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騷亂，因何而起？

摘要：

祖瑪貪腐案及因之而起的騷亂暴露了非國大腐敗與派系鬥爭以及無力解決貧窮、失業與不平等三大經濟社會痼疾等問題，而這些問題需要到南非1994年以來的轉型中找原因。曼德拉與德克勒克領銜促成的民族和解是圖圖大主教稱頌的佳話，隨之而來的階級妥協卻意味著非國大政府對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背棄。非國大深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影響，被白人種族隔離制度下資本集團的繼承者、新興的黑人經濟振興資本集團與全球資本集團俘獲，陷入“強社會與弱國家”的困境。如此一來，新南非既無法透過再分配實現包容性增長，也難以透過工業化實現發展與追趕。要想重塑“嵌入性自主”，成為“發展型國家”，其道阻且長。

關鍵詞：南非、階級妥協、國家俘獲、新自由主義、嵌入性自主

治貪腐，引騷亂

2021年7月8日，南非前總統祖馬因多次躲避反腐敗委員會的傳召而以藐視法庭罪鋃鐺入獄。他的反對者歡呼，“法治與司法獨立”獲勝；他的支持者則譴責，此為“政治迫害”，並發動暴力抗議。騷亂從他的家鄉誇祖魯-納塔爾省，迅速蔓延到南非金融中心約翰內斯堡。這是種族隔離制度終結以來，南非最嚴重的暴力衝突。7月18日曼德拉日，現任總統拉馬福薩敦促民眾積極重建國家，紀念反種族隔離英雄。但騷亂仍持續發酵，並造成337人死亡，2550餘人被捕，上萬家店鋪、工廠與公司受波及，經濟損失達500億蘭特（約合222億元人民幣）。2022年1月4日，祖馬貪腐案調查委員會提交一期報告坐實祖馬罪行。

圖1：南非地圖，含誇祖魯-納塔爾省與約翰內斯堡等城市位置圖源：網路

南非目前最大的政黨是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簡稱非國大（ANC）。1994年以來，該黨與南非共產黨及南非工會大會組成的執政聯盟“三方聯盟”一直掌握南非政權。祖馬案暴露了非國大政府的一系列問題。首先是嚴重的貪腐。祖馬並非個案。早在2001年，曼德拉前妻、“南非國母”溫妮（Winnie Madikizela-Mandela）就曾因龐大開銷來路不明而被捕。抗擊新冠疫情期間，多名政要也相繼捲入貪腐案件。其次，派系鬥爭激烈。一派由拉馬福薩總統領導，在祖馬政府“十年腐敗與掠奪”之後，“重建”國家機構與問責制。另一派則仍效忠前總統祖馬，擁護這位南非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祖魯人總統。祖馬一再威脅“逮捕我，國家就會亂”，併發布煽動性演講，在擁躉中廣獲響應。

圖2：祖馬（正中）2010年身著祖魯族傳統服飾跳民族舞圖源：路透社

南非更深層的困境在經濟社會領域。非國大政府始終無法解決貧困、失業與不平等三大痼疾，反而使之愈演愈烈。超過3040萬南非人（占人口的55.5%）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大部分是黑人，同時基尼係數也為世界之最，高達0.77。2020年，國際評級機構穆迪與惠譽均將南非信用評級下調至“垃圾級”。惠譽更指出，該國不斷上升的債務水平、近乎停滯的經濟增長與令人咂舌的不平等水平構成其主要擔憂。2021年第一季度，南非失業率達32.6%，打破2008年南非統計局開始季度勞動力調查以來的最高紀錄。其中，青年失業率高達74.7%，遠高於全球平均值（13.6%）。在這些痼疾面前，非國大束手無策。國民議會2021年12月否決無償徵收土地憲法修正案，南非解決土地分配不公的努力受挫。

我們不禁要問，這個曾以和解、穩定與發展聞名的非洲大國為何沉淪至斯？本文回溯歷史，著眼南非1994年以來轉型的侷限性，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一探究竟。正如巴林頓·摩爾對反動意象與革命意象的評論，“如果未來世界的人們真想衝破當下的鎖鏈，他們也不得不努力去理解形成這些鎖鏈的力量。”

