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他對這個陌生的東方國度有數不盡的疑問和期許，但當他見到新中國的領袖毛主席的時候，卻出人意料地提了一個要求：“我能見見你們國家的‘鐵人’王進喜嘛？”
尼克松興致盎然，毛主席聽後卻微微嘆了口氣，沒有答應。
尼克松為什麼要見一位中國工人？毛主席又為什麼沒有答應他呢？接下來，我們從“鐵人”王進喜的傳奇人生中去了解原因。
悲慘的童年
1923年，王進喜出生於甘肅省玉門市的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他家裡條件十分艱苦，父親王金堂體弱多病，在王進喜出生後不久就雙目失明，母親身體也不好，難以負擔家裡諸多繁雜的事務。
在被深沉的黑暗籠罩著的舊中國，王進喜一家人受盡了苦難。1925年到1929年，中國西北大地上遭遇了罕見的災荒，陝西、甘肅等地連續數年夏季缺雨。
最為嚴重的地方甚至整個夏天滴雨未落，再加上當時的軍閥混戰，“民國十八年年饉”在1929年徹底爆發。
陝西人將三年連續大災稱為“饉”，而這場“饉”讓陝西全省250多萬人餓死，40多萬人逃荒，700萬人奄奄一息、40萬人慘遭販賣。甘肅有過之而無不及。
年幼的王進喜此時還不知道什麼是“舊中國的黑暗”，他只知道沒飯吃就會餓死，年僅6歲的他用一根棍子牽著雙目失明的父親，從村莊走到玉門市裡沿街乞討。
飢餓、貧窮和死亡是年幼的王進喜最嚴苛的老師，他憑著野草般的生命力撐過了大饑荒，可苦難還沒有到頭。
1932年，軍閥馬步芳在甘肅、青海一帶開建羊毛場，從附近百姓家裡強徵壯丁做苦役。可王進喜家哪有能幹活的青壯年勞動力呢？
沒辦法，時年九歲的王進喜趕著牛車為軍閥運送羊毛，而他身患重疾的父親就躺在車後的羊毛上隨行。
即使如此，王進喜的生活還是越來越困難，苦難如影隨形。
王進喜為了補貼家用，給地主惡霸放過牛、放過羊，為了躲避軍閥強派的兵役，他也下過危險至極的金礦淘金。
然而即使他已經如此委曲求全，祖上傳下的幾畝貧瘠的土地還是被地主佔去了。舊社會真是吃人不吐骨頭！
1938年，王進喜進了舊玉門油礦當工人，這一年他才十五歲，又瘦又矮，是個實實在在的童工。他每天住的是石窯洞，吃的是稀粥、黑麵饃，穿的是一張磨得光亮的羊皮襖。
正像那句牧區窮人的民謠：“白天穿，晚上蓋，雨天毛朝外”，王進喜的吃穿住條件惡劣至極，還要完成同大人一樣的重活。
工頭髮現王進喜完成工作較慢，經常打罵侮辱他，工廠的師傅看不下去，時常開導他，告訴他要像駱駝一樣，自己默默積攢能量，然後再展開鬥爭，王進喜備受啟發，逐漸覺醒，開始接觸共產主義。
這時候王進喜已經有了樸素的革命意識，他認為窮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富人們太過壓榨剝削導致的，從此之後他開始想盡辦法反抗。
大西北艱苦的自然環境和惡劣的生活條件將這個甘肅漢子磨練的剛強堅韌、永不屈服。
貧油的現狀
1949年9月，甘肅基本解放，王進喜也終於擺脫了被軍閥奴役的日子，迎來了新中國，從此當家作主。
1950年春，王進喜通過了考試成為新中國第一代石油工人，他發現在新中國的工廠裡不但沒有打罵侮辱。
而且待遇極好、有的住、有的吃，逢年過節還能吃上肉，工作之餘還常常有人教他們讀書認字，積極組織文體活動，王進喜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因此，他一改過去在軍閥工廠裡的消極怠工，什麼苦活、累活、髒活、雜活都搶著幹。石油廠裡的鑽工，既危險又勞累。
但他還是情深意切地說：“黨把我們當主人，我們絕不能像過去一樣磨磨蹭蹭的、被動地幹活。”新舊中國巨大的反差使王進喜的思想受到了錘鍊，不斷追求奮勇前進。
然而這時，中國的石油事業卻不容樂觀，面臨著貧油危機。
石油是“工業之血”，是流動的黑色黃金。建國之初，百廢待興，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則是：“一窮二白”。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又對我國實施封鎖，卡脖子、禁原料，這使當時石油產量幾近於無的我國十分被動。
建國之初，城市裡的公交車上清一色背上了“大書包”（煤氣罐），石油幾乎全部用於國家急需的重工業專案。
當時，國外許多學者不知是故意散播謠言，還是知識有限，他們大肆散播“中國貧油論”，認為中國幾乎不可能發現大油田。
石油的缺乏已經嚴重製約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從國家角度而言，說那時的石油是每一個地質人和石油人的生命也不為過。
