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見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初次見面，毛澤東留給斯諾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這是一位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無獨有偶，同時代的許多日本人都認為毛澤東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幹的戰略家。不久就爆發了“西安事變”，也就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展現出了無人能及的預判、引領和掌控時局的能力，而這正是毛澤東作為戰略家的偉大之處。
西安事變前後的毛澤東
1、預判時局：毛澤東最早提出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
說來的確是匪夷所思，毛澤東這種天才戰略家的稟賦，其實早在1917年，他還只有24歲時就已經展露出來了。
當時日本大隈重信內閣即將改組的訊息傳到中國，很多人幼稚地寄希望於他下臺後日本會改善對華政策，而毛澤東卻在7月給同學蕭子升的信中敏銳地斷言：中日之間20年內必有一戰，並提出要國人自強以警惕日本。
19年後，毛澤東對來訪的美國著名記者斯諾談及當時中國人民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毛澤東不止一次提及這樣的觀點：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已經取代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上升為中國的主要矛盾。
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以戰略家的眼光高瞻遠矚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因此，抗日戰爭的前途是“日本必敗，中國必勝”；中國獲取勝利的戰略方針是實行大規模的運動戰，再輔以區域性的陣地戰。
要知道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每戰必敗，節節敗退。國民黨政府為保住上海而進行的淞滬會戰投入70餘萬兵力，最終還是全線潰敗。從此亡國論長時間籠罩著全國。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毛澤東竟然能對時局作出如此超前而又精準的預判，毛澤東這種超越同時代所有傑出人物的戰略眼光是非常了不起的。
西安事變前後的蔣介石
2、引領時局：毛澤東直接領導了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工作
毛澤東在準確預判時局的情況下，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如何引領時局向好的方向發展。要知道，時局要向好的方向發展，等是等不來的，靠也靠不了誰，唯一能做的，就是透過自己的努力，把時局從嚴重惡化向好的方向引領。毛澤東在這方面又展現了他天才戰略家的一面。
蔣介石從五次“圍剿”紅軍和根據地開始，就鐵了心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逼迫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進行數萬里長徵，把紅軍趕到了西北，還不甘心，繼續加緊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瘋狂圍剿。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及時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其中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重點就是想辦法聯合有可能聯合的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而這項工作就是由毛澤東本人親自領導的。
毛澤東經過數月工作，比如釋放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回洛川等，就此同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初步達成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秘密協議，並開始形成了“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以及互派代表”的嶄新格局。
毛澤東透過和張學良、楊虎城之間建立起密切聯絡，既讓他們慢慢理解、接受和支援了中共的主張，又從大局和私人感情上給他們極好的建議和關心，讓他們深受感動，使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成為紅軍的友軍，並實行徹底抗日的綱領。形成了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新局面。
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
3、掌控時局：毛澤東用軟的和硬的兩手實現了“逼蔣抗日”的目標
1936年5月5日，毛澤東、朱德聯名向南京政府和各黨派、各團體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呼籲：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在通電中沒有再提“討蔣、反蔣”的口號，並把對蔣介石的稱呼從“蔣賊”改為“蔣氏”，在全國社會各界產生了巨大反響。
6月20日，中共中央同國民黨直接對話，釋出《致國民黨二中全會書》，提出，只要你們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和蘇區，立即動員全國對日抗戰，我們願用一切力量援助你們，並願和你們密切合作。8月，毛澤東又提出現在不適合提“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而是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賣國賊。
毛澤東及時把“抗日反蔣”的政策調整為“逼蔣抗日”，提出，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的國民黨各派，作為統一戰線的主要爭取物件，繼續停戰議和請蔣抗日的口號，“他不來攻，我不去打”，“他若來攻，我一面堅決作戰，一面申請議和”，在抗日進軍的路上，如果遇到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後兵”政策。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直接和南京政府的軍政要員宋子文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又多次寫信給宋慶齡、蔡元培等愛國領袖，對他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欽佩和讚揚；還努力聯絡各地實力派，如李宗仁、白崇禧等，爭取他們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理解和支援。在此期間，毛澤東還進一步加強了對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工作。
“兩廣事變”後，蔣介石把毛澤東的爭取和忠告視為軟弱可欺，調集十幾個師的兵力向西北大舉進攻，圍剿紅軍，想給紅軍以重創後再到談判桌上來和中共談條件。彭德懷和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奪取了山城堡戰役大捷，粉碎了蔣介石進攻，打擊了國民黨當局的囂張氣焰，把他們乖乖打回談判桌上，有力促成了“逼蔣抗日”目標的實現。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變本加厲地調集30萬大軍準備加大力度“圍剿紅軍”，帶著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蔣鼎文、陝甘綏寧邊區總指揮衛立煌和軍政部次長陳誠，以及其他軍政要員十多名飛抵西安，逼迫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隊開到陝甘前線圍剿紅軍。
張學良和楊虎城無法接受蔣介石的逼迫，痛哭流涕向蔣介石“苦諫”，反遭蔣介石的嚴厲訓斥，張楊二人被逼入絕境。與此同時，西安各界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終於迫使張楊二人下定決心，於12月12日凌晨對蔣介石採取兵諫，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可以說，“西安事變”的爆發及和平解決，促成了蔣介石及國民黨當局的轉變，結束了十年內戰的錯誤政策，轉而達成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因而，西安事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全民抗戰的真正開始。而這一切，從根本上來說，都是戰略家毛澤東運籌帷幄而爭取來的美好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