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近代科學誕生於16、17世紀的歐洲大陸。1687年，英國人艾薩克•牛頓發表了劃時代鉅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揭開了困擾人類幾千年的自然界的神秘面紗，徹底消除了古往今來大自然帶給人類的巍峨感和神秘感，發現了大自然內部運作的數字化套路，從而為擺正人類認知世界視角、全方位改造世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果然，《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經發表之後，人類文明有如“打了雞血”般狂奔了起來，天體力學、工程力學、數學、物理學等學科如同雨後春筍般紛紛破土而出。這些學科的破繭新生，不僅更大範圍地擴充了人類認知世界的視野，更是為機器化大生產代替手工勞動帶來了發展契機，並引領著人類進入到了人類歷史偉大之變革的工業革命浪潮中，徹底改變了人類歷史的走向。
論及人類文明，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喜歡將人類社會發展程序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這幾個階段。我其實很反對這樣的劃分，原因有二。
首先，這依然是站在人類的視角來劃分的，仍然擺脫不了6000多年以來人的主體論思想的束縛；其次，這忽視了機器化大生產帶給人類的變革作用，因為從以上幾個社會的命名可以看出：根本就沒有機械化大生產一星半點的體現。
雖然口頭上承認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偉大之變革，但在人類文明發展程序的劃分上又選擇性地進行忽視，而是將其隱藏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因此哲學家在談論資本主義社會，盡情數論其各種不道德的同時，又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在短短近百年時間內，創造的財富比以往6000多年創造的總和還要多。
我對此嗤之以鼻，假如沒有近代科學的橫空出世以及工業革命的蓬勃發展，不論是什麼主義的社會，也不論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發明出什麼樣的新穎名詞，人類的生活也終將跟原始社會一樣，憑藉雙手開疆拓土，以牲畜之力耕種田地，在能不能養活人類自己的問題上糾結下去。
依我之見，沒有改變人類歷史程序的科學的誕生，就沒有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社會也將與過去一樣貧窮。工業革命的偉大意義在於：它改變了人類與世界相處的方式，使得人類不再需要透過雙手長年累月地“愚公移山”，而是取而代之利用機器的力量以秒計時、高效率地開疆拓土，並最終促使人類不再是自然界的“奴隸”，而是反客為主成為了主宰。因此，我認為到目前為止的人類文明應劃分為兩階段：人力文明和機器文明。
說到工業革命，不得不提飽經滄桑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起源很早，若以倉頡造字開始計時，中華文明已經歷經了6600年的風風雨雨，這6600年間，中國人展現出了極其聰明的一面，一些科技上的大發現動不動就領先歐洲數百年以上。
如數學上的勾股定理，公元前1000年，西周的商高就發現了“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歐洲古希臘的畢達哥斯直到公元前600年才發現，中國領先歐洲400年以上；再比如楊輝三角，是數學中的二項式係數在三角形中的一種幾何排列，早在公元1261年，南宋數學家楊輝在《詳解九章算術》中就提到了。歐洲直到1654年，才由帕斯卡製成表，所以此表被歐洲人稱為帕斯卡三角。但很顯然，帕斯卡三角比楊輝三角晚了近400年。
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中國的火藥，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範子計然》中記載，早在我國的春秋時候，民間就有應用，範子計然認為是“硝石出隴道”。唐朝末年，火藥已被用於軍事。唐昭宗天佑元年，楊行密率軍圍攻豫章，手下部將就發射了“飛火”。
北宋年間建立了火藥作坊，製成了火藥箭、火炮等，元代製成了銅鑄火炮；明代則設立了專門的火器部隊——神機營。永樂五年，朱棣特置神機營肄習，並提出了“神機憚居前，馬隊居後”的作戰原則。
神機營也因此成為了明軍三大營之一，裝備有火槍、火銃等，後期又添火繩槍。這種獨立槍炮部隊建制在世界處於領先定位，比歐洲最早成為建制的西班牙火槍隊（創建於1510年）早了1000年。
火藥在公元12~13世紀傳入了阿拉伯國家，隨後再傳入到了希臘和歐洲，英法國家直到十四世紀中葉，才有應用火藥和火器的記載。
既然中華文明老早就接觸到了科技的力量，為何改變人類歷史的“科學”，卻沒誕生在中國？我只能遺憾地說一句：中華文明起源太早了。
眾所周知，西方文明的三大源頭之一的古希臘文明誕生於公元前650年左右，那個時候，已產生出瞭如阿基米德一樣的科學天才，他對浮力定律的研究以及臨死前對幾何公理孜孜不倦的探索，成為了後世追求科學、追求真理的榜樣。因此，倘若追溯西方科學體系的奠基人，追本溯源總能追溯到阿基米德。
如前所述，公元前1000年，西周的商高發現了“勾股定理”，為何就沒有如西方世界一樣，形成中國科技體系奠基和傳承人呢？
還是那個原因：中華文明起源太早了。
雖然中華老祖宗非常聰明，也很善於聯想，但奈何工具器械跟不上，只能依靠雙手和牲畜之力艱難地開疆拓土。為此，聰明的祖先趕緊一總結，發現了一個規律：作為個體的力量非常有限，但匯聚成群體，則可以“制禽獸，服狡蟲”。認識到這一點後，中華老祖宗便將研究的視角聚焦於人身上，導致對大自然的關注以及可能帶來的科技革命完全忽視。
並且更可怕的是：得到人只有抱成團才能征服世界這一觀點後，中華老祖宗便孤注一擲地走向了君主專制，並在糾結君主應如何治國上越走越遠。因此，公元前11世紀西周的建立，就形成了完善的君主制度。
為了能更好地約束百姓，使得國人乖乖地聽從君主號令，西周很有創造性地確立了“親疏有別、上下有等”的“等級之禮”，並對國人日常的各項行為舉止都做了嚴苛的規定。《禮記》、《周禮》、《儀禮》（號稱“三禮”）涵蓋了西周政治、行政、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不論是飲食還是殯葬，西周王朝都有詳細的規定。
這一方面嚴格地束縛住了人的思想，使得國人除了服從便不能有其他思想；另一方面更是對國人的思考方向起到了絕對唯一的導向作用，自此，雖然中華民族不乏有識之士，不乏聰明的思想者，但大家思考的不過是治國安邦這類跟君主專制密切相關的大問題，根本就沒有人關心科學如何發展這類小問題，如此導致商高的發現，誰在乎？
而造就這一切的起因都是：中華文明起源太早，因為生產力大幅落後不得不依靠群體力量戰勝大自然，導致聰明的中華老祖宗不約而同認為：群體力量才是生存的不二法門，因此最終都循著這條思路，走向了君主專制的“死路”。
這個過程中，誰在乎商高的“勾股定理”？又有誰在乎這背後的科學學科的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