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為了能夠確認並提前阻止中國出兵朝鮮，華盛頓當局秘密召回了一位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
此人名叫包瑞德，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1915年畢業於科羅拉多大學，1917年參加美國陸軍。1924年，包瑞德作為美國駐華大使館隨員來到中國，後歷任副陸軍參贊、天津美軍情報官等職。1944年，時任美國駐華使館武官的包瑞德以美軍觀察組組長的身份訪問過延安，並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接見。但這次延安之行並沒有改變包瑞德對中共的敵視立場，內戰爆發後，他不惜餘力地支援國民黨發動軍事進攻。國民黨輸掉戰爭，敗逃臺灣後，包瑞德雖受到中共禮遇，獲准拍攝了開國大典，但其帝國主義的賊心依舊不死，1950年年初，在北京暗自佈置下一批國際間諜後，他心有不甘，灰溜溜地跑掉了。
回到華盛頓，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建立者杜諾萬立即將包瑞德請進了陰謀的密室。
杜諾萬問，在中國新政權立足未穩之時，組織暗殺力量，進入中國大陸，刺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可否動搖其統治，打亂其戰略部署？
包瑞德說，據我瞭解，中國新生政權的效率極高，各部門運作已經逐漸步入正軌，尤其是保護毛澤東安全的警衛部隊，他們都經受過戰爭的洗禮，有著高昂的信仰和豐富的經驗，一般的暗殺行動恐怕很難成功。
聽到這樣的看法，杜諾萬並不死心，他說，朝鮮戰爭可能會演變成兩大陣營的較量，目前蘇聯可能暫不會插手韓國戰爭，但是中國極可能會出兵北朝鮮，所以必須馬上對中共採取行動，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嘗試就是有價值的。
見杜諾萬迫切需要針對中共的陰謀行動，包瑞德知道體現自己價值的時刻到了，於是他亮出底牌，對杜諾萬說，請你放心，在我撤離中國前已佈置了預案，那將是一次不可思議的行動。相信這個行動會給在韓國戰場的麥克阿瑟將軍，帶來巨大的驚喜！
杜諾萬興奮地說，不可思議的行動，我對這個說法很感興趣。
包瑞德說，暗殺一兩個中共領導人，並不能實現消滅中國領導實體的目標，而我的行動方案卻能夠實現這一目標。據我瞭解，今年的10月1日，中共會在天安門舉行新中國成立一週年紀念活動，到時中共高層領導會齊聚天安門城樓，如果我們能夠炮轟天安門，結果可想而知。
聽到這個瘋狂的想法，杜諾萬感到震驚，他從座位上站起來，嚴肅地向包瑞德發出了追問，包瑞德先生，你如何向我證明，這不是一個可怕的玩笑？
此時的包瑞德顯得相當自信，他對杜諾萬說，中國有句俗語叫作燈下黑。目前，我們在北京的心臟地區擁有一支值得信賴的力量，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將炮彈裝入炮膛，而且保證目標在射程之內。只是有一點，中情局需要提供足夠豐厚的酬勞，因為美金是他們行動的勇氣。
陰謀的窗戶開啟後，包瑞德隨後向杜諾萬詳細介紹了他所掌握目前正潛伏在北京的國際間諜成員以及早已醞釀成型的行動方案。
徹底看清包瑞德打出的底牌後，杜諾萬當場拍板，他對包瑞德說，我會立即通知臺灣保密局，敦促他們動用各種手段，設法干擾中共的偵查機關，全力配合你們在10月1日的行動。
包瑞德補充說，此次行動，保密工作是關鍵。為了切斷中共偵查機關沿著大使館線索展開偵查，我已停用駐華使館的一切關係，此次行動將全部改用其他方式聯絡。
密談結束，老牌間諜包瑞德隨即飛赴香港，開始實施他的驚天陰謀。
這時候，臺灣保密局駐曼谷的特務組長關吉富已奉命在香港等候包瑞德。兩人見面後，包瑞德直奔主題詢問關吉富，據臺灣方面講，你在大陸方面的中共偵查系統內有關係？