謀和解，棄革命

1990年2月曼德拉獲釋，結束27年的服刑。這一決定由民族黨領袖、時任南非總統的德克勒克秘密做出。1993年曼德拉與德克勒克同獲諾貝爾和平獎。圖圖大主教盛讚這對“黑白雙星”：“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我們幸運地看到種族界限兩邊都有出色的領導人。”他懷揣基督教善意與烏班圖精神描繪種族和解。然而，如果以政治社會學眼光審視，我們會發現南非的道路選擇並不那麼簡單。

圖3：曼德拉（左）與德克勒克（右）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圖源：網路

種種跡象表明，非國大已然拋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路線，轉而擁護新自由主義與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反對政府幹預調控市場）。從1990年2月到1992年初，所有非國大政策檔案都強調“透過再分配增長”的必要性。但是，從於1992年5月釋出的一份題目為“準備執政”的重新制定的經濟檔案釋出開始，“透過再分配增長”這一說法卻銷聲匿跡了。無獨有偶，同月在非國大召開的政策會議上，曼德拉辯稱“國有化”應成為備選而非首選方案。這與1955年非國大《自由憲章》所希冀的“人民共同所有制”本質上是背道而馳的。更有甚者，秘密談判中達成的協議規定，非國大政府的稅收與財政支出按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固定。這就意味著非國大政府喪失了全面再分配的能力，背棄了它曾為之鼓與呼的廣大貧困人民。“授給黑人以經濟權力”是1994年以來非國大打出的響亮口號。但實際從黑人經濟振興與平權行動中大獲其利的並非原先允諾的廣大弱勢人群，而是少數黑人勢力集團，最富有的20%收入迅速甩開最貧窮的50%，包容性增長遙遙無期。

圖4：圖圖大主教（左）觀看曼德拉與德克勒克獲諾獎的直播圖源：網路

同時，“華盛頓共識”在新南非大行其道。於1996年6月透過的“增長、就業與再分配”戰略將新自由主義的處方推到極致。它奉行財政緊縮，增長設計依賴私人投資與非黃金進出口的增加。此外，為實現貿易與金融自由化，非國大還廢除所有形式的關稅保護，放棄國家對金融的管制，允許外國資本不受控制地進入國內金融市場。非國大政府這一系列經濟政策帶來的後果卻是，南非由原先的半工業化國家轉變為未工業化的南方國家，從此再無力吸引外國投資與技術。非國大已全盤接受“讓國家退位”口號的另一例證是，在其執政的開頭12年，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始終低於GDP的3%。這也不利於處於追趕階段的新南非。

美國化，小資化

非國大政府意識形態轉變與階級妥協有國際與國內兩個層次的原因。首先，從當時的國際大環境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式社會主義瓦解，美國霸權站穩腳跟，全球化高歌猛進，“華盛頓共識”理念的吸引力如日中天。在一個號稱“歷史終結”的時代裡，非國大很快失去了認真考慮其他發展模式的能力。其次，美國壓力集團對南非恩威並施。一方面，它承諾新自由主義模式能在南非創造條件，促使大量援助和投資流入，自動產生“涓滴效應”根除貧困。另一方面，如果非國大不合作，它則以依附性威脅，使之經濟崩潰。對此，南非歷史學家泰列伯蘭奇評論道：“1994-1996年轉型時期，南非政治經濟體制美國化建立在錯誤的意識形態基礎與權力結構上，並使南非踏上錯誤的發展道路。”

