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0年4月28日，一名美國女作家在術前寫下一份遺書：
我唯一的信念和誓言，就是那些貧苦的，被壓迫人民的解放，而中國革命的成就，已經是這一解放事業的中流砥柱........
由我著作獲得的全部收入，不管來自於哪，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按照他的願望處理......
火化我的遺體，將骨灰送交朱德將軍，埋在中國，葬禮上要演奏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這名美國女作家名叫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她的一生，傳奇、多彩，並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圖丨史沫特萊
來到中國
1892年2月23日，史沫特萊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北部一戶貧困的農戶家庭中，她的父親為謀生路，輾轉去到科羅拉多州東南部的礦區做工。
因為常年呆在陰暗無光的地下，父親逐漸變得易怒憂愁，常常酗酒解憂。她的母親則是一個善良溫柔的婦人，平時做些零活，賺取微薄的收入來貼補家用。
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史沫特萊很早就懂得了生活的艱辛，小時候，她就當過報童、傭人，後來還是在姨媽的資助下，才勉強讀完了大學。
在底層品嚐過酸甜苦辣的她，充滿強烈的反抗意識，這時，也正是革命運動盛行的時候，她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其中。
在一次支援印度流亡者爭取獨立的活動中，史沫特萊被“親英”的美國當局，以煽動英國統治罪逮捕，隨後被判入獄。
出獄後，為避免再次遭到迫害，史沫特萊離開了美國，她去到德國，成為《法蘭克福日報》的一名記者。
圖丨印度獨立戰爭
在德國做記者的日子裡，史沫特萊一直關注著印度反抗英國統治的進展，在一次研究亞洲史的時候，她看到一個對自己來說非常陌生的地方——中國。
1927年冬，史沫特萊在柏林大學發表題為《亞洲的反抗》的演講，其中，史沫特萊提到：
亞洲民主主義和歐洲帝國主義的攤牌很快就要發生了，而中國，會是這場鬥爭的中心。
後來，史沫特萊去跟報社負責人商議，希望派自己去中國，負責人同意後，史沫特萊成為了《法蘭克福日報》駐中國的一名記者。
1928年11月，史沫特萊出發了，從歐洲經蘇聯後進入中國，後又一路向南，到達上海。
一路上，史沫特萊看到了舊社會下中國老百姓的生存之難，豪橫冷酷的地主豪紳，無賴潑皮的散兵遊勇，還有日本侵略者聞所未聞的兇殘暴行。
在北平，史沫特萊看到了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卻連飯都吃不飽的工人，其中有不少都是農村買來的孩子，兩隻胳膊瘦得像是火柴桿，工頭拿著鞭子在過道里來回走動，看到有人停了一下，便會一鞭子抽上去。
圖丨舊社會的孩子
種種所見所聞，讓同為貧苦出身的史沫特萊意識到，中國革命勢在必行，也必須有這一把“火”，將中國舊社會的腐朽、黑暗、壓迫、殘暴燒個乾淨。
然而，在到達上海的一刻，史沫特萊失望了，當時的上海正處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反動派大肆捕殺共產黨人，街道上隨處可見革命者的鮮血和遺體。
不過，史沫特萊並沒有放棄，她冒著被特務殺害的風險，堅持報道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的白色恐怖，在此過程中，她還因機緣巧合結識了宋慶齡。
宋慶齡成立“中國民權保證同盟”後，史沫特萊成了她的英文秘書，“民盟”向國民黨反動派發出的抗議，被史沫特萊用英文傳向世界，愛因斯坦、蕭伯納、羅曼·羅蘭等人紛紛簽名聲援。
後來，她又透過宋慶齡，認識了不少革命同志，其中包括時任粵贛邊區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周建屏。
圖丨周建屏
