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
在中國近代海軍史上，李鴻章曾聘請過一批外籍僱員來訓練部隊、興建炮臺和軍港等軍事設施，戰時參與軍事指揮。這和左宗棠聘請法、英技術專家與教師建設福建船政和船政學堂，共同構成洋務運動中引進西方先進軍事技術的早期探索。
外籍僱員，當時稱為“洋員”，其引進方式，通常有兩類：清政府透過海關或駐外使館聯絡外國政府、由官方推薦專業人士，和在市場上直接招募有用人員。
官方派遣型專家：北洋海軍總查琅威理
李鴻章向英國政府徵募，得到英方批准派出的外籍專家，以琅威理最著名。
琅威理（William M. Lang）是英國海軍軍官，1877年，清政府在英國購買的第二批炮艇“飛霆”“策電”來華，他是艇長之一。他還參加護送下一批四艘炮艇，受到李鴻章的關注。
1882年秋天，琅威理受聘任職，頭銜是副提督（The Brevet Rank of Vice Admiral，名譽中將銜）北洋海軍總查（他此時在英國的軍銜是海軍中校），由於丁汝昌不熟悉海軍事務，北洋海軍的組織、操演和訓練任務多由琅威理主持。琅治軍嚴格，辦事勤快，認真按照英國海軍的條令訓練，為官兵所敬憚。他還根據國際慣例，為艦隊制定了中外海軍交往禮節，擴大了中國海軍的影響。
由於他是清政府向英國“借用”的現役軍人，本人堅持保留在皇家海軍服役資歷，英方規定，若中國與其他國家發生戰爭，而英國持中立態度的話，這類軍人將退出中國軍隊。所以在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前夕，琅威理就辭職回國。
丁汝昌在琅威理辭職後曾說：洋員在水師最得實益者，琅總查為第一。平日認真訓練，訂定章程，即使在吃飯之時，亦復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已經稟辭薪水，尚手訂《舢板操章》，閱兩月成書寄來旅順。此等心腸，後來者萬不能逮。瀕離煙臺時致我一信：水師已有一半功夫，未竟而去，耿耿此心有不能寢食者。若從此守住，則後來或可一線到底；若見異思遷，則前功盡棄。我深願為中國出死力，奈國法不準。如中國能與我訂立合同，成為中國水師之官弁，我所應得本國終身廉俸，中國亦能認給，則我亦不難捨英趨中，衝鋒陷陣，惟命是聽，蓋我有妻子兒女，需要穩定收入。
在琅威理管理下，無人敢出差錯。他自己回憶，某次“深夜與其中軍官猝鳴警號以試之，諸將聞警無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從容不迫，鎮靜無譁”。不過話雖如此，真要他辭職離開英軍，而成為中國政府的僱傭者，琅威理恐怕未必會下決心。
左：北洋海軍總查琅威理；右：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
1886年1月，琅威理重返中國。此時他已升任海軍上校，清政府向其支付月薪七百兩。1886年5月，醇親王奕譞巡閱北洋，以琅訓練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寶星並賞給提督銜。所以李鴻章在發給琅威理的文電中，常稱“提督銜琅威理”或“丁、琅兩提督”。在北洋海軍的公文中，他的頭銜全稱是“會統北洋水師提督銜二等第三寶星琅威理”。
