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8日，三名外地男子來到景德鎮的一處住宅前。左右打量了一會兒，其中一人徑直走入院內，高聲問道：“陳福林老闆在家嗎？”片刻之後便有人回話，不一會兒，來人便與一位50多歲的中年男子一同走了出來，這中年男人想必就是陳福林了。
只見陳老闆臉上帶笑，與人邊走邊說話。剛走出宅門，另外兩個人卻突然撲上來控制住了他的手腳。突如其來的一系列動作讓他一時間不明所以，他拼命掙扎，剛要高聲呼救，卻聽到來人對他說：“陳敬齋，你被捕了，現在最好老實點！”
聽到這話的一瞬間，他整個人彷彿洩了汽的皮球，垂下了頭，再也說不出一句話。抓捕的事很快傳回了中央，周總理得知後滿意地點點頭道：“是時候和他算賬了。”
被捕前明明是“陳福林”，被捕後怎麼忽然就變成“陳敬齋”了？一個小小的瓷器店老闆，到底又是犯了什麼罪能讓周總理說出這樣的話呢？這還要從好多年前，被蔣介石視為眼中釘的的鄧演達被捕殺之事說起。
鄧演達是我國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他原本和蔣介石一樣，同是輔佐在孫中山先生左右的風雲人物。1924年初黃埔軍校的籌備與創辦，鄧演達與蔣介石二人也都參與其中。軍校建立之時，蔣介石任校長，鄧演達則是教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
然而工作關係如此密切的兩個人，私下裡的感情卻非常不好。蔣介石出於個人目的，任用自己的親信。讓昏庸的王柏齡當軍校教授部主任，這讓為人正直的鄧演達十分的不滿。而鄧演達平時對待教學十分嚴肅認真，因為能力出眾，做派剛正，在學生中深受愛戴。
這一切都被蔣介石看在眼中，對鄧演達的嫉恨也日益增長。而鄧演達也十分不滿蔣介石一夥人的嘴臉，最終因受不了軍校內部的排擠和蔣介石個人的行事作風，憤然離校遠赴他國學習。
一年之後，孫中山先生病逝。蔣介石背叛革命的意圖，在鄧演達看來已是昭然若揭。他與蔣介石共事已久，親眼看著蔣介石一步步擴大自己的勢力，剷除異己，搞“白色恐怖”。對此鄧演達多次力勸蔣介石，希望他能改變自己的做法，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但蔣介石哪可能聽得進去他的話呢？
眼見勸說無果，勸演達毅然加入了對抗蔣介石反動政權的行列。1930年回國後，他積極聯絡相關人士，籌備成立了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當時被稱為“第三黨”。並在此後撰寫發表了各類文章，痛斥蔣介石的虛偽面孔，揭露其團伙的醜惡行徑。被蔣介石恨得牙癢癢，甚至重金懸賞企圖抓捕鄧演達，但都一無所獲。
鄧演達回家後的行動十分的隱秘且謹慎，令蔣介石束手無策。然而他最後卻因為不小心錯信歹人，被叛徒出賣了行蹤，於一次活動中被捕喪命。
背叛鄧演達的，正是開頭提到的“陳福林”。事實上，所謂的“陳福林”只是這個叛徒後來為了躲避抓捕取的一個假名，他真正的名字叫“陳敬齋”。
陳敬齋年輕時曾投考黃埔軍校，並先後在廣州國民政府中央軍事政治月刊編輯部和黃埔軍校軍醫處任職。北伐前夕轉到第三軍衛生材料庫任庫長，隨軍北伐。第三軍攻克南昌後，陳敬齋調任南昌檢察廳檢察官。
1927年1月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正式建立，王忱心任省黨部執委兼工人部長，陳敬齋擔任工人部秘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他脫離共產黨,逃回了景德鎮。
然而陳敬齋卻並沒有選擇就此在小鎮上度過餘生。這個生活腐化，品性低劣的卑鄙之人，沒多久就花光了父親的遺產。生活沒有了經濟來源，便又想著投機革命從中牟利。