關吉富說，是的。我的連襟也就是我太太的妹婿，他叫王恩崇，在大陸偵查機關任職。
包瑞德不放心地問，中共偵查機關人員政治審查很嚴，你這個連襟可靠嗎？被“赤化”得嚴重嗎？
關吉富微笑著說，這個大可放心。我這個連襟人很靈活，並且熱衷於為金錢與美色效力。
包瑞德聽了，隨即將一疊鈔票和幾份秘密檔案交給關吉富，然後說，這是兩千美金和我們的聯絡密碼，你轉告王恩崇，讓他想辦法干擾中共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只要達到這個目的，你們就算完成任務。
關吉富說，毛局長在密電中說你們正在策劃一個大的行動，如果需要我們協助，包瑞德先生儘管吩咐，在大陸京津地區，我們還潛伏有一定的力量。
然而，包瑞德聽了卻不感興趣，很顯然他並不相信臺灣保密的潛伏特務，他對關吉富說，此次行動，機密已被我鎖在屋子裡，你們的任務只有一項，在屋外活動，策動王恩崇，干擾中共偵查機關。
明白了美國主子的意圖，關吉富表示會盡快聯絡王恩崇，接著就消失在了香港的夜色中。
對老牌間諜包瑞德而言，向臺灣保密局特務佈置任務，僅是外圍布子，如何謹慎地掏出手裡的王牌，然後頗具殺傷力地打出去，才是行動成敗的關鍵。
包瑞德不愧是去過延安的老牌間諜，隨後兩天，在向他手中的王牌秘密傳達行動已經啟動的指令時，他用暗語特別強調提醒了一點，共產黨的偵查機關擁有人民的力量，一向擅長收集整理材料，在死材料中發現活線索，行動啟動後，除了必要的準備，務必做到完全隱藏，任何草率輕敵的舉動，都會造成暴露失敗。
在包瑞德的概念裡，與共產黨的偵查機關周旋，要想刺出鋒利的矛，必須先形成無懈可擊的盾。然而，在新生的中國，我公安偵查機關究竟具有怎樣的鬥爭意志和偵查效率，他終究是不清楚，更難以想象的。
事實上，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根據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公安偵查機關非常重視防範美國間諜可能會實施的暗殺和破壞活動。更關鍵的是，在危險的苗頭尚未顯露之時，我公安偵查機關的精英們已經開始了針對國際間諜的甄別、偵查工作。
1949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剛成立，即對生活在北京的外國人進行了一次全覆蓋的登記偵查。登記偵查，顧名思義，就是以外僑管理登記的名義，行甄別、偵查之實。當時，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處長狄飛要求，所有的登記工作必須由偵查員和登記管理科的同志一起負責完成。
這次外僑登記持續了一個多月，1679名外國人被登記在案。
拿到這1679名人員資料後，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立即又展開了一次篩網式甄別。篩網之後，偵查員敲定了其中18名外國人具有重大嫌疑。
這18人名單的含金量高到令人難以置信。
包瑞德所謂的手中王牌，以李安東、山口隆一為核心成員的國際間諜小組悉數盡在這18人名單中。
那一時期，除了北京公安局的登記偵查，公安部聯合華北軍區的情報偵查，同樣展現了巨大的威力。
1950年5月，華北軍區保衛部科長方良來到公安部政治保衛局調研處。見到李廣祥處長後，方良拿出了一袋資料，並告訴李處長說，這是新中國成立前，美國戰略情報局和美國大使館與其他外國人來往的資料，楊副部長（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讓我把這些資料交給你。
接過這些資料，老偵查李廣祥立即明白了，楊副部長這是要求他們從這些資料中對所有可能涉嫌的人員進行排查。
然而，在雜亂無章的海量材料中，如何才能發現有價值的線索呢？
