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行政效率低下，通常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朝廷的統治力量只到縣衙這一級，再往下走，這可就要靠著士紳來維持鄉村的具體統治了。
而且在古代，他不像現在這樣，有專門的機構，所有事情都要有知縣來解決，稅收，司法，有時候甚至還要去剿匪，負責當地治安。
可以說知縣的工作是全面負責制，任何一個地方出了問題，上面都要找知縣的責任，不但是主線上的上級官員可以管到知縣，其他的諸如漕運，河道等職能部門，也能管到知縣。
真正的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知縣是全國所有官員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為他是直接面對老百姓的官員，下面的具體事務都有知縣負責。
而其他所有的官員，一級壓一級，全都是聽取彙報的監督官員，大清基本上只有兩種官員能瞭解真實的國家，一種是知縣，另一種就是軍機大臣，其他的官員就是點頭哈腰加磕頭，這是清代官場的生存法則。
知縣在清代官場的地位還有個很尷尬的地方，那就是清朝是沒有辦公經費這個概念的，而且是公私不分，衙門裡所有的開銷都是有知縣一個人負責的，錢不夠就從知縣應得的錢裡去扣。
而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特點，又決定了這些知縣如果你是科舉出身，那你基本上就是毫無行政能力的，縣衙要想玩得轉，就必須要依靠專業人員。
你要是買官做的知縣，那能力就更不用說了，還不如科舉上來的，除了會撈錢之外，什麼都不會，所以無論是哪一種知縣，都要解決辦事的人從哪裡來的問題。
更嚴重的是，清代實行任職迴避，一個人是不能到本鄉去任職的，一個知縣到任之後，可能連當地的話都聽不大懂，兩眼一抹黑，要辦事就必須要依靠下面的人員。
最重要的人員是師爺，他們是專業人士，不但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更重要的是熟悉朝廷的各項規章制度，刑名律法，稅收政策等等。
師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負責司法的叫黑筆師爺，負責稅收的叫紅筆師爺，好的師爺是非常貴的，當然處理問題的能力也非常強。
科舉出身的人，本身的智商能力並不差，但是儒家的那套理論，要求他們遠離刑罰和稅收，所以他們一來不熟悉，而來內心深處鄙夷這兩樣東西，所以也就只能仰仗師爺了。
清代有個詞叫三班六房，三班指的是衙役，六房指的是書吏，對應的是國家的吏戶禮兵刑工這六部。
在清代，衙役的社會地位相當於戲子、奴婢和妓女，自己和子孫都禁止參加科舉，所以知縣催辦案件，才會連他們的家屬一起抓，這種地位和環境之下，你就能明白清代的司法風格是個什麼樣子了。
這個書吏就很有特點了，他最大的特點就是多，大縣的書吏有上千人，小縣也有幾百人，衙門顯然不需要這麼多人，那是因為他們大多數都是掛名，算是一種榮耀，本身也是衙門廣泛和當地產生聯絡的一種途徑。
衙門裡的人有了，錢的問題才是關鍵，清代沒有辦公經費，從雍正開始才給知縣發工資，而知縣那點工資，根本就不夠僱傭師爺的。
所以就只能在稅收上下功夫，縣裡沒有法定財政收入，更談不上經費預算決算了。那怎麼辦呢，就得“搭車收費”。有一種和地丁銀一起徵收的叫“火耗”的錢，字面意思是鑄銀子的損耗。
這是縣官自己留的辦公費和私人花銷。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火耗是明文法規之外的陋規，後來因為禁止不了，只好預設，這是清代腐敗的根源，無論哪個皇帝都治理不了。
明代小說《儒林外史》裡說衙門裡只有稱銀子的“戥子聲”、收稅的“算盤聲”和打人的“板子聲”，既是尖銳譏諷，也是客觀概述，到了清代，也一樣。
綜合來說，清代的衙門屬於混沌治理，只有一個知縣算是正式的朝廷命官，任何的事情都只找知縣，衙門裡的用人用錢都要自己想辦法。
清代的曾國藩做到總督級別，同樣也是麻煩不斷，總督衙門的辦公經費也是需要自己整體把握，沒有辦公經費的說法，僱傭什麼人，也都是一個人說了算。
古代能採用的手段其實並不多，行政效率低下是時代的原因，只能採取這種一人負責的方式，來治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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