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生活與當世存在是一個連續統，它始終以自身方式返本開新古代智慧，重建古代文化，引領未來世界。這是我們重新發掘孔子學說的世界意義和當代價值的認知出發點。
強國之路需要一種本土化世界哲學
近世英法強大的思想基石是經驗論和唯理論，它們分別復興了亞里士多德主義和柏拉圖主義；繼之興起的德意志，則以古典哲學為思想源泉和精神動力。美國在世界舞臺上表現最耀眼的方面，當然是教育、科技、經濟、軍事等，但其隱而不顯的思想動力，卻是由皮爾士開創，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繼之發展起來的實用主義哲學，這一純正的本土哲學重塑了美國精神和美國文化。
從歷史或現實看，世界強國應有世界哲學。中國走向世界強國之路所需要的本土化的世界哲學，既可原創得來，也可從古代哲學中抉發弘大。在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哲學中，最具有世界性思想基因和精神氣質的是先秦諸子哲學。因而，回到先秦去，回到諸子去，深入抉發先秦思想和諸子學說，應是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課題。
構建中國特色世界哲學必要聚焦孔子學說
回到先秦去，回到諸子去抉發其世界哲學的思想內容和精神價值，必然要聚焦到孔子學說上來。韋政通認為，“孔子是在他前後的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因為他對當時的問題認識很深，在處理個別的問題上，他不一定能對每一個問題都處理得比別人好，比別人更有效，但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關心全面性的問題。晚於他的諸子，不論是贊成他或反對他，也沒有一個不受他的影響。認同和責難，都把焦點集中於孔子，適足以證明他已開始居於思想史的中心地位和文化思想的代表”。
孔子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也是與蘇格拉底、耶穌、佛陀齊名的人類思想家。雅斯貝爾斯指出，為人類創造出“思想正規化”的人，只有“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穌，好像我們不可能再舉出第五個人的名字，沒有誰有像他們那樣的高度……他們沒有寫下任何東西（孔子除外），但他們卻成為強大哲學思想運動的基石。我們稱他們四人為思想正規化的創造者。他們鶴立於所有其他的哲學家之前和之後”。並且，“這四大思想正規化的創造者真實性的內涵是對人類基本境況的體驗以及對人類使命的澄明”。尤其是“在帝國解體的困境之中，在戰亂和動盪的時代，孔子便是那些想透過他們的建議使國家得到拯救而到處遊歷的許多哲學家之一員。對於所有這些哲學家來講，出路便是知識，而孔子的解救之道則是有關古代的知識。他的根本問題是：什麼是古代的？如何能夠獲得它？透過什麼方式能實現它？”孔子以其有限的一生從如上三個方面所做的無限努力，“透過將流傳下來的文獻轉變為有意識的根本思想，實際上產生一種與古老的融而為一的新哲學”。
孔子沒有著述，他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宣告古代之聲”並“重建古代文化”的思考被其門徒記載下來，並在其身後以“群賢集定”的方式構築起“篇章有序”的《論語》文字，使夫子“蘊含萬里”和“經綸世務”的思想學說實現“圓轉無窮”的自我詮釋功能。《論語》承載了孔子志於重建古代文化的文道救世理想，從天賦“相近”卻“習相遠”的人性出發，以“信而好古”的執著考信歷史，發現返本開新的歷史發展觀，探索“修仁習禮達樂”的路徑，向上開出重建古代文化的道德哲學；向下探求形成“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的君子學說，包括君子倫理學說和君子政治學說。要言之，孔子學說是一個體系：“性相近，習相遠”的人性論，是其思想基石；返本開新的歷史發展觀，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哲學；仁學，是其倫理學；禮論，是其政治哲學；“學而”成己成人，是其教育理論；中庸，既是其道德學，也是君子成己成人的方法論；樂，是其“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的人生哲學；貫通如上內容使之形成完整體系的是其“正名”知識論。