關鍵時刻，楊奇清副部長給老偵查們點燃了一盞明燈。他對調研處李廣祥處長、偵查科曹純之科長說，對這些材料不能一份一份孤立地去看。要把它們聯絡起來，要深入調查，把這些死材料變成活材料。
怎樣才能把死材料變成活材料呢？
楊奇清分析說，目前在北京居住的外國人有五類人：一是長期居住在中國的普通僑民；二是在中國各種機構就業的外國人；三是沒有撤走的駐中國使館的工作人員；四是日本投降後沒有被遣返，依然留在中國的日本人；五是蘇聯十月革命後來到中國的白俄。
在這五類人中，除了第一類充當外國間諜的可能性比較小以外，其他四類人中都有可能隱藏著外國間諜。
如何排查這四類人，華北軍區保衛部提供的材料很重要，但把死材料用活，關鍵還是要找到這些材料的源頭在哪裡。
這麼一講，偵查科科長曹純之立刻有了偵查方向。
很快，曹純之帶著偵查員來到華北軍區保衛部。從保衛部同志的介紹中，曹純之得知這些材料是北京藝術專科學校一位教日語的陳教授提供的。
找到陳教授，死材料立即開口說話了。
陳教授告訴偵查員，日本投降後，在北平的東四三條忽然出現了一個美國人的機關，這個機關沒有掛牌子，對外宣稱是“美國新聞處”。在當時，這個不掛牌子的新聞處，不僅有國民黨軍政要員出入，而且混跡著各種外國人。
當時，陳教授就意識到這極可能是美國的隱蔽情報機關，也就是從那時候起，他開始一點一點地記錄在這裡出現的各種外國人資訊，並且重點關注了李安東、山口隆一等人的情況。
兩條偵查路徑，最後偵查的焦點竟不約而同地落在了李安東、山口隆一這兩個名字上。
這兩個人究竟是什麼人？
一經重視，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
李安東，義大利人，1896年出生於上海，10歲以後回到義大利上學，空軍學校畢業後，加入義大利法西斯黨。1919年，23歲的李安東被派回中國，在天津開了一個義亞公司，一邊向北洋軍閥兜售軍火，一邊蒐集中國各類情報。
二戰爆發後，李安東在中國，實為多國間諜，情報販子。他不僅給義大利蒐集情報，而且給日軍提供情報。抗戰勝利後，李安東因為充當日本軍事間諜，曾遭到國民黨當局逮捕，但隨後不久即被國民黨軍事法庭釋放。
李安東之所以被釋放，原因很簡單，他投靠了美國，搖身一變成了為美國情報部門效力的間諜。
山口隆一，早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歷史系，日本侵華期間，來到中國，從事情報刺探。日本投降後，山口隆一為躲避制裁，投靠軍統，在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下轄的一個研究所任研究員，實際工作還是幹他的老本行，為國民黨、美國蒐集情報。
山口隆一搜集情報的效率極高。據統計，從1946年1月在北平加入國民黨情報部門，到1948年11月北平解放，在這不到三年的時間，山口隆一搜集的有價值情報竟高達460份。
國民黨敗逃之後，李安東、山口隆一同流合汙到一處，為美國情報部門效力，歸包瑞德領導。為了掩護身份，李安東的公開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在北京的代理人，山口隆一的公開身份是法國人魏智在東交民巷開辦的法文圖書館“中文部圖書目錄”編輯。
1950年5月後，當李安東、山口隆一進入我偵查機關視線，並受到嚴密監控的時候，這兩名老間諜卻全然不知。據參與此案偵破的老偵查員回憶，那階段，李安東、山口隆一都住在甘雨衚衕，平時不來往，有時候則以舉行舞會的名義串通到一起，而北京公安的監控點就設在李安東住所的對面，從1950年6月起，他們就處於24小時被監控的狀態，而且李安東家的雜役就是我臥底偵查員。
僅此一點足以說明，包瑞德手中所謂的行動王牌早已成了甕中之鱉，無論他們如何設計，事實上絕無成功的可能。
但在當時，因為他們身份的特殊，加之尚未掌握他們十一陰謀的確切罪行，我偵查機關在隨後的幾個月並未採取抓捕行動，而是隨機應變，等待破綻時機。
這是一場箭在弦上，卻又悄無聲息的鬥爭。
