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 美國總統尼克松首次訪華，開始同中國領導人進行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談，中美關係隨之開始解凍，世界格局也開始出現變化。
實際上，為了這次震驚世界的訪華之旅，尼克松事前進行了一系列的認真準備，他閱讀了大量關於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國領導人的分析材料。
1972年2月5日， 也就是在尼克松訪華前夕，基辛格為他準備了一份備忘錄，對毛主席、周總理的風格特點作了“摸底”分析，對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關係也有涉及。
現將這份備忘錄翻譯如下，希望有助於我們瞭解當時美國人的思維方式。
1972年2月5日基辛格致尼克松備忘錄的主題：
您同中國人的會面
一次全新的體驗
您同中國人的會面將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體驗。這份備忘錄的目的是想讓您瞭解他們的風格特點，並建議您如何跟他們打交道。
你們此次會面，從很多方面看都是史無前例的。顯而易見，我們20多年來未曾同這個國家有過對話；您從未同這些人進行過談話，也從未訪問過他們的國家；你們雙方的個人經歷、哲學體系、世界觀和個性都截然不同。
此次國事訪問的戲劇性和影響力都將超過您以往的歷次訪問。
即將舉行的會談將比您以往任何外交會談都緊張得多、漫長得多。
會談的具體安排是：訪問開始和結束的時候各有一場同周恩來和官方代表團舉行的全體會議；您同毛和周有兩次秘密會談；同周有幾次秘密會談；還有四場宴會——北京兩場， 杭州和上海各一場。
另外，周將全程陪同您參觀訪問這三個城市，並陪您乘飛機在這些城市間往返。
然而，此行最重要的不同之處，仍然在於中國人他們自己的特性和風格。
中國人
從我和其他人傳來的訊息中，您已經充分了解了中國人的熱情好客、和藹可親、老練能幹、詼諧幽默等特點，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您和您的代表團將受到盛情款待，而且還會不由自主為主人的魅力所吸引。
簡而言之，他們既是中國人，也是共產黨人。或者說，儘管他們是共產黨人，但他們還是中國人。
這些人既狂熱，又注重實效。他們是意志堅定的思想家，對世界如何發展、或應該如何發展的看法同我們大相徑庭。
但是，他們又是堅毅的現實主義者，面對蘇聯的威脅、日本的復興以及臺灣獨立的可能性，他們認為需要我們的合作。
中國領導人非常嚴肅認真，不會為任何機會或便利而動搖自己的信仰。他們原則性很強，不過在這個框架內，他們願意注重實際。這反映了他們的歷史感和發展的緊迫性之間的一種平衡關係。
一方面，50餘年來，他們一直在克服內外部的艱難險阻。他們從長遠角度看問題，認為歷史站在自己這邊。
另一方面，這些領導人都已年過70，無疑想在謝幕之前達成某些目標。他們整日冥思苦想的，不外是保衛國家和政治體制的長治久安，代代承傳。
此外，去年秋天發生的神秘事件以及所謂的林彪奪權，都突顯了毛和周在同我們談判並邀請您訪問中所承擔的巨大風險。這樣，他們就需要立即拿出成果展示給自己國內的支持者。
由於他們擔心受到外來進攻，所以跟我們打交道非常划得來；他們需要威脅較小的超級大國的支援。
不過，要是我們軟弱無力的話，他們求助於我們，就會賠了夫人又折兵。
他們的基本方法很可能同去年7月、10月的類似：堅持原則，但願意在細節上靈活應對。
因而，他們聲稱美國應該從臺灣撤軍，但可以隨時間推移分階段進行。
在美國從亞洲撤軍的問題上也是如此，印度支那是個例外，他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緊迫。
