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曾經做過一個調研，90%的人認為自己的智商在平均水平之上。這顯然不符合實際。即使從經驗看也可以知道，智商的分佈應該是一個正態分佈，極端聰明的和極端不聰明的都是少數，絕大多數人都在平均值上下。
自我感覺良好的現象不光美國有，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也常見。比如在幹部提拔的時候，很多人覺得自己素質足夠優秀，成績足夠大，比某某要強得多。如果被提拔了，那是早就應該。如果沒有被提拔，可能就是懷才不遇，或者是因為沒有背景，或者是組織不公平。再比如人們和自己的親朋好友知己聊天的時候，自覺不自覺地會對別人品頭論足一番，上至王侯將相、偉人賢達，下至販夫走卒、平頭百姓，好像自己也可以和偉人比肩，彷彿世界就是以自己為中心。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首先，有一個認識的角度問題。再聰明智慧的人，後腦勺上也沒有眼睛。柔韌性再好的人，脖子也不能轉360度。即使身體轉360度，也依然存在著看不見的盲區，或者看見了新的區域，又造成了新的盲區。人對自己的認識也同樣如此。別人都在自己眼裡，別人和別人的比較也在自己眼裡，但是自己不在自己眼裡，自己對自己的認識往往是透過反觀內心來實現的，透過別人對自己的反應來實現。人們常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於角度引起的。
其次，有個人對自我認知的態度問題。
魯迅先生就說過:“我確實不時解剖別人，但更無情地解剖自己。"有的人像魯迅先生一樣，經常無情反思自我，所謂一日三省乎己。但有的人從來是隻做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有的人對自己比較寬容，有的人對自己比較嚴格，但律己寬、律人嚴的情況多於律人寬、律己嚴。極端的一些人把自己的缺點錯誤看成芝麻一般，而對別人的錯誤和不足往往看得比磨盤還大，甚至上綱上線。這種態度很難客觀地認識自己。
其三，有自我認知的能力水平問題。人的文化、閱歷、知識、經驗、視野等因素，都會影響一個人的自我認知能力。人們在上述方面的不同，也造成了自我認知能力的不同。某種意義上，認知外部客觀世界的能力和自我認知能力有比較緊密的關聯性。總體來說，一個人認知客觀世界的能力越強，認知自我的能力也就越強，但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情況也是有的。
其四，和我們的文化有關係。我們的傳統文化有為尊者諱的特點，也有為人前諱的特點，或者叫做戴高帽文化。當然，這種文化在西方也是存在的。人們出於與人為善的動機，或者出於人情世故，在人面前的時候，總是傾向於說人的優點和好處。這樣做當然不完全是消極的，畢竟或多或少給人正能量。但是當事者應當清楚，別人除了有當面說的話，也許還有背後說的話，當面的話和背後的話未必一樣。除了當面說話的人，也還有沒有說話的人，他們不說，不等於沒有看法，而且往往因為有看法，所以才不說。兼聽則明，不多聽聽不同人的看法，就做不到“明”。而對於當面誇獎的話，應該至少打一半的折，甚至打一折；而對批評的話，得放大三倍五倍乃至十倍來看待，可能才接近於客觀實際。
其五，和我們現在的生活環境有關。人們都是有圈子的，在同一個圈子裡的人價值觀大體是相同的。因此，一個人的觀點總是容易得到同一圈子裡人的點贊。如果換一個完全不同的圈子，情況可能完全不一樣。在社交媒體上，比如微信裡面，正在快速發生圈團化。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圈子也是一樣。你很可能已經被踢出了某些群，或者你們的群裡已經把某些人踢出去了。天長日久，你瞭解的所謂群眾的呼聲，社會的呼聲，很可能只是你圈子裡同一類人的呼聲。人生活在社會中，你對自我的認識，就是對客觀世界認識的一部分。對客觀世界認識的客觀性，影響著、制約著你對自我認識的客觀性。
此外，人的社會地位，往往也是影響人認知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說來，一個人官越當越大，周邊讚美之聲就會越來越多，不要說對自我的認知會不準確，即便對於工作中的問題也往往不容易瞭解實際情況。但需要指出的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觀原因主要在於為政者本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自古就是這個道理。
某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寫了一本《平安經》，一時成為輿論的熱點。實話說，專業水平談不上。但從寫書的醞釀到出版、到輿論炒作，也並非一天就能完成，難道作者就沒有覺察自己的這本經很可能就是一個笑話嗎?難道他就沒有聽到一聲刺耳的話嗎?但很可能他早已經生活在一個資訊壁壘之中了。就像是網際網路上，某些演算法已經框定了你的愛好，給你傳送的資訊都是量身定做、投你所好的。你瞭解的所謂客觀情況其實已經是按照你的主觀愛好給你篩選過的。
自我認知很複雜，很重要，也很難，不可不察，但並非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觀。“兼聽則明，偏信則闇”，“一日三省乎己”，這些中國人民古老的格言，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作者：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