孔子及其學說在人類文明中地位崇高
創造出一種人類“思想正規化”的孔子學說，是一種整合，一個樞紐，一個傳統。首先，從遠古傳說到夏商周三代，華夏先民逐漸建立起相對自由的“以天道為依據、以王道為目的、以民道為手段”的人倫主義思想認知框架。進入春秋世，帝國解體的動亂催化這一未完成的思想認知獲得更為自由的發展，形成諸子盛世。其中，孔子以“信而好古”的執著發掘歷史真知，並以返本開新方式宣告古代之聲、重建古代文化，這是整合。其次，孔子遵從返本開新的歷史發展觀“損益”古代文明，並汲取管子思想，探求“以刑入禮”方式“富民強國”的“大仁”智慧，既影響了墨學，揚、莊之學，法家的刑賞之學，更開啟子張、子夏、曾子、思孟、荀子之學。所以，孔子思想成為諸子學說之樞紐。最後，孔子遵從返本開新的歷史發展觀，探求“以仁入禮”的文道救世道路，向上下兩個維度展開所形成的道德哲學和君子學說，將源自古代且漸成輪廓的華夏哲學倫理思想以及道德文明推向成熟程序，尤其是為華夏和人類創造的“思想正規化”，必然地構成中華文明的大傳統。
理雅各在其所譯《中國經典》中指出：“孔子地位之高、影響之大，我認為應歸功於兩個主要原因：作為古代文獻的儲存者以及中國黃金時代至理達道的闡釋與踐行者；親傳弟子以及他們的早期信徒對他的忠實追隨。國家和個人的至善在孔子身上得到了統一。過去，他是中國人中的一員；現在，正如所有人相信他所成就的那樣，他代表著盡善盡美之人性的至善至高狀態。”孔子探索出的使人性達於“至善至高狀態”的方式，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地修仁習禮，以達於中正之“文、行、忠、信”：對己，必仁、知、勇；待人，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服務社會，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並提出建立良序社會的原則：“其一，有能力的人必須在他相應的位置上；其二，公共的政治環境必須使得革新行為成為可能。”（雅斯貝爾斯）孔子這兩個原則，蘊含著現代人類政治文明的思想種子和制度因素，即政治原則本質上是對權力和權威的限制，它構成人類政治民主的內在規定（赫大維、安樂哲《先賢的民主》）。所以，孔子是“一個偉大的文化革新者，而不是一個彬彬有禮但對過去頑固留戀的辯護者……在‘禮’概念的轉換中，孔子也轉換了人類社會的整個概念。他是一種新理想的創造者”。因為“只有當我們在傳統方式的一代又一代薰陶下真正成長起來，我們才能夠成為真正的人；只有當我們復活了新的環境視之為不再有效的這個傳統，我們才能儲存我們生命的方向和完整。共同享有的傳統將人們凝聚在一起，使他們成為真正的人。對傳統的每一次拋棄，都意味著人們自我的一次斷裂。而對傳統的每一次真正的復活，都意味著人們自我的一次重新統一”（芬格萊特《孔子：即凡而聖》）。
政治學史家喬治·薩拜認為，政治學理論就是“人類為了有意識地理解和解決其群體生活和組織中的各種問題而做出的種種努力”。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人如何“在一起”（being together）。在孔子看來，人如何在一起的問題，既指君與臣如何在一起，也指官與民如何在一起，更指家人、朋友如何在一起。這些問題都必須政治地解決。孔子對人類的貢獻就在於，從“學而成己”至於“學而成人”，進而“為政以德”“以道事君”和“善教”，以及“誠”“敬”“信”“義”等方面設計出人與人如何“在一起”的社會方案，並給出了人性論依據、政治學理由和存在論原理。孔子學說之所以能夠超越時空而產生彌久愈堅的世界性影響，其秘密就在於此。
（作者系四川師範大學倫理學研究所二級教授、特聘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唐代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