1928年，陳敬齋來到上海，再次經王忱心介紹加入了“第三黨”，開展地下工作。後來鄧演達回國，陳敬齋曾見到過他，並被安排在上海市幹部地下機關擔任整理和分發檔案的工作。然而以陳敬齋的收入，完全支撐不住他巨大的花銷。這個在校時便被同學戲稱為“窯公子”的人，從小鎮來到上海這個花花世界，又怎會甘心就此平凡度日呢？
在陳敬齋的再三申請下，鄧演達曾親自批給他好幾筆補貼，總計有將近300元。要知道這筆錢在當時來講，稱得上是一筆鉅款了。儘管鄧演達於他已是仁至義盡，但耐何慾壑難填，陳敬齋不但沒有感激鄧演達，反而消極怠慢，常常在工作中搬弄是非，激化矛盾。搞得組織內部烏煙瘴氣，人心渙散。
這一切都嚴重影響到了組織方面的地下活動，使得鄧演達最終決定停止他的工作，打算調他去往福建。從上海這個大世界調轉去福建，陳敬齋是一百個不願意。
然而當時誰都沒想到，因為工作的暫停，陳敬齋沒有了生活來源，竟因此記恨上了曾對他施以援手的鄧演達。此時的陳敬齋，正暗自醞釀著如何將鄧演達出賣給蔣介石，以換取那不菲的懸賞金。
打定了這個主意之後，他一改之前的不滿態度，表示願意調去外地。但他希望能在離開上海之前，見鄧演達一面。此時的鄧演達也沒有多想，便答應了下來，但沒有立刻確定具體時間。只是告訴他，等合適的時候再另行通知見面。
陳敬齋是個人品低下的敗類，但他卻不是個傻子。得到鄧演達的回覆之後，他才化名鍾春岑寫信給蔣介石，告訴他鄧演達在上海活動的事情，並且透露出自己有辦法幫他們抓到人。條件就是，給他錢並且送他出國。為了保險起見，他沒有讓蔣介石直接回信給自己，而是讓對方以登報尋人的方式，定下接頭的地點。
之後的幾天，陳敬齋度日如年。他也不確定蔣介石能不能看到自己的信，只能每日翻看一份份報紙，期盼著上面能出現自己想要的內容。幾天後，上海《時事新報》上竟然真的登出了一則和“鍾春岑”有關的尋人啟示，上面寫道：
岑弟如晤，弟寄家中之信已收到，一切均可照辦。父親特著兄來滬尋弟，望於見報後即來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七號與林品石君一晤為盼。
兄昌白
陳敬齋見報後馬不停蹄地按著地址找了過去，碰頭的地方是上海一家比較高檔的旅社，來來往往的有不少人。他到達旅社後直奔目標，敲開了七號房間的門。門一開啟，只見房內是五個陌生的男人，模樣精幹。此刻正拿眼睛上下審視著他，看來這就是來接頭的國民黨的特務了。
為首的人問了他幾個問題，陳敬齋小心地回答著。特務們看他答話並沒有什麼紕漏，便又仔細問了些相關的情況。約定了以後見面的方式，最後撂下一句：“事成之後，有你的好處。”便要走人。
陳敬齋見狀急了，他乾的可是背叛組織的事，見面都要擔風險，現在也沒有什麼收入。每天要擔驚受怕手裡又沒有錢，這怎麼行？
“先給我5萬塊錢，我要準備出國。”他連忙喊住了特務們，對方卻完全沒把他放在眼裡。
“哪有事兒還沒辦就先給錢的規矩？”對方說完便徑直走出了房間，看也不看他一眼。
陳敬齋不敢再多說什麼，心情一時間難以平復。一半是因為緊張，一半是因為興奮。他彷彿已經看到眼前堆滿了金山銀山，自己馬上就能到國外過逍遙快活的日子了！後來他又多次與特務們秘密接頭，並按照他們的要求，等待著行動的時機到來。
1931年的8月中，特務們早早拿到了警務司令部簽發的拘捕令。這些日子以來，他們透過陳敬齋瞭解到了“第三黨”的不少事，對組織的活動工作也都一一摸清楚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黑暗中的特務們靜靜伺機而動。
8月16日，叛徒陳敬齋接到組織的臨時通知，讓他第二天去聽鄧演達講課，課後鄧演達會找他單獨談話。隨後陳敬齋馬上聯絡到了國民黨的人，將訊息告訴了上海的國民黨特務組織，雙方約定於明日展開行動。第二天，陳敬齋如約赴會。這次活動的地址選在一處隱蔽的私宅，時間也是臨時通知的，甚至鄧演達本人為了隱藏行蹤，於活動開始前一天的晚上提前到達了會所，留宿一晚。而其他人都是第二天才到，原本可以說是安排得十分安全穩妥。