當時，周建屏從蘇區來到上海治病，宋慶考慮到他的安全問題，便將他安置在法租界史沫特萊的寓所。
周建屏在這裡居住了一個月左右，史沫特萊天天都纏著他問這問那，從周建屏口中，史沫特萊瞭解到了一個真正的蘇區。
她開始嚮往這個遙遠的紅色根據地，她對周建屏說，
“我心裡有種隱隱的感覺，那裡好像一直在等著我。”
隨著“民盟”日漸壯大，國民黨反動派將屠刀伸向了這些民主人士，他們當街刺殺了“民盟”元老之一的楊銓。
送別楊銓的那一天，史沫特萊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悲哀，宋慶齡站在她旁邊，輕輕地說，“這裡黑暗透了，看不到任何希望”。
圖丨宋慶齡
來到延安
楊銓遇刺後，“民盟”一蹶不振，《法蘭克福日報》也迫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壓力，解僱了她。
屢受打擊的史沫特萊垮了，為了治病，她不得已離開中國，回到美國休養。可是，她發現自己已經融不進美國社會之中了，美國人所沉溺的浮誇虛假幻想，令她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於是，她決定再次回到中國，1934年的中國，日本人越發囂張，愛國人士頻繁上街遊行，呼籲國民黨政府積極抗日，而國民黨政府卻不予理睬，反倒盯死了共產黨。
史沫特萊回到上海後，發現很多老友已經離開了，留下的只有魯迅、宋慶齡等人，可大家狀態都不是太好。
史沫特萊很孤獨，也很迷茫，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就在此時，她收到了一封來自西安的信件，發信人是她曾經掩護過的革命者——劉鼎。
劉鼎以張學良副官的身份邀請她來西安，史沫特萊立刻就答應了，隨即啟程去往西安。
圖丨張學良
西安的氛圍比上海要好很多，有很多抗日愛國活動，當局也給予了最大的寬容和支援。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一時間，國內外湧現了大量的真假訊息，混亂得讓人搞不清真相。
而西安，已經在國民黨軍隊的包圍下，與外界失去了聯絡。為了讓世界瞭解自己的抗日主張，張學良主動召見了史沫特萊，委託她主持對外英語廣播，向世界播報“西安事變”的真相。
史沫特萊欣然接受，她坐在廣播前，用感冒未愈的嘶啞嗓音，向世界播報著“西安事變”的最新程序。
1937年1月，史沫特萊收到了來自延安的邀請信，信中表示歡迎她去延安看一看，這封信徹底點燃了史沫特萊的激情，四年了，她終於要踏上自己嚮往已久的紅色土地了。
趁著“西安事變”的混亂局勢，史沫特萊不顧國民黨“不準外國記者進入紅色根據地”的禁令，坐上了延安派來的車。
圖丨朱德
到達的當天，史沫特萊就見到了國民黨報紙上“殺人不眨眼”的“赤匪頭子”——朱德。
朱德穿著一身打著補丁的灰色制服，看見史沫特萊，便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臉上還帶著憨厚和藹的笑容，猛地一看，就跟村子裡隨處可見的老大爺差不多。
在之後的談話中，史沫特萊對朱德有了新的瞭解，比如他並不是出生在富有的地主家庭，而是一般的佃農家庭，他的母親還需要幫有錢人洗衣裳掙錢。
和朱德聊得越多，史沫特萊越是對他感興趣，他的每一個回答都真誠大氣。突然，她萌生出一個想法：想要為朱德寫一部傳記，讓世界瞭解真實的朱德和中國革命。
因此，在朱德詢問她在延安有什麼打算時，史沫特萊告訴她，“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的經歷全部講給我聽。”
圖丨延安
朱德不解，詢問緣由，史沫特萊說，
“因為你是農民，中國人十個裡有八個都是農民，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向世界談到過自己的經歷，如果你把你的身世告訴我，也就是中國農民第一次開口。”
“我的經歷只是中國農民和士兵生平的一部分，沒什麼值得你寫的，請你到各地走走，和別人見一見，談一談，再做選擇吧。”
史沫特萊接受了朱德的建議，和很多紅軍將領接觸了，然而，再跌宕起伏的經歷也敵不過最初的好奇，最終，史沫特萊還是決定為朱德撰寫一部傳記。
圖丨史沫特萊和朱德