在與琅威理第二次簽訂的服務合同中，中方要求他承諾在五年內將中國海軍的訓練提升到國際水準，並且必須應允在戰時幫助中國作戰，除非作戰物件是英國。對此英國外交部和海軍部還有不同意見，而琅威理與中方的關係似乎沒有中法戰爭前那麼融洽。不久，在秋天發生的“長崎事件”中，訪問日本的北洋海軍官兵遭到日本人追殺，而琅威理卻“一意袒倭”，使丁汝昌對他頗為不滿。但琅自己卻認為在中國得不到足夠的信任和授權。
撤旗事件
琅威理1890年正式辭職離開北洋海軍，緣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北洋海軍仿效英國海軍傳統，設定將旗，以顯示海軍將領身份，以及在艦艇中的指揮位置。海軍慣例，載有艦隊或分艦隊長官的軍艦，懸掛將旗，稱為“旗艦”。這年二月，北洋艦隊南下避凍。丁汝昌率“致遠”“經遠”等四艦至海南島一帶操巡，琅威理、林泰曾、劉步蟾督帶“鎮遠”“定遠”等艦在香港維修。記者目擊，此前“定遠”編隊進港時懸掛著代表琅威理的提督將旗，“鎮遠”上飄揚著丁汝昌的提督將旗。丁帶隊離去後，左翼總兵林泰曾在“鎮遠”艦上換升總兵將旗，表明自己是在港分艦隊的最高長官。按照清政府1888年制定的《北洋海軍章程》，正式編制為一提督二總兵，提督旗圖形為黃、白、黑、青、紅五色長條，角上飾以團龍。總兵旗為團龍加黑、青、紅三色。琅威理責問：“丁提督離開，有我副職在，為什麼撤下提督旗？”劉步蟾答覆他：“按海軍慣例應當如此。”琅威理立即致電李鴻章，對自己的地位提出質問。李鴻章回電林泰曾：“五色團龍旗只為中國實授提督所用，告知琅威理不可用之，以免中外貽笑。”
北洋海軍提督的五色團龍將旗和三色總兵旗
隔一日，李鴻章再次致電林泰曾：“琅威理昨電請示應升何旗，《章程》內未載，似可酌制四色長方旗，與海軍提督有別。”
為琅威理制四色旗自然是調和折中之語。但李的電報，明確表明北洋海軍只有一個提督。丁汝昌回香港後與琅威理談話也指出，五色團龍旗是為北洋海軍提督設立的，琅是老師，被指派負責培訓和操練航海陣法，他們都是學生，希望向他學習。他不必為中國官員官階比他高而煩惱。假如丁離任或戰死，他還將在現在位置上協助林泰曾，而不會讓他來領導艦隊。丁汝昌的解釋十分明確——琅是顧問，不是副提督，更不是北洋海軍提督的候任者。5月，丁、琅赴天津與李鴻章面談。李鴻章不理解琅有何受辱，依然堅持原來看法，琅威理當場提出辭職，李鴻章接受了他的請求。
“撤旗事件”還可看出清末海軍軍制中存在的問題：中國軍隊原先沒有軍銜，提督、總兵都是職務，引申到海軍，提督即艦隊司令。而在引進軍銜制度時，這種稱呼又變為海軍的將領級別，且僅設提督和總兵兩級，以與陸軍職銜對接。海軍提督對應外軍海軍上將（Admiral），總兵相當於外軍三等提督或譯少將。按西方慣例，上將和少將之間還有Vice Admiral級別，稱“中將”或稱“副提督”都是中文譯名，北洋海軍卻未設定。《北洋海軍章程》提及此等分級，認為新式海軍在中國為創始，“初無幾等提督名目，自應仍遵舊制”。
琅威理與丁汝昌談話後，曾給英國領事、海軍部大臣和赫德寫信，並拜會英國駐華艦隊司令薩德蒙將軍，訴說受到侮辱。8月18日，駐英公使薛福成電告李鴻章，英國外交部已致電駐華公使複查此事，並考慮撤退全體在華人員。薛問“能否轉圜，邦交有益”。20日，英使華爾身向李鴻章詢問琅威理辭職緣由。李否認與英國約定琅威理與丁汝昌平行，指出“中國海軍稱琅為提督，乃客氣用語”。他又覆電薛福成：“琅威理要請放實缺提督未允，即自辭退。向不能受此要挾。（英）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轉達。似與邦交無涉。”
