下的熟食加熱一下就吃，不再做新飯。飧字，《說文》“飧，哺也 ”。解釋為“食之餘也”，即剩飯。
古人生活不易，工具落後、勞動力不足，為了能在白天多多幹活因此沒有中途生火做飯或者午睡的習慣。又由於照明困難，古人只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以早飯不能太早，晚飯不能太晚。每日兩餐正是同這種生活習慣相適應，也與當時食源不充足相適應。
《論語·公冶長》“宰予(孔子弟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Wū，烏。塗飾)也，於予與何誅(責備)？”為什麼學生白天睡個覺孔子就生這麼大的氣？因為“晝寢”必在兩餐之間，吃了睡，醒了又吃，不久“既昏便息”，這一天就什麼也幹不成了。
《齊民要術》有言云“一日不再食而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再食”就是吃兩頓飯的意思，“再”有“二”的意思，如“一而再，再而三”。
據專家考證，我們常說的“吃喝嫖賭”裡的“吃”，指的不是奢侈浪費，而是專指吃晚飯。古代的生產力無法提供今天這麼豐富的食物，兩餐的粗茶淡飯已經無可奈何，不節食無法生存。
遲至兩宋時，人們普遍“每天僅早晚兩餐，官員士人概不例外”。即使貴為宰相，每天也只早晚各一餐，中午通常是不吃飯的。《夷堅丁志》卷一七載打油詩“只把魚蝦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古代形容帝王勤政愛民，通常會用“旰衣宵食”，天未亮就穿衣起床忙於政務，直到傍晚天快黑的時候才能吃上第二頓飯。勤於政事的帝王為了國家大事把本該在下午吃的第二餐推遲到天黑才吃，可見其工作確實認真勤奮。
直至明代，常人仍多習慣兩餐。明初洪武年間，宮中飲食相當儉樸，即使御膳，也只是在奉先殿日進二膳（李樂《見聞雜記》卷六）。
根據清宮檔案所藏乾隆南巡的膳單，乾隆帝每天只吃兩頓正餐，分別叫“早膳”和“晚膳”。這種情況在近代中國仍極為普遍。1875年有日本人注意到，在天津“各人飲食大概一日兩次……與上海相同……”（曾根俊虎：《北中國紀行·清國漫遊》）。
我們國家在很多朝代都是大興佛教的，佛經有云：過午不食。13點之後是絕對不準吃飯的，否則就視為對佛祖的不敬。
唐太宗李世民下面有個大臣，有才氣人品也好，具體名字我記不清了，就因為他天天吃晚飯，被李世民視為一個猥瑣的人。後來由於他身體孱弱，才被特批可以吃晚飯。
1418年，明朝永樂皇帝朱棣的寵臣——翰林學士胡廣死了，享年只有37歲。胡廣是個文人，其特點是守口如瓶。朱棣與他商量事，他絕對不會洩露，因此朱棣很喜歡他。但朱棣同時又很厭惡他吃晚飯，因為在那時，一個人如果喜吃晚飯，就會被認為放蕩。但胡廣聲稱自己有病，一頓飯吃不多，因此必須多吃幾次飯，朱棣也就原諒他了。
佛教盛行時，皇帝都不吃晚飯，百姓哪個敢不從？於是一日兩餐漸成風俗。
為什麼現在盛行吃晚飯？這是因為在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蘇聯專家提倡一日三餐造成的。那些蘇聯專家批評中國人的飲食習慣不合理，說中國的農民不懂科學，每天把食物集中在中午，極易造成暴飲暴食而損害腸胃。因此他們大力宣傳一天要平均分配食物攝入量，只有這樣才符合營養科學。但中國的農民不聽這一套，照樣不吃晚飯，因為兩餐制是與農民的生活水平和從事農業生產的需要相適應的。至今北方農村在農閒季節仍然保持每日兩餐的習慣。
1958年，中國糧食大豐收，畝產大多在十幾萬斤。養豬、釀酒也用不了這麼多的糧食。革命家們愁得睡不著覺，於是鼓勵農民每天吃五頓飯。1959年，農村成立了人民公社，農民一律免費吃大食堂。一日三餐，不吃白不吃，有時晚餐比午餐吃的還要多。有的村落，甚至把過路人也拉來吃飯，說是共產主義已經到了，還分什麼你我？
中國歷史上吃飯不要錢的先例，最早見於三國時關中的張魯。在道路上設立飯鋪，免費供應過路人。“又置義米肉，置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雁北農村公共食堂成立之初，也是放開肚皮吃的。開始時，殺豬宰羊、燉肉、包餃子、蒸包子，精米精面地敞開吃。後來糧食少了，吃的是糧食與山藥蛋混合煮的飯。再後來就開始喝瞪眼米湯、煮野菜吃。終於，食堂難以為繼，只好解散，農民又不再吃晚飯。
狂吃海喝後迎來了始於1959年的三年大饑荒。因此有些農民說：“大食堂的黑張飯，把中國吃塌了。”當然，造成三年困難的還有其他因素，這裡暫且不提。