據老偵查員回憶，當時我們不知道他們想搞怎樣的陰謀，桌子上也沒有證據，所以只能緊緊盯著。一切看似風平浪靜，其實每個人的神經都繃得緊緊的，尤其隨著十一國慶的臨近，每個人都覺得會有大的情況發生，不敢放鬆一刻。
1950年6月中下旬，蠢蠢欲動的李安東、山口隆一終於按耐不住，開始露頭了。
有一天，負責跟蹤監視山口隆一的偵查員發現，這個日本人在下班之後去了天安門廣場，並且拿著一個筆記本在廣場上寫寫畫畫，逗留了很久才離開。
緊接著，李安東位於甘雨衚衕的住所在一天晚上突然變得熱鬧起來。在李安東家臥底的偵查員很快將當晚的情況傳遞了回來。這一晚，李安東家舉辦的舞會很可疑，一是受邀參加舞會的人員，都在北京公安的可疑名單之上，二是這一晚李安東播放的舞曲聲音特別大，而這些受邀來的人全都聚在一間屋子裡，而且李安東特別上了鎖，從外間聽，根本聽不到他們在屋裡說了什麼，但有一點可以明確，這肯定是一次興師動眾卻又刻意掩蓋的密謀。
更詭異的是，這次家庭舞會剛結束，沒過兩天，一個在李安東住所附近負責監聽的偵查員向偵查科長曹純之報告：昨晚9點多，李安東住所裡不時傳來發報的聲音，而且持續時間特別長。我認為接下來的偵查重點應該放在可疑電臺上。
這個偵查員正是王恩崇，也就是包瑞德策動的那枚干擾棋子。
曹純之不愧是老偵查出身，感覺特別敏銳。聽完王恩崇的情況彙報，他第一時間想到了一個現實問題，王恩崇的監視點距離李安東的住所大約有30米左右，李安東如果半夜發報，一定會隱藏，並且極可能採取干擾措施，所以，從常理上講，王恩崇在30米左右的距離不太可能聽到發報聲音。
雖然產生了疑問，但曹純之沒有流露，因為王恩崇要想找解釋的理由，並不難。
但是，沒有流露並不代表沒有追查。隨後，曹純之暗中派人開始盯著王恩崇。幾天後，果然出現了情況。一天晚上，王恩崇向組長請假，說是家裡有事，要回去一趟。按當時的偵查紀律，沒有正當理由，案件偵查階段不能請假外出。組長見王恩崇很著急，最後就同意了。
王恩崇走掉後，偵查員在後面一直跟著。最後，偵查員發現，王恩崇並沒有回家，而是去丁香公園跟一個穿高跟鞋的女人約會了。
偵查員發現，這個穿高跟鞋的女人跟王恩崇卿卿我我一陣子後，悄悄地塞了一個信封給他。
在當時，穿高跟鞋是個危險的訊號；深夜塞信封更是一個危險的訊號。
情況彙報到曹純之那裡，曹純之決定立即採取措施，他對身邊的偵查員說，目前外國間諜案情勢緊急，我們內部絕不能出問題。從現在開始停止王恩崇的工作，並且要嚴格審查他。
接到命令，偵查員立即對王恩崇家進行了搜查，結果搜出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關吉富給王恩崇的秘密檔案和兩千美金，以及兩把美製特工手槍。
在這些物證面前，王恩崇知道已經無法隱瞞，很快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然而，王恩崇交代到最後，有價值的線索只有模糊的一條，他只是拿錢辦事，設法干擾我偵查機關對李安東等人的偵查，十一之後就算完成任務，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內幕他並不知曉。
干擾偵查？
十一之後就算完成任務？
這絕不僅僅是單純的保護。
十一期間，國民黨特務勾結外國間諜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陰謀。
曹純之果斷得出這兩點結論後，神經繃得更緊了。
就在這個時候，另一個不同尋常的情況出現了。
9月15日，在南池子官豆坊一家小洋樓外負責監視的偵查人員，發現了一個風姿卓韻的女人走進了這棟小洋樓。
小洋樓的主人叫哲立，義大利人，1921年來到中國，曾任義大利駐天津海關總督，日本投降後，此人滯留中國，常常出入“美國新聞處”，同樣在北京公安的重點嫌疑名單中。
至於那名進入小洋樓的女人，經過跟蹤調查，偵查員瞭解到，這名女子叫程夢，畢業於燕京大學音樂系，現在在北師大任音樂助教。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叫程夢的女子曾經跟哲立的太太，俄國人伊芙娜學過鋼琴，而伊芙娜跟美國駐華使館武官包瑞德關係十分曖昧，據說新中國成立後，她被包瑞德送去了臺灣。