1958年，愛國將領楊虎城之女，時任克拉瑪依油田小隊長的楊拯陸就在探尋石油的過程中犧牲，年僅22歲，除她以外還有許多人犧牲在尋找油礦的路上。
一代代地質人為發現中國人自己的大油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而作為石油工人的王進喜也心有不甘。
他在油田工作期間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工作認真負責，1956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後就擔任了1205鑽井隊的隊長。
1205鑽井隊本是個後進隊，隊員們對工作並不是很積極。王進喜擔任隊長之後，身先士卒，哪裡有活他第一個衝上去幹，鑽頭出了故障他冒著生命危險去搶修，時間一長，所有隊員們的幹勁都被他帶動起來。
王進喜還自己編出許多鼓勵大家的口號：“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碰到困難就躺下”，“不怨天，不怨地，只怪自己不爭氣！”
獲得一次榮譽之後，1205鑽井隊就再也停不下來了，這個曾經的後進隊在王進喜手裡愈發積極上進，不久後他帶領1205小隊創下了當時中國的月鑽井記錄5009.3米。
1958年10月，王進喜到新疆克拉瑪依參加石油部會議，餘秋裡（原石油工業部部長）和康世恩（副部長）親自將“鑽井衛星”紅旗頒發給王進喜，他的隊伍獲得了一個美譽“鋼鐵鑽井隊”，他自己也被稱為“鑽井闖將”。
得到國家的嘉獎，王進喜本來喜滋滋的，可去北京的一次參觀卻沖淡了他的喜悅。1959年，王進喜作為甘肅省勞模大會代表到達北京。
一落地，他發現北京大街小巷的公交車上都揹著個比公交車自己還長的“大書包”（煤氣包），這是怎麼回事呢？
王進喜一問相關同志才知道，他們產的石油根本不夠老百姓用，公交車只能用氣，更讓人氣憤的是，還有許多外國專家說中國是“貧油國”！
樸實的王進喜以前並不知道，由於油藏量、品相、開採難度等原因，他們日夜辛苦的石油產量相對於百廢待興的新中國的需求量來說，只是杯水車薪。
這個在黃土高原上成長起來的漢子，常年經歷大西北凜冽刺骨的寒風都不為所動，這一天，他卻因為知道中國“缺油”而獨自蹲坐在北大紅樓附近的街頭掩面而泣。
從那一天起，他就把“煤氣包”作為自己的“敵人”，如果一日消滅不了“煤氣包”，那他就不是一個合格的“石油人”！
那個時代的工人是國家的主人，也真正將自己看作是國家的主人。自此以後，王進喜就數十年如一日地為自己的諾言，為自己的國家，為自己的人民而奮鬥。
1959年9月，當時中國最大的油田，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大的油田被勘探發現，國家為其命名——大慶油田。
後人讀起來只是輕描淡寫的一則新聞，而這背後凝結的汗水與煎熬又有誰能知道呢？
中國的大慶
除了大慶，沒有哪一個企業的誕生和發展，能與中華民族的精神與命運聯絡得如此緊密。
——餘秋裡（原石油工業部部長）
1959年9月，在前兩次打井失敗的情況下，李四光、黃汲清、謝家榮等諸多領域科學家及石油部、工業部負責人以大無畏精神打下了第三口基準井。
當他們看到含油飽滿、氣味濃烈的油砂從槍管裡噴出的時候，他們知道，油田在這沒錯了。
松遼驚雷一聲響，松基三井喜噴工業油流，這一天是1959年9月26日，是個值得所有中國人銘記的日子。
1959年，全國共消費原油約504.9萬噸，這其中絕大部分都用於重工業，而中國自產產量連消費量的一半都不到，為了工業發展，國家和人民只能勒緊褲腰帶。
當年，用於進口石油的外匯高達1.83億美元，這可是70年前的美元啊，說石油是會流動的黑色黃金毫不為過。
在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只有石油工業未能完成預計目標。中國的石油需求量缺口巨大。
可從1959年9月26日，油槍裡噴出高品質油砂的那一刻開始，中國人的石油工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石油工業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外國科學家對地質理論的“壟斷”也就此打破。
這一年正是新中國成立十週年，這正是獻給共和國與人民最好的禮物——一個全中國最大儲量的油田！大慶——這兩個字成為了這個孕育於松遼盆地上的世界級油田的豪邁姓名。