撤軍是原則問題，不過不要求制定確定的時間表。
當然，中國人在細節上的靈活性更多的是出於實用主義，而不是通情達理。
他們不想讓我們迅速從臺灣撤軍，只不過是不願讓日本人進入臺灣；他們不想讓我們從亞洲全面撤軍，是因為不想把這一地區留給莫斯科。
如果中國人願意等待未來，那麼他們也必定對這一未來充滿信心。
我們可以設定方向，對最終行動作出承諾，但我們沒什麼能（或應該）立刻為他們去做的。他們的主要顧慮是判斷我們是否會信守諾言，是否會認真執行。
你們的談話將在兩個層面上進行。在特定問題上將會按慣例進行討論。
另外，始終會存在另一個更為深遠的概念性層面，在該層面上，他們會要求您回答一個決定性的問題——“這位美國領導人知道自己要去哪兒嗎？”
實際上，周告訴我，赫魯曉夫從戴維營會議回國中途在北京停留後，中國人才真正決定同蘇聯分道揚鑣。
他當時的表現讓中國人確信：這是個任職這麼久都不知道自己往哪兒走的橫行霸道的傢伙。
因此，開始討論每個問題時，都要採用一般性的哲學方法，以此證明您已經抓住了戰略性要點，這非常重要。
以前您會見過的多數領導人都遵循摘要來在戰術問題上得分；他們關注的是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
中國人也會事先詳細察看摘要，但他們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您描繪的遠景上。他們感興趣的主要是您對未來的判斷、您的政策的原則和可靠性。
總之，他們會在您今後的任期中評估您：您瞭解他們的看法嗎？您自己的政策框架和他們的協調一致嗎？能指望您來完成您展望的前景嗎？他們能調整自己的政策來適應我們嗎？
因此，您的基本任務就是：說服對方我們將來可以採取某些他們想要的舉措，因為這也符合我們自身的利益，而且我們將會採取這些舉措，因為我們是可以信賴的。
相反，打個比方，要是他們向我們購買了大量大米，我們就在臺灣問題上提供幫助，他們會認為這是卑鄙的交易，絕不會對此有興趣。
同樣的，他們也不會不斷影響您來獲得蠅頭小利。這和同俄國人（或北越人）會談不一樣，我們不必總準備應付細節上的糾纏、討價還價、不願執行等種種煩心事。
俄國人會對一份聯合檔案，如5月20日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公告、去年夏天的柏林協議，作出不同的解釋，中國人對這種伎倆不屑一顧。
一旦中國人在根本問題上（如1972年5月之前訪華）達成一致，細節問題（例如本次訪問的類別）也就隨之迎刃而解。
在10月份同中方舉行的一次公報起草會議上，我們要刪掉聯合草案中某些他們提議的話，作為交換，我向周提議去掉某些闡述我方立場的話,但他還是建議保留。俄國的談判代表就決不會作出這種姿態。
中國人“原則性強” 的態度也意味著他們會尊重您類似的方式。舉例來說，幾天前，周告訴布托：中國同其他國家交往當中，有自己的原則，它將就美方的態度作出反應。也就是說，您訪問的成果將取決於我方的態度。
中國人拒絕認為妥協本身是個理想的結果。然而，他們願意為實現目標進行戰術調整，而且或許會考慮怎樣把這些同我方所作的調整相結合。
請務必時刻謹記：中國人對某些措詞的理解同我們完全不同。
比如說，抽象的“和平”對他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 10月份，周向我發表了一番長篇大論，認為公正是根本目標，真正的和平只能來源於公正；沒有公正，和平就是壓迫性的和短暫的。
因此，您應該坦陳我們的不同意見。在堅持我方觀點的同時，您還應簡單說明對他們觀點的理解。
他們會質疑任何人為掩蓋分歧的舉動，也不會為語焉不詳的“良好願望”和“友誼”而感動。
他們蔑視任何像去年夏天同周談話時詹姆士•賴斯頓的那種輕蔑姿態，甚至每每利用此事來強化他們的觀點。