在這樣一個敏感時間，一個女學生到昔日老師的丈夫家，而且她的這個老師及其丈夫又同樣具有間諜背景，這能說明什麼呢？
情況如此複雜，就連老偵查曹純之也覺得摸不到邊際。
偵查員問，怎麼辦？
曹純之說，現在沒有時間猜測，對這個叫程夢的女人要抓緊時間，深挖她究竟還藏著什麼名堂。
這次深挖很順利，程夢所在的居委會反映了一個重要情況，程夢有個大姐叫程娜，最近從香港來京探親，報的是臨時戶口。而程娜的丈夫是英國人，在香港開銀行。
順著這條線索再向下挖，偵查員又掌握了一個情況，解放前，程娜的丈夫在北平時與包瑞德有過交往。
一個與老牌間諜有關係的女人，從香港回來，然後她的妹妹就去拜訪了間諜嫌疑人？
這個從香港回來的女人一定有問題，極可能是間諜或者間諜的信使。
心裡有了這個底，曹純之不再猶豫，立即命令偵查員到程夢住處執行搜查任務。
關鍵時刻的關鍵搜查，偵查員沒有放過一個死角，最終從梳妝檯的一個胭粉盒裡搜出一張半截英文名片。
經翻譯，這半張英文名片正是美國原駐華使館武官包瑞德的。
拿到這張半張名片，曹純之親自出面，第一時間審問了程娜兩姐妹。
你們帶著包瑞德這半截名片幹什麼？
程娜解釋說，我這次回來主要是探親，臨行前受我先生的朋友包瑞德委託，讓我幫忙賣掉伊芙娜的鋼琴。
這是個頗讓人感到意外的解釋。
曹純之困惑地問，賣鋼琴？這和包瑞德的半截名片有什麼關係？
程娜繼續解釋說，包瑞德只是讓我把半截名片出示給伊芙娜的丈夫哲立看一看，證明事情不假。
曹純之聽了，感到很蹊蹺，哲立和伊芙娜是夫妻關係，賣一架鋼琴並不是大事，按理讓程娜說一聲或者寫個字條就行了，何必要古怪地帶著包瑞德的半截名片。
這裡一定有問題。
憑藉多年的偵查經驗，曹純之判斷，程娜說的是實情，並沒有撒謊。老狐狸包瑞德這是在利用不知內情的局外人，搞間諜接頭來了。
為了將程娜姐妹爭取過來，為我所用，唱完關鍵一場戲，曹純之對她們說明了利害，包瑞德和哲立都是外國間諜，你們帶著半截名片與哲立聯絡，已構成犯罪嫌疑。現在只有與公安機關合作配合，才能洗刷你們的嫌疑。
兩姐妹是聰明人，聽曹純之這麼說，程娜立即說，今天妹妹只是去看看情況，已經和哲立約定好明天下午，我親自去見哲立。
曹純之問，你能將情況說明，這很好。具體怎麼配合，還要你靜靜等待，我需要向領導彙報。
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得知案情進展到這一步，同樣意識到這半截名片相當危險，處理不好，它極有可能就是炸彈。
楊副部長分析說，綜合來看，這次間諜接頭極可能是包瑞德在按按鈕，讓不讓程娜去接這個頭，對我們是個考驗，但為了徹底粉碎這起間諜陰謀，這個險我們要去冒，但有個前提，我們要全神貫注，行動果斷，絕不能給敵人任何可乘之機。
曹純之知道，這一次引蛇出洞，是最考驗意志和能力的，必須全力以赴。
第二天，按照曹純之的指示，程娜帶著那半截名片，到了與哲立約好的見面咖啡館。程娜將戲順利演完，哲立告辭之後，立即去了甘雨衚衕，李安東家。
那時候，曹純之並不知道哲立到李安東家的目的。正如楊副部長的判斷，李安東和包瑞德有約定，李安東持有半截包瑞德名片，只有有人帶來另外半截名片，和李安東手上的半截名片對上，那就意味著包瑞德向李安東下達了最後行動命令。
負責跟蹤哲立的偵查員發現，哲立從李安東家出來後沒有立即回家，而是去東交民巷找了正在上班的山口隆一。
當天傍晚，山口隆一也出現了異常舉動，他去了東交民巷的一家燻魚店。
這家燻魚店的老闆是一個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伊拉克女人，為美國情報部門工作，在北京隱藏的很深，若不是山口隆一光顧她的燻魚店後，她緊接著做了一件事，或許她還能繼續潛伏下去。
這個伊拉克女人做了什麼？
第二天，她去東單國際郵局，用快件向日本東京寄了一封信。
