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看大勢而言，日本提前30年交卷子，可是亞洲的很多國家還是免不了要按著錯誤的答案重新抄一遍。
在發展過程中，有過幾年高光時刻的大家都以為自己是獨特的，哪怕走著和以前差不多的路，感覺經過自己慢慢的調整也能變成通天大道，可是時間往往證明人類普遍相似，看見他走過陷入一個大坑裡多少年爬不出來，你一邊笑話一邊以為到坑邊的時候往左一些或往右一點就能避開，然後在洋洋自得中也掉進去，不是你不夠聰明，實在是這個坑太大了，大到在多數人能看到這個坑的時候就已經無法避免掉進去了。
社會的發展總是有一些慣性的，我總覺得這個慣性是路徑依賴的另一種體現，但凡不夠謹慎，沒有足夠的預見性和調整能力都無法避免這個慣性。甚至有些見事於未萌的智者知道繼續不健康發展的後果提前做出警示，也會因為這個預測形式的警示影響了大多數正在享受發展紅利的人群而不能得以廣泛傳播，甚至不能被為這個警示所保護的人理解，反而很可能會被扣上危言聳聽的帽子。
試想一下：如果你吃火鍋吃的正滿嘴流油，情緒高昂呢，有個人突然衝著你的耳朵說，不要吃了，再吃幾年會引起三高，然後很難辦，但是又說不清多難辦甚至說不清這個難辦到底是會讓你自己為難還是讓別的人群甚至後人難辦。你會怎麼做呢？是聽從這個連個“專家”頭銜都沒的人放棄夾到嘴邊的肥牛五花轉而吃些青菜窩頭嗎？
高速的發展不一定高質量，就像很香的食物不一定很健康一樣，然而就算知道後果大機率還是會選擇享受當下眼前的紅利。
改革開放以來，溫鐵軍教授總結到因發展過程中因資本集中而導致的風險集中形成了很多次危機都是由城鄉二元結構中的農村部分承擔了代價，用自己辛苦積攢的血汗剩餘為城市的風險擔保背書而得以平息。然而多年的高速發展迷了太多人的眼睛，人們更傾向於看到發展之後城市整潔現代，國家日益強大的成果，卻忽略了承受代價的一部分人和繁榮成果之後的隱患。
按溫老的理論，農村農民有剩餘，城市危機能軟著陸。現在的分配機制對農村太不友好了，農村只有很難被量化並取得收益的生態資源，農民被榨的幾乎一滴血都沒有了（這個存疑，但我個人以為農民確實沒有太多可以付出的了）。結論就是：大機率這次危機（涉及但不限於房價）會硬著陸。
咱們可能還有一些政策工具可以用，但是這些工具只能平緩、延後危機所造成的影響，並不減輕危機本身的後果。也就是說，不一定是2022年，但是大機率會有一年或者幾年來分擔硬著陸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