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毛主席舉行國宴，招待參加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的代表。錢學森也在被邀請之列。當錢學森拿著請柬，按照請柬上的座號找到37號的時候，發現座位上寫的不是自己的名字。
錢學森有些疑惑，再次拿出請柬進行核對，發現請柬上寫的就是37號。就在這時，一位工作人員向他走過來，非常禮貌地對他說：“您是錢學森同志吧，請跟我來。”
跟著工作人員，錢學森來到了一張桌子旁邊。細心的錢學森這才發現，這竟然是一號桌，他知道這是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就餐的桌子，他更加疑惑了。就在這時，工作人員指著一個座位說話了：“這是您的位子。”
毛主席和錢學森正在笑談
錢學森順著工作人員的手指看過去，就在工作人員手指座位的左邊桌面上，竟然寫著“毛澤東”三個字。按照宴會禮儀，毛主席顯然坐的是主陪位置，那錢學森坐的豈不是主賓位置？
就在這時，宴會大廳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原來毛主席和幾位中央領導進入了大廳。
毛主席邁著穩健的步伐走到猶豫著不敢落座的錢學森身邊，偉人笑著對錢學森說：“學森同志，請座。”
全場的目光都集中在錢學森身上，他更加侷促不安了，由於緊張，他一時沒有坐下來。毛主席補充說：“那邊你的名字，是我給劃掉的。你是我的貴客，我今天要好好向你請教。”
錢學森為何能成為毛主席的貴客？毛主席為何對他如此尊崇？
毛主席接見錢學森
異域求學為報國
錢學森出生於1911年，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都是在中國最黑暗的歲月中度過的，慢慢的，他產生了科學救國的抱負。
1934年，錢學森畢業於交通大學，他學的是工程機械，因為他知道中國之所以被列強欺侮，就是因為工業落後，而工業落後的根源就是科學技術落後。1935年，清華大學招收第七屆庚款留美學生，錢學森順利考中。
赴美之前，錢學森對同學說：“如今我們的國家積貧積弱，我到美國去深造，學成之後，定當回來報效祖國。”
到美國後，錢學森先是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航空，他僅用一年的時間，就修完了研究生的課程，拿到了碩士學位。第二年他又轉到加州理工學院，師從當時世界最頂尖的航空專家，偉大的航空工程學家馮·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併成為馮·卡門的得意門生。
錢學森（中間）和馮·卡門（右）、空氣動力學之父普朗特（左）
1947年，錢學森被母校麻省理工學院聘為教授，兩年後他成為學院噴氣推進中心主任。
1955年，當錢學森拿自己的精心之作《工程控制論》請老師馮·卡門指正的時候，馮·卡門只翻了一下大致的內容，就對錢學森說：“你的學術造詣已經不弱於我。”也就是說，此時的錢學森已經能夠比肩世界最頂尖的科學大師了。
漫漫回國路
錢學森雖然取得了驕人的成就，但是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初衷。恰逢新中國成立，他決心回國為新生的共和國大幹一場。
1950年，錢學森和夫人蔣英收拾行裝，準備回國。錢學森知道，國內最缺乏的是專業書籍，於是他帶足了各種書籍，連同他多年的筆記，足足有800多公斤重。
但是美國卻百般挽留他，錢學森堅決地對美國人說：“我必須回國，這事沒有商量的餘地。”軟的不行，美國人就來硬的，於是找了個理由非法扣留了錢學森一家。
美國人知道錢學森的價值，更知道他對於新中國的意義。美國海軍次長金布林說：“錢學森對美國導彈工程的核心機密瞭如指掌，他一人能頂5個師，我寧可殺掉他，也不能讓他回中國。”
錢學森被迫參加美國聽證會
1950年9月7日，聯邦調查局藉故逮捕了錢學森，在特米那島上關押了14天后，直到加州理工學院送來1.5萬美金的鉅額保釋金，錢學森才得以釋放，但從此，錢學森一家就被美國政府監視起來。
即便如此，錢學森和夫人也沒有放棄回國的希望。