11月4日，英國拒絕了李鴻章另聘英人為北洋海軍顧問以代替琅威理的請求，並召回在旅順港服務的英國人，宣佈不再接納中國海軍留學生。中英海軍合作關係進入低潮。
英國人的動機
探究琅威理在中國的貢獻和結局，對研究洋務運動時期西方國家對中國興建海軍的態度顯然是有典型意義的。民國年間，《海軍大事記》的作者池仲祐認為：“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銜，此在吾國不過虛號崇優，非實職也。而軍中公牘，則時有丁、琅兩提督之語。故自琅威理及諸西人言之，中國海軍顯有中英兩提督，而自海軍奏定章程言之，則海軍只有一提督，兩總兵也。”琅威理因撤旗事件“拂然告去，然至終不悟爭執之理由”，把琅威理辭職僅僅看作他本人沒有弄清自己的地位。事情顯然沒有這樣簡單。
積極推動派遣海軍顧問的，首先是英國在華外交官和中國海關中的英國人赫德，其目的是增強對中國海軍的影響力，抵制其他國家在華勢力擴充套件。早在1880年，英國公使威妥瑪便向國內報告，美國上屆總統格蘭特的一個親戚正在被提名，“當然這是美國使館的花樣”，“美國人如果能幹的話，非常可能顛覆這個國家”。他還提到德國公使巴蘭德的一個舅爺也被提名。威妥瑪說，改組中國軍隊之權必須只掌握在某一個國家手中。而如果我們不是這個國家，就將“極其有損於我們的利益”。1881年10月，赫德在給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稅務司金登乾的信中提到，李鴻章可能任命美國海軍提督薛斐爾擔任北洋海軍總司令，法國人則在推薦戈威因和努瓦康擔任這一最高職，而英國領事館和公使館則阻撓他控制中國海軍的活動。他憤憤地寫道：“該死！該死！！該死！！！”1882年春，金登幹密函英國外交部官員龐斯福德和海軍上將凱古柏，要求支援向中國派遣海軍顧問的請求。外交部立即請海軍部同意這個請求。然而海軍大臣答覆說：“中國如有強大海軍，對我們是否有利，尚有疑問。”經過爭論，海軍部給了琅威理三年假期。赫德對英國政府的拖拉作風很不滿意。他再次抱怨：為使英國控制中國海軍，他已奮鬥了二十五年。假若他是法國人或德國人，早就取得了驚人成績。他手中“一般都掌握有最長的一組同花牌和最後的王牌，應該打贏；但是我的搭檔——英國官場——忘記已出了什麼牌，記不得別人有什麼牌，有牌不跟，不叫王牌等等，雖然我們第十三墩得分，對手還是能贏決勝局”。
中法戰爭後琅威理重返中國，是中方透過外交途徑向英國外交部和海軍部提出來的。當琅威理到達上海後，赫德並不清楚清政府的安排，但他極為關注。他說：“琅威理也許出任海軍衙門的總查或總海軍司。如果他謹慎從事，一定會前程無量。”赫德還不厭其煩地強調：“現在領導權是在我們手中，但是為了我們兩國的利益，特別是為了我國的利益，我們應當繼續將它掌握在我們手中。”
現在尚無證據證明琅威理本人直接參與了英國政府、外交官或赫德企圖控制中國海軍的計劃。琅威理更像是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固執地注重個人名譽和待遇，同時對工作也極端負責的職業軍人。
琅威理的虛榮心