得知這個情況，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長狄飛立即將這封信截下來。單從這封信的收件地址看，日本國東京都澀谷區神泉町20番地7號第一綠C管理室看，可疑之處並不明顯，但拆開信，看內容，問題就嚴重了。
信是一封簡訊，內容極簡——
CLC總部：所購滅火機定於10月1日發貨。一切按既定的計劃進行。致以熱烈的問候！
山口隆一
簡訊的背後，附著一張寫著“Importantinformation”即“重要情報”的便條，便條上畫著一張包含天安門城樓、門前金水橋、華表的草圖。在這張草圖上，有兩條黑線尤其引人注目，一條是從金水橋上的消防器指向天安門城口頂部中央的拋物線，旁邊寫著“從日本買來的消防壓水機，能超過這個屋頂”。另一條則指向天安門中央主席臺，旁邊用日文寫著“到現在水還是達不到這裡。”
綜合已掌握的情報，再分析這封信，一場驚天陰謀隨之浮出水面。
CLC是日美間諜組織，山口隆一在信中所說的“滅火機”以及在便條上所畫的草圖，真實的意思應是向這一間諜組織彙報炮轟天安門的行動計劃已確定實施，行動時間就在1950年10月1日，首要目標就是屆時將出現在天安門中央主席臺上的毛澤東。
得出這個結論，身在一線的狄飛、曹純之、李廣祥，額頭上均冒出了一層冷汗。
據參與偵破此案的老偵查回憶，那個時候，所有人的額頭上沒法不冒冷汗。因為有一種可能很危險，李安東、山口隆一沒有講，也沒有畫出來，在實際行動時，他們很可能將手裡的迫擊炮藏在某個院子裡，尤其是東交民巷一帶的院子，從那裡炮轟天安門，完全在某些迫擊炮的射程範圍之內，而且能夠校對出合適的轟擊角度。
負責國慶安保工作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主管反諜業務的副部長楊奇清，在收到案情總彙報後，立即趕往周總理辦公室。
周總理聽完案情彙報，立刻下令：
事不宜遲，迅速破案，偵查工作進入一級戰備，堅決把這夥狂妄至極的敵人消滅在十一慶典之前。
接到總理命令，羅瑞卿、楊奇清隨即研究抓捕方案，考慮到國際影響，公安部決定抓捕分兩階段進行。國慶慶典前屬於第一階段，先對最危險的陰謀炮轟天安門的首犯核心李安東、山口隆一、哲立、甘斯納、馬新清五人實施抓捕。
對於李安東間諜組織中的外圍成員，如馬迪儒、魏智等人，因為他們有較穩定的職業做掩護，也容易吸引敵人，對他們可以再偵查一段時間，以便擴大線索，獲取更多罪證，國慶慶典後再實施二階段抓捕。
1950年9月26日，距離新中國成立一週年還有4天時間。晚間9點，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軍管會果斷封鎖了北京甘雨衚衕，並迅速衝進乙17號院李安東住所。
此時，李安東正躺在逍遙椅上，做著他的陰謀大夢。
起初，李安東還想用外國人的身份抗議，但抓捕人員隨即用手銬作了正義的回應。經仔細搜查，偵察員在李安東住所內先後搜出手槍一支、子彈二百三十五發、相關間諜活動來往函以及情報卡片五百二十五件、氰化鉀毒藥兩包、六零迫擊炮一門······
看到這些重要物證被全部搜出，李安東絕望地低下了罪惡的頭顱。與此同時，山口隆一、哲立等人也紛紛落網，過程毫無懸念。至此，包瑞德、李安東等人籌劃已久的炮轟天安門計劃，徹底失敗。
國慶慶典順利結束之後，隨著審訊工作的進一步展開，剩餘待捕間諜的各項犯罪證據逐漸充分起來。這時，公安部決定實施第二步抓捕行動，李安東間諜集團的另兩個犯罪成員魏智、馬迪儒也被正式抓捕。
1951年8月17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管會軍法處內，北京市人民檢察署檢察長羅瑞卿作為公訴人，對李安東等7名犯罪分子提了公訴。
審判結果，主犯李安東、山口隆一被判處死刑；甘納斯和哲立等其他罪犯被判處有期徒刑，刑滿後驅逐出境。
正義的槍聲之後，古老的北京城是那麼的祥和、那麼的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