1954年，蔣英打電話給中國城的華僑，要他們幫忙買菜。一位華僑給蔣英送菜的時候，在菜籃子裡藏了一本《人民畫報》，畫報上有一張照片，那照片就是流傳廣泛的新中國成立時，毛主席和中央政府領導站在天安門城樓的影像。
蔣英發現在毛主席的身後竟然有一個她熟悉的身影，那就是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陳叔通老人，蔣陳兩家可以說是世交，蔣英的父親蔣百里稱陳叔通為老師，蔣英稱陳老為太老師。
開國大典上的陳叔通（中間）
陳叔通（右一）
蔣英拿著這張照片給錢學森看，他們認定，有太老師在，他們回國就有望了。
於是夫妻倆趕緊給陳叔通寫信。但是他們不知道陳老的地址，於是決定先把信寄給錢學森的父親。可仔細一想，直接把信寄給錢父也不妥，因為美國人肯定會檢查他們的信件，那樣他們回國的目的豈不是要暴露？
蔣英還有一個辦法，她的妹妹當時在比利時，於是就把信寄給在比利時的蔣妹，然後讓蔣妹把信轉寄給錢父，再透過錢父把信轉給陳老。
錢學森寫的求救信
錢學森的信輾轉來到了陳老的手中，信中主要講了兩個意思，一是錢學森強烈希望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二是揭露了美國人的兩面派嘴臉——美國人表面上說決不阻撓中國留學生回國，實際上卻扣留了錢學森和郭永懷等愛國科學家。
陳叔通讀信後氣得吹鬍子瞪眼睛，然後立即把信送到周總理手中。
周總理看到錢學森的信，連聲叫好。當時王炳南正在日內瓦跟美國進行大使級會談，周總理讓外交部立即轉交王炳南，讓王炳南揭露美國當局阻撓中國科學家歸國的惡劣行徑。
面對錢學森的信件，美國大使約翰遜再也無法抵賴。周總理又安排王炳南提出用朝戰時期俘虜的11名美國飛行員，來交換錢學森。
交換錢學森的11名美國飛行員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攜夫人蔣英和一雙兒女，踏上了開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因為中美當時尚未通航，他只能轉從香港回國。
10月26日，錢學森一家終於來到北京，住進了早就安排好的北京飯店。第二天一早，他就帶著妻兒來到天安門廣場，看著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錢學森熱淚橫流：“祖國啊，我終於回來了！”
錢學森一家在回國郵輪上的合影
中國導彈航天事業的開創者
回國不久的錢學森，被安排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參觀，時任院長的陳賡大將問他：“中國人能不能搞出導彈來？”
錢學森胸有成竹地說：“西方人能做的事，我們也能做到！”
1956年10月8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我國首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成立了，錢學森被任命為第一任院長。五院設在一個招待所，當時那裡人跡罕至，草木叢生，設施簡陋，而且遠離市區，交通不便。其工作條件之艱苦可以想象。
更困難的是，安排給錢學森的團隊成員，全都對導彈一無所知，錢學森要首先給這些科研人員進行掃盲。於是他親自編寫教材——《導彈概論》，給大家從最基礎的知識講起。
為了培養更多的科技人才，錢學森先培養老師，然後讓這些老師再去給其他人講課。而這些所謂的老師，都是一邊學習，一邊講課。我國最早的導彈、航天人才，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
導彈研究攤子大，錢學森不可能每個環節都要顧及。但是遇到一些技術難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請錢院長指導。
錢學森（右一）
有一次，在進行東風-3號發動機地面試車的時候，連續出現故障，科研人員都急壞了。
錢學森到試車現場，聽取了大家的彙報以後，又對試車情況進行詳細地觀察研究，他對大家說：“我們不能單純關注故障，而應該思考是什麼因素影響了發動機的燃燒穩定性。看看是不是跟高頻振盪有關。”
一句話啟發了大夥，大家從高頻振盪的影響出發，對發動機進行設計改造，再次試車，結果圓滿成功。
錢學森不僅是導彈研究的技術靈魂，他還極有膽識。