然而鄧演達等人還不知道的是，陳敬齋早就與特務串通一氣了。課上到一半，陳敬齋說自己肚子疼，藉口買藥，走到外面與特務接頭。在得知了裡面參與活動的人員情況，尤其是鄧演達的存在之後，特務們馬上衝進私宅，對在場的活動參與者實行了抓捕。
事發突然，所有人都反應不及，包括鄧演達在內的十幾名組織成員全部被抓。
所有人都想不通為什麼會這樣，會議為了防止有人告密，連吃午飯都是一起進行。如此秘密謹慎的活動卻還是被發現了，那一瞬間，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被捕之後，鄧演達和其他人關在一起，思來想去，也只有半路離開沒有被捕的陳敬齋最有嫌疑了。
當天晚上，陳敬齋便順著特務們提前為他安排好的逃跑路線，先是入住了一家酒店，後又乘火車逃往了南京。
鄧演達被捕後，蔣介石曾寄希望於讓他歸順國民黨。畢竟二人曾經一起工作過，他對於鄧演達的才能也是十分了解的。這樣的人如果能協助國民黨開展工作，那自然是再好不過了。但對於敵人的誘降，鄧演達無動於衷。國民黨方面磨破了嘴皮子，也還是沒能讓他點頭。
1931年11月29日晚，蔣介石見鄧演達始終不肯鬆口，便派侍衛王世和等人秘密押送鄧演達到南京麒麟門外的沙子崗，殘忍地殺害了鄧演達。
8月18日，陳靜齋一路逃亡最終被帶到了南京中統特務機關。詢問了他的姓名、年齡和籍貫後，特務將他送到了國民黨中央黨部，與秘書長葉秀峰會見。
葉秀峰對陳靜齋說：“現在事情辦完了，你可以選擇留在這裡工作。你覺得怎麼樣？” 陳靜齋卻慌了，這話說得跟當初約定好的不一樣啊！
於是他只好回答道：“我之前說過，事成後送我去美國學習。”
當時，去美國學習需要相當大的費用。很多人都想去，怎麼會輪得到他？葉秀峰對他這不切實際的想法嗤之以鼻，當即便說:“這是不可能的，出國的護照很難拿到。”
“我冒這麼大風險為你們做事，之前說得好好的，現在你們怎麼能出爾反爾呢？” 眼見對方態度與之前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陳敬齋氣得直跳腳。
葉秀峰見狀臉色一沉，說：“出國是不可能的。要麼留下來工作，要麼給你一萬元作為對你的獎勵。只能選擇一個，你看著辦吧。”
望著葉秀峰冷漠而堅定的表情，陳靜齋絕望了：“我立了這麼大的功，給的錢太少了。當初你們懸賞的報酬是20萬大洋，現在一萬元就打發我了？”
“只有一萬，你再叫連這一萬也沒有！” 葉秀峰見陳靜齋喋喋不休，不耐煩地揮揮手，叫人把陳靜齋帶走了。
陳敬齋無可奈何，他可不敢再留在國民黨工作了。他背叛組織，導致鄧演達等人被捕的事情早晚會暴露，組織上一定不會放過他。如果鄧演達接受了國民黨安排的工作，他就更沒有好果子吃了。現在留下，豈不是自尋死路？說是讓他選擇，其實他根本沒得選。最終他只好答應收下那一萬元離開南京。
然而到最後，他連這所謂的一萬元的獎金都沒有全部拿到手，收到的實際金額只有不到一萬元。偵緝隊長鄧警銘最後一次來給他錢的時候，直接告訴他自己扣了一部分錢下來。然而陳敬齋什麼也不敢說，他心裡知道自己乾的是什麼事。
不敢回上海，也沒有別的地方可去，陳敬齋不得不再次夾著尾巴回到了江西景德鎮。後來他聽說鄧演達被殺，“第三黨”也由於這次的事件受到重創。他這才終於敢走出家門，在鎮上開了一家瓷器店，幹起了家祖傳的買賣。
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鄧演達早在死前就將自己的猜想傳達給了外界，陳敬齋叛徒的名聲早就在組織的餘部裡傳開了。不久後，鄧演達的手下得知陳景齋在景德鎮，派了高手高巖和楊應龍，到景德鎮消滅背叛組織的奸細。但由於種種原因，陳景齋都避開了他們。
轉眼間抗戰結束，新中國成立了。1950年，原來的“第三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正式更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副主席彭澤民向公安部報告，要求江西公安部門逮捕背叛鄧演達的叛徒陳敬齋。
