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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的“國都”之論,乃上世紀四十年代之說。作為“一代宗師”術業之內說什麼都無所謂的,何況“國都”之論主要涉及歷史地理、文化地理、經濟地理等學科。問題是近年來看到一些文章,對錢穆之論舊調重彈,且推崇奇高,實在讓人深感莫名其妙,頗有“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的倒行逆施之嫌。
錢穆認為中國應該在西北建都,具體點說是,西安定都,北京陪都。因為西北高寒落後,異族眾多,且入侵者皆從西北方向進入中原。他說,首都作為頭腦或心臟,應暴露在外,擺在冷的地方,擺在大門口。立國精神應逆勢進取,不可走順勢。
還有人引用孫中山與章太炎的談話,孫中山曾說:“我們革命的首都應在武漢,此乃內陸中心,一呼百應。建國的首都應在西安,這是中國全國中心。將來要做一個亞洲的中國,則應該建都在伊犁。”去年還有人作這樣的評價;孫先生這番話,實在有氣魄,有遠見。
更有人以此行文,說錢穆江南人,他堅決反對在江南建都,實出公心,實在偉大。錢穆也說,中國文明歷史從黃河流域漸移長江流域,再由江浙移趨閩越,真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意思是路越走越窄了。
我對此實在難以苟同。有些判斷基本上是在常識範圍之內的。中國地理以秦嶺、淮河一條線為南北分界。黃河屬北方,長江屬南方。南北雙方從來以夾在黃河、長江中間的淮河為戰場,道理很簡單,誰都不願意把戰場擺在家裡面。北方政權一旦突破淮河,飲馬長江,整個江南基本上是唾手可得。至於南方政權從未北伐成功,也就談不上什麼打過淮河,染指黃河一說。
為什麼古代皇權均在北方發展?因為夏商周秦均在北方發跡,北方水系也遠比今日發達。而那時候長江中下游就是一片蠻荒瘴癘區域,屬於人煙稀少的貶謫流放之地。當時唯一可與秦國爭奪天下的是長江流域的楚國,是南方僅有的碩果。可惜楚國輸了,從此形成了北方所謂的千年王土。
黃河先天條件不如長江,長江兩岸有高山丘陵夾峙,河道不易改變。黃河中下游卻“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素有濁河、懸河之稱,危害十分可怕。黃河的頻繁改道甚至直接禍害了淮河、海河的走向以及安寧。長江中下游有洞庭湖、鄱陽湖兩大湖泊對長江進行天然蓄洩調節,旱澇有控。黃河沒有這些天然優勢。沒有堤岸就沒有約束,如同新疆河流的歸宿都是沙漠。葉爾羌河是一條泛漫之河,沒有兩岸,不見河道,這些季節河以一個個湖泊流向沙漠。
作為一個首都必須有豐沛的水源,這是先決條件。十三朝古都西安,當時有“長安八水”的美譽,這八水均屬黃河水系,水草豐美,物產豐富。後來這八水日漸枯竭,改朝換代時才不得已將國都向八朝洛陽、八朝開封遷移,雖然長安的山地形勝遠超跡似一馬平川的洛陽、開封。但缺水之城何以立都。沒有了“長安八水”,八百里秦川的“天府之國”這頂高帽子,也就只能轉贈擁有了都江堰的蜀地平原,今天四川“天府之國”之美稱原來是屬於秦川八百里沃野的。遷都從來是困於無奈,迫於形勢。長安輝煌了秦漢唐,但已不能承載大宋了。長安真的是中國歷史的好風水?此一時彼一時也。盛唐時期,“國都六陷,天子九遷”算什麼?皇帝動不動就往四川逃跑,這已是衰象初顯了。
中國歷史上三次大規模南渡,東晉、南宋、南明。因論代不論國的標準(其實也有“偏安非王業”之約定),苟且一地又偏安一隅的前期遺老,被算作“繼未竟之緒”的一代之主。南渡給了北方政權一次又一次苟延殘喘的機會。第二次、第三次南渡,直接導致了唐宋漢文明和明朝漢文化兩次斷代。南渡之後,引弓之囯的控弦之士,飽嘗了玉輦縱橫、金鞭絡繹的繁華,“弱柳青槐拂地垂”,冠帶之室的輕煙軟紅,腐蝕了冰河鐵馬的北歸之心。失去北歸之心,哪還有什麼北伐之力!
黃河、長江連改道的後果也不一樣。黃河故道基本上是災難深重的代名詞,有時直稱‘廢黃河‘。長江故道(主要是湖北荊江段)則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叫“裁彎取直”,這一現象利大於弊。而且長江故道是大自然饋贈給人類的寶貴財富,一般來說故道江寬水深,資源充足,水產十分豐富。國家級的白鰭豚、江豚自然保護區,國家級的麋鹿自然保護區都在長江故道上。同樣黃泛區和長泛區,黃河一淹就是廢墟,長江則可春風吹又生。
還有人從族群上說事。說北方人比南方人剛強、抱團、率直,南人懦弱、自私、少德。其實南地的兇悍不遜北土,南客的抱團也不輸北人。閩粵客家廣府間的械鬥,溫州人經商的互信互助,都是聲名在外的。常州人的剛烈,在瞿秋白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連陝人逃荒也有一句諺語:跑北不跑南,跑原不跑川。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忘記了清末震動朝廷的“東南互保”這件事。北方大興義和團,清廷向十一國宣戰。東南漢族督撫藉口廷諭為“矯詔”,不從“亂命”,對義和團分子彈壓,又與列強“協保”,讓列強沒有理由攻擊。這為清朝儲存了點“帝祚”,積存了點賠款的銀子。它的歷史意義怎麼評價皆不為過,連陝西巡撫、四川總督都出面表示支援。可以說,因為“東南互保”之舉,才會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中國歷史稀奇古怪事甚多。“始事者盛於東南,收功者多於西北”。其實,司馬遷的意思是,要想收全功,必於西北下東南。西高東低嘛,容易萬馬奔騰,乘勢而下。西北胡人馬背為家,東南漢人耕牛為生。北人好這一口,沒有固定的國都,設一個可以移動的王庭也好,畢竟都是一個政治中心。南人對這些似乎向來是不屑的。這一切和皇家風水沒有一丁點關係。
錢穆、孫中山論“國都”自是一家之言,一代宗師文化所繫,一代領袖職業相關,均屬正常。儘管時代侷限,也是無可厚非。今天若還有所謂智庫謀士依舊奉之為宏論偉策,痴心不忘,那實在滑稽透頂,令人恥笑。北地人唸叨胡亥繼位和劉禪接班,常有“終有弱水替滄海,再無相思寄巫山”之慨。而江南人往往思及吳中菰菜,蓴羮鱸膾,抒發最美杭州四月天,不負江南三千年之情。
前賢們,拜託了!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請順手轉發、點個“在看”吧~
作者簡介
俞果 ,曾在《文匯報》等多家報刊擔任記者編輯。
1987年10月12日《瞭望》週刊發表新華社記者的專訪《特殊人才學的創立者俞果》。
1991年3月,俞果專著《特殊人才學論》由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
1993年5月,俞果編著的教科書由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
1998年6月,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東方之子”頻道播出俞果的專題片《採訪》。
2021年3月,俞果的散文集《流年歲影》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