60年代的一次導彈試驗過程中，科研人員忽然發現導彈彈體癟了個坑，所有在場的人員都緊張起來，這可是嚴重的故障，大家都認為必須中止導彈發射。
錢學森得到報告後，親自攀上發射架，他經過仔細察看，認為彈體雖然變形，卻並未造成整個彈體結構的破壞。錢學森斷定，這是在加入推進劑的時候，忘記關通氣閥，造成彈體內部形成真空所致，下一步點火發射的時候，彈體內就會充氣，內部壓力自然會升高，這樣就會使彈體恢復到原來的狀態，所以這個故障不至於影響導彈發射。
但是大家都沒有經歷過這類事情，心裡都沒底，基地司令甚至都不敢在給中央的報告上簽字。錢學森果斷地說：“出了問題我負責。”聶帥接到報告後，大筆一揮：“同意發射。”
導彈如期發射，結果正如錢學森所料，獲得圓滿成功。
錢學森雖然是絕對的技術權威，但他卻非常民主，在工作中不僅虛心聽取老同志的意見，年輕人的意見他也虛心接受。不管是經驗豐富的老專家，還是年輕的後生，只要講得有道理，錢學森就積極支援。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一次進行導彈射程試驗，按照當時的情況，預計達不到設計的射程。這時，一位年輕人向錢學森提出了很好的建議，這位年輕人名叫王永志。他說：“可以洩掉一定量的推進劑。”
按照常規思維，增加推進劑，增加推力才有利於增加射程。但是錢學森明白王永志的意圖，他是要透過減少推進劑，來達到減輕導彈重量的目的，這樣自然能夠增加射程。錢學森於是拍板，就按王永志的主意辦。結果試驗達到了理想的目標。
後來，錢學森還大膽重用王永志，任命他為第二代火箭第一個型號的總設計師。
在錢學森的領導下，1964年6月，我國成功試射了中近程導彈。同年10月16日，中國自主研發的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1970年4月24日，我國把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送上天空，成為繼蘇聯、美國、法國、日本之後，世界上第五個獨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
錢學森為中國開創了一個嶄新的航天時代。
“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正在除錯
領袖的尊崇和保護
1956年1月，中央召開第6次最高國務會議，主要議程是討論《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參加會議的自然少不了毛主席等幾位領袖人物，而錢學森也被邀請參會。
會前，毛主席還專門會見了錢學森。
錢學森到達中南海以後，首先接見他的是周總理。周總理跟錢學森親切握手並簡單交流之後，就領著錢學森來到毛主席當時的住處菊香書屋。
周總理讓錢學森在門外稍等，自己向毛主席報告：“主席，你盼望已久的貴客，我給您請來了。”
“快快請進！”不等錢學森進門，毛主席就向門口迎去。一見錢學森，毛主席上前握住他的手說：“學森同志，真是盼望已久啊，你是我們的火箭專家，是我們工程控制論的創始人啊！”
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當時只出了英文版，國內還未有中文版，錢學森沒想到，毛主席對自己的專業瞭解這麼詳細和深入。
菊香書屋
錢學森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說：“我早就想來看望毛主席，但考慮您日理萬機，生怕打擾您。”
毛主席卻說：“哎，其實是我早就想請你來面談，只是考慮你剛回國，肯定事情很多，才沒有驚動你。”稍微停了停，毛主席又說：“美國人說你能頂5個師，他們低估了你啊。對我們來說，你比5個師的價值要大得多。我正在學習你的《工程控制論》，我看你不僅造火箭、導彈在行，你對我們整個國家的建設都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會面之後，毛主席留下錢學森吃飯。毛主席用家鄉菜招待錢學森。飯桌上，毛主席對錢學森說：“學森同志，我們的湖南菜那可是辣得很啊。”
錢學森說：“一個人來世上，酸辣苦甜都要嘗。”
毛主席聽後大笑，就夾起青椒炒肉送到錢學森的盤子裡，說：“說得好，你現在就來嘗一嘗。”