1887年琅威理去英國接帶“致遠”四艦，曾與鄧世昌等官兵在艦上合影，穿著英國海軍上校軍服，在代表其軍銜的袖口標識上，飾有雙龍——這是當年洋員自己設計的款式。後來率艦返航，他在“靖遠”艦升提督旗指揮航行，另為自己做了一身中西合璧的海軍上將軍服與將旗配套：全套英款，連腰帶扣上也有女王的王冠圖案，但在袖標上飾以雙龍。他在新加坡拍攝了海軍提督（上將）照片。船至香港，仍懸提督旗，使得皇家海軍中國艦隊司令哈密敦海軍中將不悅，這涉及海軍禮節，低階軍官要先向高階軍官行禮致敬並前往拜訪。幸好琅威理先去拜訪了哈密敦，才避免了尷尬。但哈密敦設晚宴招待琅威理時，估計琅穿了新禮服過去，這又涉及宴會座次。哈密敦為此致函海軍部，表示從未收到中方關於琅為中國提督的檔案。除非琅辭去他在英國海軍的職務，否則在歐洲列強來看，他只是一個英軍上校。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裡勳爵表示不允許查問下去，絕對不可向中方提出。逼迫中方明示琅威理的地位，是對琅不利的——這種連英國首相都明白的模糊戰術，後來卻被琅威理自己扯破，非要弄個明白，英國政府就不得不站在他的背後來力挺英國人的面子了。
琅威理在“靖遠”後桅上升掛提督旗
琅威理與鄧世昌等接艦官兵合影
左為琅威理接艦時身穿海軍上校軍服；右為其返程時拍攝的身穿海軍上將軍服照
不久，琅威理懸提督旗率艦抵達廈門。他是否穿著那套行頭與丁汝昌見面，以及他後來在北洋海軍工作時穿什麼服飾，未見史料記載。但既然穿上了上將服，也是無法換下來的。丁汝昌是好好先生，對琅的僭越採取忍讓，其他高階軍官卻覺得不爽，所以林泰曾更換將旗，未嘗不是事先的策劃。林泰曾、劉步蟾等人都留學英國，深悉海軍禮節，看琅不過是客卿而非上級領導。琅威理在自己職務和軍銜方面，確實也有虛榮心作怪。
從“撤旗事件”可見，中國在主權問題上決不退讓。李鴻章努力保持艦隊不受洋員控制，在必要時不惜採取斷然措施，以回答要挾。這也充分表明，洋員同清政府確實只是僱傭關係，他們沒有獲得更多權力。但是，問題並不僅僅在此。中國作為落後國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如何得到傳統海軍國家的指導，又不放棄對軍隊的控制權，始終是一個更重要又沒有很好解決的難題。
林泰曾、劉步蟾與琅威理的矛盾，除了指揮權之爭外，從某種程度上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軍內部對嚴格管理的厭煩情緒。事實上，早在1877年第一批進口炮艇來華後，水師官兵已與洋員發生衝突。李鴻章曾在致友人信中提到，聘請的外國軍官不願前來，“問其何以不願，據云僅令教練而不假以節制擢陟之權，弁兵必不聽令，斷難進益。即以‘龍’‘虎’兩船原募各教習，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虛心受教，炮船機器久恐廢壞云云”。琅威理個性強脾氣躁，他的管理風格使一些中國軍官難以接受。當時人大多認為，“海軍之建也，琅威理督操綦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右翼總兵劉步蟾與有違言，不相能，乃以計逐琅威理”。琅威理面見李鴻章時，當場指出各艦高階軍官均由福建人控制和紀律鬆散，以及行船公費按艦包乾，造成補給品保障不足和不及時維修等問題。尤為糟糕的是，琅威理走後，北洋海軍的訓練和軍紀日益鬆懈，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當北洋封凍，海軍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更顯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場悲劇的開端。赫德後來幸災樂禍地說：“琅威理走後，中國人自己把海軍搞得一團糟。琅威理在中國的時候，中國人也沒能好好利用他。”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海軍發展史上一個慘痛教訓。
