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紋身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表現，在詩歌的時代，當然要透著濃郁的詩歌味道。
那時人們特別崇拜大詩人，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粉絲，他們竟把詩人的作品或者意境紋到身上，雖然有附庸風雅之嫌，但是顯示了他們對詩人的喜愛和崇拜。
最為典型的是荊州葛清，葛清“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凡刻三十餘首，體無完膚”。並且詩間配畫、畫中藏詩，如“不是此花偏愛菊”句旁則刺一人持杯臨菊叢；而“黃夾纈林寒有葉”則配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鎖勝絕細。當時就有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白居易知道能有這樣瘋狂的粉絲，應該是很高興了。
瘋狂喜愛當時詩人的還有蜀小將韋少卿。這個韋少卿沒有多少文化，但是他偏偏喜歡文學家張說的詩，就在“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系索，有人止於側牽之”。韋少卿的紋身竟然體現了張說“晚境寒鴉集”詩歌的意境，堪稱一奇。
還有一些小混混，有時也會作詩慨嘆人生，還給紋到了身上：會昌年間（841-860），少年紋身之風更盛，“賊趙武建，扎一百六十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幾句打油詩，將其亡命天涯、得過且過的心境表現出來。
還有“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處，左臂曰：‘昔日以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他寫的詩表達了自己家道敗落、身處困境無人搭理的悲苦，以及無聊與對社會現實的憤恨，詩歌的朝代就是不一般呀！
唐代紋身還有一個功能，竟是為了能保護自己，蜀市人趙高“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為坊市患害”。趙高在背上紋了毗沙門天王就是四大金剛之一後，官吏因敬畏天王而不敢杖打趙高。人家刺個四大金剛就連官府都無從下手，紋身反而成了他的保護傘，豈不怪哉！
更有甚者紋身洩私憤：“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剺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
還有更高階的，一位叫崔承寵的少時“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紋身也沒耽誤他做官，還幹到了黔南觀察使。平時他用衣服遮掩這些紋身，往往到了酒足飯飽之時，他就會用此捉弄那些戲子優伶。他捋起手臂，大叫蛇咬你，以此取樂。這些段子都被唐代的段成式記載到了《酉陽雜俎》裡。對此，《清異錄》說：“自唐末，無賴男子以扎刺相高”。
大唐的紋身玩到此時，可謂是爐火純青的地步。如果僅僅是美化人體，調節生活也就罷了。可是物極必反，紋身也走了下坡路。
唐代後期的惡少年、乞丐、地痞、惡霸、流氓等好逸惡勞之徒氾濫成災，他們憑藉強力，以紋身作為團伙標記，幹出了許多欺行霸市、橫行鄉里、為非作歹、魚肉百姓的種種惡行。
一旦紋身危害了社會，政府就不會袖手旁觀了，大和九年(835)楊虞卿擔任京兆尹時，就是首都長安的市長，這個市長可肩負著保一方平安的責任，首先打擊了一個紋身惡少：“市裡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無論藏到天涯海角，也不會放過，楊虞卿堅決捕來杖殺之，並判曰：“鏨刺四支，只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罪。”
雖然打擊了一個紋身惡少，但是大多數沒有受到影響，他們繼續為非作歹。
到了武宗會昌年間，有一個住在大寧坊的張幹，雙臂上刺了兩句話，左胳膊上刺的是“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上刺的是“死不畏閻羅王”，很是囂張，公然挑戰官府。
張乾和這些惡棍一起，經常在大街上打架鬥毆，強行搶劫路人，他們還會把一群蛇放進酒店的大廳中，訛詐店主的錢財，一旦犯了事他們就躲到禁軍的兵營中去，這使得幾任京兆尹都對他們無可奈何。給京城的治安帶了極大地隱患，百姓苦不堪言。
《舊唐書.薛元賞傳》記載了：善於碰硬的薛元賞上任長安京兆尹後，迅速掀起了掃黒除霸風暴。
上任的第三天，薛元賞就開展了一次集中打擊行動，按照事先摸好的底子，密捕了30多個首惡，審訊完畢，命令身強力壯的衙役痛打首惡，公堂之上血肉橫飛，慘叫連連，不一會，30名首惡分子全部活活打死。隨後薛元賞又命將這些無惡不作的痞霸分子陳屍街頭，以儆同類。
當然“生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閻羅王”的張幹也在此列，此等手段令脅從分子膽戰心驚，再也不敢招搖過市，欺男霸女了，至於其他跟風紋身的人，也都被責令灸去。
此後一段時間，文身在長安城絕跡，長安城的惡棍也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