1964年，原子彈試爆成功兩個月後的12月26日，毛主席破例舉辦了一次生日宴會。
人們知道，毛主席向來反對過生日之類的活動，但是這一回，毛主席卻將生日宴會搞得規模較大，一下子把參與原子彈研究的重要科學家都請來了，這中間自然少不了錢學森。
生日宴會上，毛主席當著在場的人稱讚錢學森是火箭之王、工程控制論之王。
宴會上的陳毅和錢學森
由於錢學森的特殊工作，他的安全問題成為重中之重。毛主席和周總理親自過問錢學森的安保工作，他們安排開國上將、我們的特工之王李克農專門負責錢學森的安全，李克農安排了8個武藝高強的警衛保衛錢學森。
儘管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周密，1964年還是發生了特務對錢學森投毒的事件，好在公安機關及時偵破，才避免了一次重大損失。
之後，毛主席再次過問錢學森的安全問題。周總理親自讓人安排一位化驗員專門負責錢學森一家的食品安全。凡是進入錢家的食品，都要經過化驗才能過關。
按照規定，錢家吃的食物都要在電冰箱中留下樣品，24小時以後，才能丟棄。當時的冰箱可是奢侈品，我們自己還沒有製造能力，錢家用的冰箱是從蘇聯用寶貴的外匯換來的。
不愛錢，不戀官
錢學森不僅是科學巨匠，他還是一個淡泊名利的人。
上世紀60年代初，國家困難，很多人忍飢挨餓，但是政府卻特別照顧錢學森等科學家，不僅保證他們吃飽，還額外供應他們補養品。一向溫和的錢學森卻發了脾氣，他拒絕吃肉，拒絕搞特殊，堅決跟大家同甘共苦。
錢學森
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中文版出版以後，他把稿費當作黨費交給組織。1962年，錢學森的《物理力學講義》和《星際航行概論》兩書出版，得到的幾千元稿費，他也作為黨費上交。
困難時期，錢學森多次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資標準。1963年，錢學森給五院的書記寫信，要求把自己的工資從每月450元，降到350元。
1992年，錢學森獲得了一筆鉅款——100萬港幣，這是他獲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優秀獎”的獎金。他收到支票的同時，就寫了一封委託書，把這筆錢捐給了國家，用於西部地區的治沙工作。
錢學森雖然姓錢卻不愛錢，一點也沒有誇張的成分。
錢學森是第一任五院院長，後來他申請辭去這一職位，甘心做副院長。在給聶帥的申請中，錢學森是這樣說的：“我既要搞科研，又要管全院的吃喝，實在沒有這麼多精力。”
最終聶帥答應了錢學森的要求。他後來擔任的職務，諸如國防科委副主任、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等都是副職。
對待榮譽，錢學森也視若浮雲，有人稱他是“導彈之父”“火箭之父”，錢學森卻笑笑說：“‘兩彈一星’是巨大的工程，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功勞屬於黨，屬於大家。”
晚年的錢學森
1992年，錢老已經年過八旬，行走困難，他給中科院院長周光召寫了一封信：“近來，我因年齡關係，已不能參加學術活動，故已無力承擔中科院學部委員之職，特提出申請，辭去學部委員。”
辭去學部委員以後，一些同事、熟人見了錢老還是習慣性地叫他“錢院士”，錢學森馬上糾正說：“不要叫院士，我現在已經不是院士了。”但他又幽默地補充說：“可以叫我資深院士。”
錢學森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僅為我國的航天、導彈事業做出了偉大貢獻，他還在人格上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錢學森不愧為風範長存的科學大師。
2009年10月31日，98歲的錢老在北京逝世，訊息傳開後舉國悲痛，許多人不遠萬里來到北京八寶山殯儀館為錢老送行。
錢學森的遺體告別儀式
錢學森去世前留下遺言：葬禮一切從簡。但是這次，國家沒有答應他，錢學森的遺體和棺木上都覆蓋著黨旗，由三軍儀仗隊為他抬棺。而這，也是錢老應該有的待遇，他受之無愧。
三軍儀仗隊抬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