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立即向周恩來報告了此事。周恩來聽取了彙報，並給予高度重視，指示公安部門立即調查並逮捕陳敬齋。接到周恩來的指示後，羅瑞卿立即開始部署工作。
1950年2月18日，新中國成立後第二個春節的大年初二，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公安廳廳長王卓超在家裡用早餐的時候，收到了廳機要科長親自送來的緊急電報。大年初二是節假日，王卓超知道一定是有大案要案。他開啟翻譯好的電報，看到是公安部長羅瑞卿發的。
電報上說了張伯鈞、彭澤民已兩次向公安部報案的事，要求江西省公安廳逮捕背叛鄧演達的叛徒陳景齋，其人現在就住在景德鎮。周恩來總理對此高度重視，要求儘快抓捕陳景齋。電報特別指出，抓捕陳敬齋是江西省公安廳的一項重要任務，他是“江西一號叛逆”。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對此非常重視。
看完電報後，王卓超坐在那裡想了幾分鐘，告訴機要科長：“發報給浮樑行署公安處，要老田明天趕來。”因為當時景德鎮地區屬於浮樑行署管轄。
1950年2月19日下午，浮樑行署公安處處長田平乘坐軍用吉普車，冒著毛毛雨來到南昌。在接受了上級安排的抓捕“江西一號叛逆”的任務後，他立即動身去尋找陳景齋。然而，當時景德鎮有10多萬人，且分散在各地，一時間很難找到陳景齋。
但田平並沒有被難住，根據提供的資訊，他將目標鎖定在50歲至55歲之間，從外地回來的男性，尤其是受過教育的人。調查人員仔細檢查了新建立的戶籍，以縮小調查範圍。發現有一個叫陳福林的人在浮樑縣開了一家“利興福”瓷器店，各個方面都與案件的可疑情況相符，於是立即對瓷器店陳老闆展開了詳細的秘密調查。他們很快得知陳福林的原籍正是都昌縣，並派人到都昌進行有針對性的偵察，基本確定陳福林就是陳景齋。
田平立即向王卓超彙報情況，相關方面立即透過長途電話，與北京的章伯鈞等人聯絡上，查詢清楚陳敬齋的外貌，對照之下確定正是其人無誤。
浮樑公安確認資訊後，立即派人將陳敬齋逮捕，這才有了開頭的那一幕。
江西公安將抓獲叛徒陳敬齋的訊息上報，周總理聽了非常高興，說道：該和他算清楚賬了，務必嚴懲不貸。
陳敬齋後被押往北京，經過再三的嚴格審訊，終於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審判員最後一次問他道：“陳敬齋，對於你自己這個案子，你有什麼要說的嗎?”
陳敬齋除了認罪再無話可說。
1951年4月25日，軍事法庭最後開庭，判決陳敬齋處以死刑，剝奪其政治權利終身，並沒收全部財產。這個無恥的叛徒，終於逃不掉人民的懲罰，庭審結束後便被執行了槍決。這份遲來的真相，也總算在20年之後，大白於天下。
其實早在鄧演達進行地下工作之初，他的朋友就曾經提醒過他，這是一份非常危險的工作，希望他能到日本或者國外的其他地方去暫時躲避一下。但鄧演達卻說：“要想在國內革命，不瞭解國內的情況怎麼能進行革命？到其它的列強國家去，在列強的庇護下生存，不也正如同現在蔣介石所做的一樣嗎？我不苟同蔣介石的想法，自然也不會做這樣的人。所以我不會躲出去，也不會逃避自己應該做的一切，即使有那麼一天，我也會坦然的面對自己的結局。”
這份坦蕩與胸懷，讓他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依然堅定選擇了自己的信仰。許多年後，人們將他的屍骨挖了出來重新安葬，也算是對這位有志之士最後的告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