他們需要了解的是，您是否知道自己的目標?是否理解他們？是否認真看待會談的雙方？
周恩來
周最突出地體現了中國人的這些品質。我已經告訴過您，他和戴高樂都是我生平遇到的印象最深刻的政治家。
儘管戴高樂的演說詞藻華麗、結構優美、滔滔不絕，無人能出其右，但周是可以對話的人。
您可以同周談論歷史、研討哲學、進行戰術性辯論，也可以毫不讓步地討價還價、無憂無慮地妙語對答，他在所有這些方面都能輕鬆自如，我想您會樂在其中的。
您完全可以確信，他不光對要討論的問題做足了功課，而且對美國和您本人的情況都作了充分準備。
他對美國的政治和社會情況瞭如指掌，不過，他眼中的景象一定是扭曲的。他密切關注時事。在我對您1971年7月6日在堪薩斯城演說的內容還一無所知時，他就已經讀過了。
他顯然一直從心理學角度來研究您，知道您喜歡《巴頓》這部電影，他推測您像巴頓將軍一樣，也不喜歡墨守陳規，而且他還讀過《六次危機》中的至少幾部分。
周談判的幾個特點依次為：如果他用絕對性的措辭來陳述一個看法，就一定會堅持到底。哪怕是受到猛烈抨擊，也不會稍稍放棄。要是他不準備接受逼迫，那他就不會被逼迫。
然而，如果他有點兒模稜兩可或含糊其辭，這就暗示著有探究的空間。
這種情況下，討論該問題時，最好採取迂迴的方式，不要直接進入主題。
您可以等會談快結束的時候，或是在非正式場合，重新提起這個話題，並建議採取另一種方法。然後，他可能就會理解，繼而提出新的陳述。這一陳述包含了您所說的要素，但卻是以中方看法的形式提出來的。
舉例來說，去年10月，周在一次初期會議中強調美軍應撤離臺灣。
後來談到日本時，我的一個基本論點就是，我們同東京的結盟制約著日本；如果擺脫美國這一支柱後，他們會變得更加危險。
在最後一次會議上，周表明，儘管中國人仍然堅持美軍撤離這一基本原則，在臺灣地位確定之前，他們並非要所有美國軍隊都撤出臺灣，因為這可能會讓日本人進入該島。
這種迂迴的方法，及類似的運用，是一般中國人的典型風格，而周表現得尤其明顯。差不多他所說的每句話，不管看來多麼偏離當前的主題，實際上都是有關聯的。
這種技巧可能令人難以捉摸——當他討論印度支那問題一個方面的時候，或許事實上是就蘇聯來說的；也可能相當明顯——周把美國和法國革命的原則用在了越南共產黨人的鬥爭上；還可能表現出適度的魅力——周首次提及歡迎您夫人時是這樣表述的：您可能會在杭州待一晚，因為一旦您夫人看到那裡的國賓館，她就不想接著去上海了。
這種迂迴的風格同直率的態度一點兒也不矛盾。實際上，坦率直言是我們同週會談當中的一個主導要素。
20多年來，我們從未同這些人真正交談過，因而我決定採取比以往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打交道時更加坦率的態度。
舉一個例子：我坦率承認，在歐洲我們同蘇聯的磋商可能客觀上會使蘇聯把本來投向西方陣線的資源投向東方陣線。周承認這一點，不過卻說“不要緊”。
我認為，這種非同尋常的真正（同偽裝的相反）坦率的方式將非常有助於您同周的會談。如果一個話題特別敏感——比如說我們反對蘇聯對他們施壓一一自然應該留待最秘密的會議來討論。
不用說，周也會非常苛刻（有時會突然表現出來)。黑格將軍和我都已經領教過他毀滅性的攻擊了，不過他從不謾罵，措辭也並不刺耳。
在同您這一級別的人打交道時，他或許會掩藏些鋒芒，但謹慎起見，我們最好還是設想會出現以下情況，並做好心理準備：熱情地閒談之後，他就發表措辭極為嚴厲的講話，而且還是以率直雄辯的方式說出的。
當然，您也不應對這樣的講話無動於衷，要進行堅決反擊，不過不要用髒話咒罵。要是您在受到攻擊之前就開始退卻，他就會一直攻擊您。
如果他的要點是哲學方面的，不要攻擊他的觀點，而應用自己的觀點進行反駁。要是他直接抨擊特定問題，不管怎樣，您一定要立即反駁。
他在會議中一般表情相當冷漠，總是在專心致志地傾聽（您和翻譯的談話，以確定他們翻譯準確。周通曉英語）。