同一年，毛主席親自參與制定的“大慶油田大會戰”雛形頗具，中國人決定要在東北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徹底解決中國人自己的用油問題。這時輪到以王進喜為代表的石油人上場了。
1960年1月，石油部黨組召開擴大會議，準備集中全中國石油系統的力量，“來一個聲勢浩大的大會戰”，同志們一致同意。
兩三個月後，全國主要石油系統力量都被抽調到大慶油田附近，當年退伍的三萬多名解放軍指戰員也再次穿上軍裝，參加油田生產建設。
同年4月29日，薩爾圖草原上的萬人誓師大會，見證著石油大會戰的全面開展。
王進喜作為石油工人代表和勞動模範，早在二月份就到了大慶附近，他和他的1205鑽井隊一下火車就丟擲了一連串問題：油田在哪裡？什麼時候可以去實地考察油田？地方幹部只能笑著先為他們安排食宿。
王進喜一行不但熱情高昂，而且專業科學，他親自檢查鑽機情況，找地方同志瞭解鑽井極限，勘察鑽井附近機位。王進喜說過：“我們要把中國是‘貧油國’的帽子甩到太平洋裡。”
可在當時，大慶油田所在的薩爾圖草原人煙稀少，各種物資都十分匱乏，放眼望去只有綠油油的一片大草原。
數以萬計的石油會戰隊伍聚集到這片草原上，正值晚冬早春時節，柴米油鹽、鍋碗瓢盆這些東西在當地幾乎難以籌措，吃住都非常困難。
生活上苦一點對王進喜來說還不算什麼，最關鍵的是油田缺少大型器械。
當時草原上既沒有公路也沒有鐵路，器材運不進來，鬆軟的地質條件也難以承受大型器材的重量，導致配套裝置不齊全。
就連卡車、汽車、吊車這些常規的東西也嚴重缺乏，面對運到薩爾圖火車站的幾十萬噸器材和鑽井、採油裝置，石油工作者們只能望而興嘆。
甚至有些悲觀的同志在背後悄悄議論：“這種條件還怎麼挖油，器材進不來難道用鏟子往地下打洞嗎？”
面對如此惡劣的客觀條件，中國的大慶油田到底該如何才能早日產油？寬廣的草原真的難倒了他們嗎？這是放在相關部門和王進喜為代表的石油人面前最大的困難。
堅強的鐵人
一部分同志有悲觀情緒，可王進喜卻不這麼想，在領導小組組織的兩論學習會上他旗幟鮮明的喊出口號：“這困難，那困難，國家缺油是最大困難；這矛盾，那矛盾，國家建設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
今天來看，這口號喊的真大，可王進喜要是像某些只說不做的幹部一樣，那他日後也成不了“鐵人”。
4月2日，1205鑽井隊日思夜想的鑽井機總算運到了薩爾圖火車站，但吊車和卡車不夠，這麼重的器械怎麼解除安裝？
王進喜帶著組員在解放軍戰士的幫助下用了中國人千百年來最傳統也最艱苦的方式——人拉肩扛。
一部分可以藉助繩子、鐵棍滾動卸運的器材還較為輕鬆，用不了這些方式的器材只能用“大慶人”的血肉去承載。
當時中國的鑽井機重量小，可最輕的配件也有好幾噸，他們就硬生生地從火車站卸運到施工場所。難怪當時還有一句口號：“寧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王進喜和他的組員們僅用四天的時間，就把40米高的井架豎立在茫茫大草原之上，當時沒有工業用水，王進喜就帶著組員們到附近的湖裡破冰取水，用臉盆端、用水桶挑，憑藉著人力取水50多噸。
王進喜身先士卒，總喜歡喊些口號，這次他鼓勵大家：“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句話一直沿用到今天，成為經典的勵志之言。
開鑽以後，王進喜吃住都在井上，他安排其他人輪流換班，可自己幾乎沒有離開過礦井。
在他的激勵帶領下，1205鑽井組只用了5天零4個小時就創紀錄的鑽地進尺1200米，成功完成任務。
後來宣傳部門的相關同志還把王進喜幹活時唱的號子編成了一首詩：
“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幹勁大，天大困難也不怕！”
王進喜鋼鐵般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可他真正被稱為“鐵人”是因為一件事。
1960年4月29日，就在石油隊伍準備開挖第二口井時，王進喜不慎被砸傷了腿。旁人勸他到醫院休養，他卻堅持要在工地旁幫忙。
4月下旬的一天，王進喜發現一處鑽井平臺上的方瓦無故掉落，他知道大事不好了，有可能發生井噴。一旦井噴輕則影響施工進度，重則要了工人們的性命。
他連忙組織搶修，並讓人去找壓井噴的重晶石粉，但卻沒有足夠的重晶石粉，此時液柱已經開始噴湧而出，不一會就高達20多米，井架危在旦夕。