市場招募型專家：德國“菜鳥”漢納根
還有大量技術類官員是清政府直接從市場上找來的，其中代表人物是德國人漢納根。
漢納根（Constantin A．S. von Haneken）1854年12月出生在特里爾城的普魯士軍官家庭。祖父外祖父都官至少將，父親在1866年普奧戰爭中指揮步兵第八旅立下戰功，晉升中將，退役後仍是活躍的軍事作家。漢納根十歲出頭時，按當時普魯士軍事貴族家庭慣例，入學生團住讀。十九歲畢業，進入步兵四十五團，1874年授少尉軍銜。漢納根的性情和等級森嚴的普魯士軍隊並不匹配，從1876年底到1877年初他先後受到三次處分。之後調到野戰炮兵團，在那裡情況也沒有改觀。上級評價他“既無技術，又無干勁”。1877年6月，漢納根醉酒後和一個地產商人打架，雖然民事法庭裁定為自衛，但是軍事法庭認為他的行為有傷軍隊風化。透過一份德皇簽字的裁決書，漢納根被責令免職，僅可保留少尉軍官名銜。
漢納根的父親和德璀琳的父母是世交，德璀琳也是德國人，1865年前往中國，1877年出任天津海關稅務司，也成為李鴻章非正式的顧問。德璀琳有意幫助老友之子，就向李鴻章講了一通不能完全依靠外國政府推薦顧問的道理，建議另闢市場化招聘的途徑。
這話有點打動李鴻章，但並未達成確定性成果。而此時已在父母家賦閒兩年的漢納根不願再作等待，他以百分之四的利率向姐夫借了三千馬克，又從漢納根家族基金會申請到三百九十馬克無息貸款，自購船票來天津冒險一搏。1879年11月2日，李鴻章在衙門裡接見了這位二十五歲青年，詢問基本情況後同意聘他監造沿海炮臺，與他簽訂了長達七年的僱用合同，他的起始月薪是七十五兩銀子，以學習中文的程度為基礎，每年增加十二點五兩，直至一百五十兩後，增長再和業績考核掛鉤。
漢納根和他在黃海海戰後獲得的雙龍寶星勳章
從漢納根履歷可知，他不是以前中文史書所稱的“陸軍大尉”，不曾在院校學習過專業知識，更不是中國使館招募的成熟人才。他就是一隻初出茅廬的“菜鳥”。他的軍事工程能力，來源於學生團入門級培訓，離開軍隊後自習的機械製圖、土木建築、軍事工程設計等課程。他透過父兄郵寄的專業書籍，在實踐中邊幹邊摸索，也與父親在通訊中進行討論。他先後修葺天津大沽口炮臺，修建連線大沽和北塘的浮橋，主持設計和建造旅順口的黃金山、老虎尾、老蠣嘴、蠻子營等七座炮臺，以及威海衛、劉公島防禦的主要炮臺。初到旅順時，當地僅他一個洋人，沒有社交和娛樂，白天指揮施工，晚上苦讀中文和專業書籍，由此掌握了漢語和炮臺工程兩門專業知識，這段經歷，不能不說是個傳奇。
漢納根設計並督建的旅順、威海海岸炮臺竣工後，於1887年回國，用所賺的錢還清家族債務，但在德國找不到被尊敬的感覺。1893年底，他再來天津。1894年7月，他聽說中日在朝鮮展開軍事對峙，風聲鶴唳，大有一觸即發的戰爭氣氛，便自告奮勇前去觀察形勢。他在“高升”號駛離大沽啟錨前的最後一刻登上輪船，在豐島海面，遭到日軍盤查。日軍拒絕漢納根在談判時提出的“高升”號返回大沽的建議，搭載“高升”前往朝鮮增援的清軍官兵拒絕投降，最終日軍擊沉了“高升”號，漢納根靠游泳倖免遇難。
