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卞毓方
好文章，大抵是逼出來的——這樣的結論源自眾多古代文化大咖。
先看看司馬遷。他在《報任安書》中寫道：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凡具備中等學歷的國人，沒有未讀過司馬遷的，也沒有不熟悉上述一番話的。司馬遷這裡列舉的“拘”“厄”“逐”“囚”等逆境，無一不可歸納為生命的大逼迫。換句話說，也正是這種逼迫，造就了一批發憤著書的“倜儻非常”之輩。
當然也有與逆境無關的。
也是司馬遷，他在《史記·老子傳》中，談到《道德經》的誕生過程，如是描述：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誠然，老子的《道德經》絕非一時心血來潮之作，而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積累。只是他生性散淡，沒有把它當作緊迫事來辦。想想，倘若沒有尹喜在關鍵時刻的“逼迫”，這部足以代表中華文化高度的《道德經》，恐怕也將隨著老子的隱遁而湮滅。
試再舉一例，主角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此公的創作壓力，與司馬遷列舉的逆境不同，與老子遭函谷關守官的“強索”也不同，小部分源自外界，大部分出自內心。
宋人范公偁的《過庭錄》記述：
韓魏公在相為“晝錦堂”，歐公記之“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曰：“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後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
至和二年（1055年），韓琦在老家相州建了晝錦堂。西楚霸王項羽說過“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晝錦”是反其意而用之。也不僅僅是光宗耀祖、揚眉吐氣，他還考慮到百姓的需求，把晝錦堂變成鄉親聚集遊樂的場所，藉以促進民間的文化交流。他特請歐陽修為晝錦堂作一篇紀念文章。歐陽修爽快地應承了，盡心盡意撰寫了一篇《相州晝錦堂記》。韓琦讀後，大為快慰，這哪裡是普通的樓堂散記，分明是對晝錦堂主的千秋定評！文章鉅子，其名不虛！誰知數日後，歐陽修又派人送來一稿，傳話說前篇有不足之處，請以此稿為準。韓琦好奇，想看看究竟修改了哪些地方。看了幾遍，拿原稿比著讀，才發現僅僅在首句“仕宦”“富貴”二詞後面，各添了一個“而”字，變成“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仔細吟味，一個“而”字，使聲調更加抑揚，詞義越發豐贍。
歐陽修為了一個虛詞“而”字煞費周章，都是叫名聲逼的。韓魏公晝錦堂的芳名，加上歐陽修本人文壇領袖的威名，無時無刻，不在對他實行“緊逼”。
又據《宋人軼事彙編》：“歐公晚年，嘗自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
從前的老師已在他的生活中隱退了，當時敢自稱為他先生的人，還沒有出現。然而，後起之秀，如蘇軾、蘇轍兄弟，正如鯤鵬展翅，摶扶搖而上，是萬萬小覷不得的。更何況，江山代有才人出，焉知二蘇之後，會不會湧現出更多更具才華的孺子？每每想到這裡，歐陽修就覺得，千載前古人的目光，千載後來者的目光，總是如空中的塵土一樣，落下來，落下來，落在他書寫過的每一頁、每一行上。
歐陽修提倡“窮而後工”，竊以為，他所謂的“窮”，並非單指物質的貧困或運途的坎坷，也泛指精神、意志上的窮思畢精、窮心劇力。終其一生，歐陽修本人就是窮而後工的典範，他對文學藝術的追求，絕對稱得上是兀兀窮年，窮思竭想，語不驚人死不休。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8日15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