本來農戶可以自己回家煮飯吃，精打細算、稠稀搭配、節約糧食。但公社成立後，不再把口糧分配到戶。鍋都被砸了，糧食都被搜走了，個人做飯的權利被剝奪，到食堂吃飯成了唯一的選擇。
細想也是，增加一頓晚飯，把幾億農民的食物需求量翻了一翻。中國大陸有多少糧食儲備能夠經得起如此消耗？於是，糧食耗盡、爆發饑荒，城裡人也跟著倒黴餓肚子。而且一餓就是三年。
難熬的糧食困難時期終於過去了。城裡人好了傷疤忘了疼，又開始大吃晚飯了。改革開放以後，城裡的飯館林立，而且晚上最為興隆。農村也跟著城裡學，於是中國人的富貴病激增。
現代醫學證明：早餐所食系一日精力消耗所需，而晚餐過飽，食必不消化。故新的養生口訣是為：“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飽，晚餐要吃少。”這是精確計算了卡路里與能量的關係作出的結論，與中國古人的飲食習慣，不無巧合地大致相同。可惜國人明知如此，晚餐卻大煮大燒，吃得既好又飽。這就既不符合佛律，又非養生之道了。
眼下的人民公僕們，天天晚上酒池肉林，導致疾病叢生。其實若公佈領導幹部過午不食的新規定，看起來殘酷，其實對他們是一種大愛。
聽說，歐美人也提倡不吃晚飯，他們說：“晚飯送給敵人吃。”也就是說，你最恨誰，就讓誰吃晚飯。可是面對精美食物的誘惑，有幾個人能抑制得了呢？
後記：
一日三餐從什麼時候開始？《戰國策·齊策四》“管燕得罪齊王”條稱“士三時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意思是讀書人一天三頓飯都吃不飽，而你的鵝、鴨卻吃不了。這說明當時已存在一天吃三頓飯的現象，不過，這時候的三餐還只是士族以及貴族的特權。普通老百姓家可是不講究這些的。而且，此時的一日三餐只是一日兩餐的補充，其中的第三頓飯有點“夜餐”的味道。
漢朝的時候，皇帝宮廷飲食定製為一日四餐。有《白虎通義》為證“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夕食，少陰之始也；莫（同暮）食，太陰之始也。”四餐制”在古代屬於“帝王餐”。中國古代飲食制度有明顯的等級色彩和禮儀特徵，皇帝貴為天子，其飲食自然應當與眾不同，以“別尊卑，分貴賤”。一日兩餐為百姓，三餐做貴族，四餐當皇帝。
中國從商周開始，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統治、保證城鄉穩定，在近兩千年的時間裡，絕大多數的時間裡都有著“宵禁”的制度，巡夜計程車兵不僅可以喝止、盤查宵禁之後還在街上行走的百姓，甚至有權抓捕和打殺。兩漢時期，宵禁制度十分嚴格，曹操就曾棒殺過漢靈帝的寵臣蹇碩的叔父，其罪名就是“夜行”。
兩宋時期，宵禁制度被完全廢除後，直接促成了夜市的繁榮。人們“夜行”不受限制，夜行時間長了就有在天黑之後再新增一餐的必要，於是市民紛紛在夜晚開始茶館和酒樓，招徠顧客。北宋都城開封當時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有100多萬人口，城中沿街店鋪據統計有6400多家，如此多的人口和商鋪為夜市的繁榮提供了充足的客觀條件。
兩宋時期夜間市場的興盛讓城市商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不僅豐富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還帶來了三餐制的改革，餐數的增加帶來的連鎖反應就是刺激經濟的發展，為宋朝工商業發展帶來了商機。
清·徐珂在《清稗類鈔·飲食類》中記載了清朝各地的飲食風俗，其中有“南方普通日三次，北方普通日二次”的說法。可見，在實行宵禁的清朝，“兩餐制”和“三餐制”隨地域不同，也未能完全統一。
在美索不達米亞，供神享用的食物每日有兩餐，早晚各一（美索不達米亞文明(Mesopotamia Civilization)，又稱兩河流域文明，是西亞最早的文明）。
在古希臘，荷馬著作裡沒有人一日三餐，都只吃兩頓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說，在前往敘拉古時，他想知道的是，在“幸福被看作一天吃兩頓飽飯，晚上從不一個人睡覺”的地方，年輕人懂得節制和公正嗎？
古印度人也只早晚吃兩餐，14世紀時伊本·白圖泰到訪印度，發現德里蘇丹宮廷內“一日兩餐，一次在午前，一次在黃昏後”。且這一情形一直延續至相當晚近的時代。（作者 韓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