此後，李鴻章任命漢納根擔任北洋海軍總教習兼副提督，參與指揮黃海海戰。漢納根由此聲名大振。他要求派他以提督銜任海軍副提督，賞穿黃馬褂，才肯繼續留在北洋海軍服務。這種要求，清政府難以接受。於是漢納根離開海軍，到北京活動。他給翁同龢寫了《謹擬整頓水師芻言》，建議海軍衙門要直接管理海軍船隻、船塢、製造局、人事和經費。海軍衙門現時應派一精明公正的洋員為海軍司，駐天津總理各事，以期大戰大勝。海軍提督應派一洋員幫同督理操練打仗事。這裡提到的海軍司，有他本人的影子。他又建議朝廷另建十萬人的新式陸軍，這是袁世凱訓練北洋新軍之肇始，但也受到上層官僚的各種掣肘，認為他要控制中國軍權。
次年3月5日，漢納根同德璀琳的女兒埃爾莎小姐結婚，不再過問軍事。埃爾莎比漢納根小近二十歲，他初到天津時，她還是個五歲女孩。直到甲午海戰前後，她在通訊中提到漢納根還稱“叔叔”。戰爭使漢納根在天津外僑界成為令人矚目的明星，也使埃爾莎墜入愛河。後來漢納根投資開發山西井陘煤礦，成為著名的富翁。
“窮小子”漢納根後來在天津的豪宅
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歐美國家完成工業化，國際勞動力市場流動活躍。大批具有技術專長的人士，包括下級軍官、士官的收入菲薄，願意背井離鄉，在全球範圍尋找發展機會。由於技術位差，也由於中國在一定規模上引進西方武器裝備，外籍人員的薪酬大大高於其在本國收入。來東方求生活雖然不是這些人士的首選，仍然不失為富有吸引力的挑戰。漢納根的背景和經歷就是這類外國人的典型代表。中國軍隊招募的外籍顧問、教官、技術人員，乃至租界裡雲集的商人、工業家、建築師，大多是懷揣夢想、試試運氣的冒險者，雖然素質上良莠不齊，技術上各有高低，總體上對中國現代化起到了推動作用，有些人在工作中也有很高的責任意識，但談不上對大清的榮譽忠誠，最後關鍵時刻，他們並不會為中國獻身。
最後選擇：拖輪船長馬格祿
漢納根離開北洋海軍後，李鴻章開始為北洋海軍另尋一位外籍顧問。人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琅威理。11月4日，赫德前往英國公使館，轉述了皇帝的聖旨。9日，他又正式通知了金登幹去與琅威理聯絡。
經歷了當年“撤旗事件”，要重新聘請琅威理，這對中國人來說，是件難堪的事。13日釋出的上諭宣稱：
琅威理前在北洋訓練海軍，頗著成效。自該員請假回國後，漸就廢弛，以致在本年戰事未能得力，亟應力加整頓。著總稅務司赫德傳諭琅威理迅即來華，以備任使。
琅威理此時在英國得封港擔任後備艦隊指揮官兼“毀滅”號軍艦艦長，統率著皇家海軍後備隊。他對邀請自己重返中國大擺架子。公開的理由是英國宣佈中立，他不能以現役軍人身份前往，又不願辭去現任的海軍職務，只有在戰後當英國政府許可時才可能前往。私下卻提出了中國政府難以接受的苛刻條件，如必須由皇帝以璽書形式頒給他海軍最高職銜等等。
金登幹又提出一個人選，他的表兄英格斯上校。英格斯1887年10月因日本籌建海軍高等士官學堂（海軍大學）被聘請為教官，至1893年10月，在校任職六年。他是日本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在歐美考察時確定的人選，在日期間直接受海軍大臣領導，待遇是敕任官，即由天皇任命，規格甚高。英格斯在校開設戰術課，從1889年9月到1893年9月，每期一年，學員均為有十年左右工作經歷的海軍大尉至少佐級軍官。英格斯強調風帆時代已經結束，海軍應該更加關注新的戰術。他推崇單縱陣和速射炮的結合，將單縱隊戰術思想進行了深入講授，並針對英國海軍其他戰術理論進行了辯駁——包括諾埃爾上校的“群隊攻擊法”、英國海軍戰術泰斗某氏的“艦隊運動”、海軍戰術家弗萊蒙特爾德的“鱗次狀二列橫陣”。