1937年3月，史沫特萊正式實施寫作計劃，她和翻譯以每週三次的頻率，去和朱德交談。
一般是由史沫特萊提問，朱德回答，再展開思路盡情發揮，有時說著說著，史沫特萊就會熱淚盈眶，朱德問她怎麼了，她說她想到了自己的母親。
朱德嘆口氣，“世界上的窮人原是一家”。
除了採訪朱德，史沫特萊還遇到很多有趣或溫暖的人，她經常走著走著，就有人過來握著她的手哭。
原來，這些人是她在西安救助過的人，那時候，她經常去給滿身瘡痍的政治犯們擦藥包紮，後來，這些政治犯們大都來了延安，一眼就認出了史沫特萊。
在延安，史沫特萊感受了乾淨和真誠，這裡的人們對革命抱著令人無法理解的熱忱和信心，她想，
“我喜歡這裡，我也應該在這裡。”
圖丨朱德和史沫特萊
4月，史沫特萊向黨組織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不料，她的申請遭到拒絕。史沫特萊嚎啕大哭，她只能用這樣放肆的方式抒發自己的難過。
後來，宣傳部部長向她解釋被拒絕的原因，因為史沫特萊是外國記者，她留在黨外反倒會起到更大的作用。
儘管如此，史沫特萊依舊深受打擊，這也成為她一生的憾事。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朱德即將率部奔赴抗日前線，臨行前，他問史沫特萊打算怎麼辦。
史沫特萊也拿不準主意，便去請示了毛澤東，毛澤東跟她說，“這次戰爭，比過去歷史重要得多。”
確定了想法，史沫特萊便收拾好行李，等著出發了，結果她一個不小心從馬上摔了下來，把背脊給摔傷了，因此，整個夏天，她都只能在延安的窯洞中養病。
圖丨毛澤東
兩個月後，史沫特萊實在待不住了，她向毛澤東請求去前線採訪，毛澤東送給她一把藤椅，還配了兩名警衛和一名勤務員。就這樣，史沫特萊跟隨戰地服務團一起去到山西。
10月下旬，史沫特萊再次見到朱德，朱德滔滔不絕地給史沫特萊講同日本侵略者戰鬥的故事，勾得她心癢癢。
當她知道自己的朋友獲准隨軍前往抗日前線的時候，她向朱德提出要求，希望自己能夠同去。這要求當即就被朱德和任弼時給否了。
朱德說上前線的人得是有打仗準備的人，史沫特萊說自己在美國西部長大，可以打仗。
朱德還打算用其他理由拒絕她，“可你是個婦女......”
話沒說完，史沫特萊就打斷他，“我並不是因為想當婦女才成為婦女的，是上帝把我造成這樣子的！”
聽了這話，朱德和任弼時都笑了起來，而康克清還記得，那一天，史沫特萊噘著嘴，還委屈地掉了淚。
圖丨朱德和康克清
最終，朱德還是同意了她上前線的請求，但規定她只能和部隊一起行動，在之後的一段時間裡，史沫特萊近距離觀察到了朱德指揮戰鬥的樣子。
史沫特萊撰寫了幾十篇戰地通訊，也跟著八路軍總部輾轉多地，1940年史沫特萊積勞成疾，而且病症越來越嚴重。
這一年夏天，史沫特萊被送到重慶治病，但國民黨對她的一舉一動都進行著嚴密的監視，沒辦法，史沫特萊去到香港。
魂歸中國
圖丨史沫特萊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不久，史沫特萊返回美國，她本打算在美國休整一段時間後，再回到中國完成傳記，結果內戰爆發，美國參與其中，史沫特萊想要回到中國的希望沒了。
她只能奔走於美國的大街小巷，為中國抗日奔走疾呼，當時的美國報紙稱她是：日本黑名單上最想除掉的六名外國人之一。
然而，這種情況隨著二戰接近尾聲時戛然而止，因為美國政府支援的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因此史沫特萊受到打壓和詆譭。
她被汙衊是蘇聯的間諜，行動被監視、經濟被打壓，生活艱難，還有一些好友與她反目成仇。
1945年，史沫特萊搬到耶德莊，開始潛心撰寫朱德的傳記，為了充實原有材料，史沫特萊還給朱德寫了信。
朱德按照史沫特萊的要求，寄去了大量資料及自己發表的文章，同時，還有兩枚嵌著朱德和毛澤東肖像的別針和一塊延安工人制作的披肩。
圖丨朱德
1949年，史沫特萊完成初稿，可她的文章不能發表，更不能演講，本來簽訂好的出版所臨時要求，讓她在文章最後加上反共的內容，史沫特萊斷然拒絕，出版計劃就此擱淺。
史沫特萊也考慮過出國，但是她的護照始終辦不下來，護照局堅稱她的共產黨，因此，她哪裡都不能去，中國更是想都別想。
10月1日，史沫特萊在收音機中聽到了新中國成立的訊息，困頓之中的她趕緊給朱德寫了一封信，
“我將支援新中國到死去的那一天，我要盡一切力量支援中國.....