王進喜是這裡最老的工人，經驗也最豐富，他當機立斷讓人找來水泥代替重晶石粉，可當大家把一袋袋水泥倒入泥漿池的時候，他發現水泥統統沉入了最底部，沒能形成堅固的阻壓部。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做出了一個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舉動——他把穿了七八年的大襖子一脫，奮然跳入池中，用身體做水泥的攪拌器，把水泥活勻。
旁邊相處數年的工友們見狀也不管不顧跳入泥漿池，用自己的身體攪拌水泥。
正應了王進喜那句話——“辦法總比困難多”，三個多小時之後，精疲力盡、傷痕累累的工人們發現，液柱被完全壓下去了，井架保住了，王進喜帶大家打敗了井噴。
可他自己卻因為泡在池子裡的時間最長，全身被強鹼性泥漿灼傷，一上岸便暈倒了。
他醒來第一句話就是：“快看看池子，別讓水泥凝固了。”圍觀者中也不知道是誰說了一句：“
真是‘鐵人’啊！”！從此以後王進喜就有了一個新的名字“鐵人”。
餘秋裡到王進喜小組慰問的時候，他發現大家都叫王進喜鐵人，詢問之下得知了原委。
隨後，時任工業石油部部長的餘秋裡在大慶開展了“學鐵人、做鐵人”的活動，從此王進喜的“鐵人精神”成了全中國學習的一面旗幟，毛主席也稱他為工人階級旗幟。
永遠的光輝
在王進喜“鐵人精神”的指引下，三年會戰後，大慶油田年產原油約500萬噸，佔全國同期原油產量的一半還多。
1963年末，周總理在全國人大二屆四次會議閉幕上莊重宣告：“中國人民使用‘洋油’的時代，即將一去不復返了!”。
王進喜也從一線工人成長為領導幹部，但他給自己立了規矩：一不收錢，二不拿物，三要幹活。
1964年，毛主席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向大慶學工業”的號召，王進喜作為大慶油田代表人物也被選去了北京參加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這一年的12月26日，下午會議結束之後，一個服務員叫住了王進喜等人，讓他們在會場稍等片刻。
王進喜沒想到之後走進來的竟是周總理，他將王進喜等人帶到了主席臺後面的宴會廳，裡面赫然坐著陳毅、賀龍等我黨高層。沒過一會毛主席也來了，原來是毛主席要請他們吃飯！
王進喜心裡有萬千言語，可見了毛主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激動地和毛主席握手說了三個字：“主席好！”
毛主席招呼大家落座之後才告訴王進喜他們：“今天用我的稿費請大家吃飯，這裡有農民、工人軍隊領導，不光是吃飯也是大家談談心嘛。”
席中毛主席對王進喜說：“石油工人們一起奮鬥搞出一個大慶來，很不錯嘛！石油工人乾得很兇，打得好。要工業學大慶。”同時毛主席也告誡了在場所有同志：“有了成績也千萬不要翹尾巴。”
直到王進喜離開北京，才恍然想起吃飯的那天不正好是毛主席生日嗎？這件事讓他自豪了一輩子。
王進喜常年在一線加班加點，沒日沒夜地幹活，1970年的一天，他去玉門參加會議時，突然昏倒在地。
當他到北京治療時才發現自己不幸罹患了胃癌。周總理親自對此作出指示：“不惜一切代價治療。”
在北京治療期間，王進喜也放心不下大慶油田，每當有人前去探望他，他總是念叨著油田有沒有出現什麼新情況。
醫生和探望者們都勸他安心養病，王進喜卻怎麼也割捨不掉那份牽掛。
1970年國慶節後，王進喜的身體情況越來越差，常常處於昏迷半昏迷的狀態，到了11月初，他的病情急速惡化，眼見就要離開人民群眾了。
在他彌留之際，他用細若蚊吶的聲音自言自語：“讓我再回大慶油田看看吧。”
1970年11月15日夜，“鐵人”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這年他才47歲。
兩年之後，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期間曾對毛主席說：“我聽說你們國家有個傳奇的石油工人叫王進喜，我能見見他嘛？”面對一臉期待的尼克松，毛主席黯淡地搖了搖頭。
毛主席不是不想答應，而是沒法答應了啊！
“要搞好團結……一定要把大慶的工作搞好……石油、石油……”
生命的最後時刻，王進喜仍不忘他為之奮鬥終身的石油事業，他無愧於自己的承諾，更無愧於“鐵人”這個稱號！他真正意義上的為大慶油田燃盡了生命！
雖然“鐵人”離開了我們，但“鐵人”精神會一直長存。
縱觀王進喜的一生，前半生受盡屈辱苦難，後半生卻得以在自己熱愛的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直到將生命也奉獻給黨和人民。
這種無畏艱難、大公無私的精神是這個時代，這個民族永遠需要的“鐵人精神”！
謹以此文向火紅年代為國奉獻的工人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