英格斯的這些觀點，1894年3月在日本結集出版，名為《海軍戰術講義錄》，不久在黃海海戰中被聯合艦隊使用和印證。有意思的是，與他任教同時期擔任海軍大學的三任校長，是伊東祐亨（1889.5-1890.9）、中牟田倉之助（1892.12-1893.5）和坪井航三（1893.12-1896.3），其中伊東和坪井在黃海海戰中分別擔任聯合艦隊司令官和第一遊擊隊司令，中牟田則由海軍軍令部長轉任大本營海軍參謀。可以想象一下，從1890年琅威理離開北洋海軍至甲午戰爭爆發，四年多的時間內，北洋海軍上層的外國顧問處於空窗期，日本海軍卻在英格斯引導下進行編隊戰術研討。英格斯本人回憶說，他在日本服務時，日本政府曾封贈他以貴族，使他能有足夠的權力和地位以與日本將領接觸。日本海軍從英國人的教育中得到極大的好處。當他們認為有理由獨立行走時，歐洲軍官便體面地告退。而日本人“堅持走著他們在英國的指導下踏上的道路，他們不僅使艦隊保持著英格斯離開時的面貌，而且更趨完善”。
11月20日，金登幹約英格斯在軍人聯合俱樂部進行長時間密談。英格斯表示，他並不想做中國海軍統帥，把艦隊掌握在手。他的目的只是教練，有需要時，偶爾統率全軍，以使中國的統帥和艦長們能夠學習怎樣指揮。英格斯說，他和日本的官方關係早已斷了。他願意“割斷舊日的情緣，在中國另結新歡”。他們的談判有些一廂情願，以致赫德不得不給金登幹澆冷水。他回覆說：“英格斯一定不行。曾經在日本充過教練的人，在此間不會受到歡迎。”他摸準了中國人脾氣。天朝的自大、虛驕和偏見，絕不會接受英格斯這樣的人物。
還在金登幹為琅威理重返中國進行斡旋交涉的時候，李鴻章已經迫不及待了。11月15日，他任命英國人馬格祿為幫辦北洋海軍提督，月薪三百兩。透過丁汝昌傳諭各管駕以下員弁，謹受指揮。
馬格祿（John McClure）,1837年出生於蘇格蘭西南海邊小鎮柯爾庫布里，1883年駕駛怡和輪船公司從英國訂購的“高升”輪來華，後來在天津大沽駁船公司任職，也是公司股東。及至戰前，他擔任“北河”拖船的船主，並無海軍背景。戰爭爆發後，公司派“北河”協助北洋海軍通訊文報，還赴仁川偵察戰況。該公司亦承擔北洋海軍的裝煤、換船上岸服務。馬格祿還駕拖船前往三山島拖拽擱淺的“廣甲”出礁未成。在當時參戰的外國人中，他頗有些年歲，卻實在不像是海軍將領。《字林西報》說，馬格祿被任命是當日最奇怪的訊息。英國駐華外交官對他是何方神聖，更是聞所未聞。海軍洋員戴理爾評價道：“他已人過中年，而且還曾有酗酒的名聲。這個老冒險家一定會全力以赴地向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奮力一跳。但把他置於這樣一個地位，實在是一件殘酷且愚蠢的事情，特別是對丁提督來說。”自他上任後，並未為北洋海軍做出什麼積極貢獻。唯一可稱道的，是在清廷下令撤換丁汝昌海軍提督職務時，他致電予以反對。
馬格祿和他的墓碑
馬格祿後來為自己補制過蟒袍禮服，1920年去世後，墓碑上註明是中國海軍上將。
顯然，李鴻章對北洋海軍高階軍官並不信任，關鍵時刻，非要找一個外國顧問，甚至完全不顧他是否精通海軍。
清末北洋海軍聘請外籍僱員，事情並不複雜，而背後的考量卻涉及主權、授權、中西文化衝突，甚至還涉及中日兩國走向現代化之路的比較。經歷了一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後人有必要對這段歷史進行反思，並從中探尋有益的啟迪。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