儘管他有時會宣告同意您的看法，但通常情況下他只是點點頭，您無法確定這個動作到底意味著理解還是同意。
他在論述意識形態時激情迸發，而談論其他方面的話題時就平鋪直敘，不帶感情。
他談到杜勒斯破壞1954年日內瓦協定的“卑鄙的行為”（當時杜勒斯拒絕同他握手，一直以來這都大大傷害了他的自尊）時，我第一次、也是唯一次真正見他發火。
周不滿地說出自己的看法時，竟然還用拳頭砸在會議桌上。我無法確定他當時究竟是在表演，還是真的很激動。我不太相信是後者。
毛澤東
我們不得不依靠第三方的感覺和傳記作品，來形成對毛的印象。顧夫•德姆維爾（去年見過毛）和約翰•謝偉思（30多年前在延安見過正值盛年的毛）都認為毛比周更令人印象深刻。
假如果真如此，這確實值得認真對待。有跡象表明，由於健康和年齡的關係，毛現在的表現時好時壞。
當他的全部腦力都開始運作的時候，可能就“狀態不錯”；而當無情的歲月發揮威力的時候，他就“狀態差”了。
要比較毛和周，可能最好還是討論他們不同的風格，這一點在我單獨送給您的傳記材料中都有詳盡論述。
週會從哲學和歷史方面展開談話，但他的主要核心是放在具體的實質性問題上。他是位戰術家、管理者、談判家，是通曉細節、要點的大師，而且長於迴避難題。
毛是位哲學家、詩人、總體戰略家、啟蒙者、浪漫主義者。他決定前行的方向，把貫徹執行的問題留給他可靠的副手
。
這樣，就由他運用概括性的、哲學的、歷史的語言發表講話，談判就交由周來進行。他會想要同您和其他人談論長遠展望、世界的基本潮流、中國和美國前進的方向。
毛和周的關係
在7月和10月的會談中，周都表明，雖然毛讓他處理日常管理和戰術問題，實際上毛才是發號施令的首腦。
周無論在會議還是社交談話中都以全然真誠的態度援引毛的權威和預見力。
比如說，7月的一次午宴中，他談到“文革” 的暴行時，說他自己在談這些錯誤的時候猶豫不決，而毛主席憑藉其更卓越的思想意志，大方承認了以往的過失。
我們處理7月15日公告的一份草案時，最後一天上午，周解釋說，中國人在措詞方面的提議（舉例來說，把日期寫為1972年5月之前的任何時候）要歸因於毛主席的親自幹預，希望讓我們更方便些。
10月份，我們把我方聯合公報第一份草案交給周。第二天晚上，他表示，雖然他們要做些改動，但仍準備討論這份草案；並決定第二天上午由外交部長和我們一起著手起草工作。
然而，第二天上午，周親自出席了，解釋說他已經同毛主席談過了，隨後嚴厲抨擊了我們的公報草案，說這是強調一致、隱藏分歧的老套做法。
他刺耳的發言無疑是毛指示的。（也可能他只是在表演，假裝求助於毛以增強戲劇效果;但我非常懷疑這一點。）其主旨是，只要存在壓迫，就無法真正實現和平；我們兩國存在根本的分歧，應該清楚地講出來，而不是偽裝出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和諧一致的假象。
透過這次會議，我們換了一種不同型別的公報。正如我告訴您的，這種型別不但誠實得多，而且還有助於打消我們朋友們的顧慮。
否則，他們有可能認為那些模稜兩可的妥協的客套話背後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由此可見，毛不僅具有權威性，而且還非常明智。
我們最近得到的關於毛行事坦率、原則性強的證據，來自布托上週在北京的會談。
在討論中國對印巴戰爭援助時，周宣稱，事先根本不瞭解對巴基斯坦援助的性質，也不瞭解哪裡需要援助。
據布托說，毛要勇敢得多：儘管也說了其他人或許會說的：“我們放棄對你們的支援”，但毛還指出，巴基斯坦的軍方領導人犯了些大錯。
周向我表示，毛主席想讓他出席所有與您的會談。他們將是一對真正讓人印象深刻的、令人敬畏的搭檔。
上面就基辛格提交給尼克松的備忘錄，上面對毛主席、周總理和中國人性格特點等做了詳細的分析。
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