我活著親眼看見我最大的願望實現了，能夠這樣講的人是不多的，這件事情本身就足夠我一輩子受用了......
如果有一天，我能夠重返中國，我一定要親一親它的土地。”
10月底，經過多次鬥爭後，美國政府終於勉強給史沫特萊簽發了出國護照，不過護照僅限於英國、義大利和法國。
圖丨史沫特萊
11月15日，史沫特萊坐上開往英國的客輪。
到達英國之後，她立刻參加了英中友協成立大會，在會上，史沫特萊慷慨激昂地講述了自己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感，後來，只要有與新中國相關的活動，史沫特萊一定會參加。
可是，她的身體越來越差，1950年4月，史沫特萊迫不得已住進倫敦牛津醫院。
醫生告訴她，她的病情不太樂觀，三分之二的胃要被切除，這是一個大手術，不過對生命沒有太大威脅。
在病床上，史沫特萊卻莫名地對這場手術感覺悲觀，好像冥冥之中已經意識到了死亡的臨近。
4月28日，她給自己的好友瑪格麗特.斯洛斯寫了一封信，信中交代了她的身後事：
我唯一的信念和誓言，就是那些貧苦的，被壓迫人民的解放，而中國革命的成就，已經是這一解放事業的中流砥柱........
由我著作獲得的全部收入，不管來自於哪，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按照他的願望處理......
火化我的遺體，將骨灰送交朱德將軍，埋在中國，葬禮上要演奏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5月5日，史沫特萊接受了胃部切除手術，第二天，因手術不治不幸逝世，年僅58歲。
圖丨史沫特萊之墓
10月，史沫特萊的骨灰被運回中國，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萊逝世一週年之際，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朱德在墓碑上親筆題字：
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10天后，中國駐德使館就史沫特萊在德國德底茲出版社之版權、 版費如何接收的問題電告外交部：
“德底茲出版社請使館轉告朱總司令，該社接獲史沫特萊死前來信稱，她在該社之版權及版費交朱總司令。現在有6萬餘馬克，今後每年約有10萬餘馬克，版權如何接收，版費如何處理，請示。”
圖丨《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
接到電文後，外交部直接向朱德報告並請示，並提出兩條由史沫特萊生前好友丁玲和沈雁冰所提建議，
“用於中德友好活動，版權由駐德新華分社制定專人管理”。
隨後，朱德批覆，“此件是文委主辦的，請與文委商議，與史沫特萊有關即可。”
1955年，《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以日譯本問世，很快，英文版及德、俄、法、西等各種譯本也相繼出爐。
1958年，中國駐德國使館再次請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館存稿費95008.30馬克，此款如何處理？”
朱德沉思良久，提筆批示，“買自然冶金科學新書、化學新書寄回”，隨後，大使館買了大量國外最新科技書籍，全部分給各大圖書館和有關科研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