圖5：非國大黨旗圖源：Citizen.co.za/MichelBega

不過，根本原因須深入國內層面探尋。正如恩格斯《反杜林論》所指出的，“一切社會變遷與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與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白人種族隔離制度下資本集團的繼承者為新興黑人利益集團創造出誘人的機會，其中尤以礦產與能源複合體為代表。正如在1994年以前，礦產與能源複合體與白人政府不斷過分密切地互動，1994年以來，它再次透過非正式制度與非國大政府結成過分密切的夥伴關係，並藉助公私界限的模糊不清，誘導之滑入大規模腐敗的歧路。而熱切響應這一誘惑的，是非國大內部長期存在並且不斷壯大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非國大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希望發展黑人這一階級的意識形態。它所尋求的是資本的支撐，是企業界的支援，從而和平地完成民主轉型，並走上經濟增長的軌道。所以，這場階級妥協是雙方共同積極促成的。

圖7：南非民眾反腐遊行，左標語“種族仇視偷走我們的過去，腐敗偷走我們的未來”，右標語“父輩與種族隔離鬥爭，我們與腐敗鬥爭”

圖源：網路

強社會，弱國家

在上述兩重因素的作用下，新南非的政治經濟體制處於一種亞健康的狀態。埃文斯1995年提出的“嵌入性自主”理論指出，一個國家要有效推動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必須具備兩個關鍵條件：一是“自主性”，國家應不受外部既得利益集團掣肘，自主而有效施政；二是“嵌入性”，國家應與社會保持緊密聯絡，在制定並實施政策過程中，與社會保持頻繁而有效的溝通。需要指出，國家-社會間的嵌入性聯絡，應是組織與制度層面的，而非政府官員與企業家個人層面的利益勾結和輸送。新南非的情形恰恰相反。過多特權賦予白人種族隔離制度下資本集團的繼承者、新興黑人利益集團及跨國公司，僅有極受限制的權力留給非國大政府自身：必須保持財政緊縮和赤字減少，稅收與財政支出必須與國內生產總值按固定比例掛鉤。對非國大政府限制如此苛刻，以致它缺乏“自主性”有效執行再分配與工業化，但在“嵌入性”方面又未形成良性機制：國家執行委員會決定了非國大圈子內的裙帶關係網路，議會比例代表制加強將非國大分裂成難以調和的幫派的趨勢，“天蠍隊”等一些根據憲法建立起來的監督機構被解散了，除了HIV/AID“治療行動”外也缺乏有力的公民社會團體。如此一來，非國大政府就對深陷貧困的黑人民眾無所作為，卻為各色利益集團錦上添花，縱容權力尋租，滋生賄賂腐敗，養肥實力集團，乃至淪為與“發展型國家”（把經濟發展置於首要地位，任何其他目標不會干擾）相對的“掠奪型國家”（被利益集團俘獲）。南非的核心矛盾也從1994年以前的種族矛盾轉變為1994年以來的階級矛盾。

圖8：扎皮羅漫畫《腐敗的根源》圖源：www.zapiro.com

俗話說，趁熱打鐵。在90年代初期，新南非政治經濟體制這塊“鐵”確實燒熱了，可惜卻被敲打成錯誤的形狀。如今，非國大也只能等待這塊“鐵”再次熱起來，以便重新“打鐵”，但整個社會也將變得動盪。米格代爾考察第三世界國家能力並指出，“只有當社會控制高度集中時，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才能出現。如果沒有外部因素首先製造一個災難性局面，迅速而深刻地破壞舊有生產策略，亦即社會控制的基礎，這樣一個社會控制的重新分配是不可能發生的。”新南非即陷入弱國家無法戰勝強社會的困境。現有分配製度下坐擁其利的少數實力集團越是冥頑短視，當系統性危機真正來臨之際，引發革命而非改良的風險就越大。祖瑪貪腐案捅破了南非政治社會困局的一層薄壁，讓我們看到這個名附驥尾的金磚國家內部深層次的轉型矛盾。除非非國大以壯士斷腕的精神自我革命，加強國家能力，向貪腐亮劍，向利益集團亮劍，否則火山爆發式的社會革命還在後頭。

原文標題：

祖馬貪腐案何以引發南非三十年來最嚴重暴力衝突？

本文作者：

周心培

本文選自《中國與全球南方》第八期，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