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莫爾（約1478—1535年）一生中最為傑出的著作《烏托邦》於1516年12月在魯汶印製第一版，次年在巴黎印製第二版。這部著作的成功，確立了莫爾作為人文主義著作家的地位，他也因此被稱為“政治哲學家”。
“烏托邦”（Utopia）是莫爾創造的一個詞語，意為“烏有之地”。《烏托邦》一書的全稱“關於一個最好的國度，關於新發現的烏托邦島嶼”，也表達了“烏托邦”作為“幸福與幸運之地”的寓意。莫爾將烏托邦的地理位置設定在“新世界”的一個島嶼，這是大航海行動衍生的概念。莫爾還塑造了一位大航海時代的傳奇人物拉斐爾·希斯洛德——烏托邦的資訊來源與講述者。拉斐爾出生在大航海行動的發起之地葡萄牙，“為了前往遙遠的國度增長見識，跟隨亞美利哥·韋斯普奇三次航海遠遊”，訪問過烏托邦所在島嶼。雖然拉斐爾·希斯洛德是虛構的人物，《烏托邦》表達的思想卻是莫爾的政治意向與治國理念的真實呈現。
廣義的哲學理念與普遍的哲學教育
烏托邦是一個經歷過民智開啟的文明之地：征服阿布拉克薩島並且將之更名為“烏托邦”的國王烏託帕斯，將島上“粗暴、野蠻的居民改變成為具有良好教養、懂人文學術、待人彬彬有禮的優秀完美之人”。開啟民智的手段是教育，把讀書學習納入烏托邦人的生活方式。
烏托邦的教育分為全民教育與精英教育。普通民眾接受普及型的知識教育，精英階層接受研究型的學術教育，由此形成體力勞作者與智識精英兩個社會等級。
智識精英經歷過“選士養士”制度的篩選與修煉，是智力超群、學養深厚之人。一部分“專注力強、才智超群、天資適宜學術之人”，在孩童時期被甄選出來，作為有潛力的智識精英施以學術教育。成年男女中的優秀者，經過薦舉之後亦有機會增補進入智識精英的行列。烏托邦對智識精英在學術與道德方面有強制要求，未達到預期標準的候選人，淘汰之後退回到體力勞作者行列。在智識與道德方面始終表現優秀之人，“免除一切體力勞動，專注於學術”，傳承烏托邦的價值觀與學術水準，並且承擔起為公眾服務的責任。
烏托邦人對傳統學術存有濃厚興趣，學習“音樂、邏輯、算術、幾何，在這些領域的造詣幾乎趕得上古代哲學家”。烏托邦人“對於星辰的軌跡、天體的執行極為熟悉。他們巧於設計各式儀器，用於精確地觀測太陽和月亮，以及目力所及一切星象的執行與位置”。關於“潮漲潮落，大海的含鹽量，天體與世界的起源和性質”，烏托邦人的某些觀點與古代哲學家相同，但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釋。
烏托邦人“收藏有普魯塔克的作品，也欣賞琉善的快樂詼諧”。烏托邦人吟誦詩詞歌賦，阿里斯多芬、荷馬、歐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都儲存有“阿爾都斯小字印刷文字”。烏托邦人閱讀歷史，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撰寫的史學著作都存書在冊。烏托邦人學習醫學，希波克拉底、伽倫的著作都在他們的閱讀範圍之內。拉斐爾在第四次航海遠行時，為烏托邦人帶去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還有泰奧弗拉斯托斯的植物學著作、赫利奧斯與斯科裡德斯編寫的辭典。
莫爾推崇古典希臘哲學，認為優秀的哲學思想存在於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著述之中。對於希臘哲學的熱愛，也傳導給了《烏托邦》塑造的人物。拉斐爾並非僅僅是“帕利努魯斯式的水手”，還是《荷馬史詩》中“英勇善戰、足智多謀的奧德修斯國王”，是“哲學家柏拉圖這位古代智慧的化身”。希臘語是學習古典哲學的必備語言，拉斐爾“雖然學會了拉丁語言，但是在希臘語言的造詣方面更加淵博精深……因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學的學習之中”。烏托邦人“輕而易舉學會了希臘字母，詞語發音清晰，背誦記憶迅速，並且能夠準確無誤地複述”。“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他們掌握了希臘語言，可以流暢地閱讀名家作品”。莫爾並不否定羅馬文明的價值，成就於羅馬時代的歷史學家與詩人也得到了他的讚許。然而在莫爾心目中，希臘著述的重要性佔據第一位，拉丁著述的重要性位列第二。
莫爾奉行廣義的“哲學”理念，將一切學術都納入“哲學”的範疇，不同學術之間只有自然哲學、政治哲學、倫理哲學之類的區分。依照莫爾的理念，烏托邦是一個哲學的國度，烏托邦的成員都是哲學家。烏託帕斯在“烏托邦”建立伊始將一個“沒有哲學”的蠻荒之地，發展成為“哲學之城”。哲學不僅用來提升烏托邦人的智識與道德水準，塑造正直善良的人格，而且提供治國之道。莫爾持有“哲學治國”的理念：如果哲學家成為國王，或者國王致力於哲學研習，“由此可以帶來完美的幸福快樂”。
烏托邦價值體系的核心：理性
在烏托邦社會執行規則的縱深之處，是以“理性”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理性”的思想動力來自古典希臘哲學，尤其是柏拉圖的《理想國》。烏托邦是人工設計的社會，“接受什麼、拒絕什麼，都是遵循理性的尺度，理性極大地點燃了人們內心對於神的熱愛與崇拜”。莫爾在哲學的理性之中加入了“從宗教中提取”的原則，堪稱“哲學宗教”。“沒有這些原則，……理性既軟弱又不完善”。宗教原則的基本內容是“靈魂不死”：如果在塵世生活中踐行美德與善行，就可以在未來獲得“用理性加以驗證”的酬報。
私有財產作為傳統社會賴以存在的基本支撐，是烏托邦首先拒絕的因素。“在無島之地建立了一個島嶼”的烏託帕斯國王，“極為厭惡世間的財富”，因而“任何地方都沒有一樣東西是私產，他們每隔十年用抽籤方式調換居家房屋”。烏托邦實行財產共有制度，一切物質與設施在居民中間按需分配。與私有財產一起拒絕的是門閥世族的社會地位，烏托邦不存在財富與門第的世襲繼承。
消滅了私有財產之後，法律對於社會的規範作用微乎其微。在烏托邦,“一切物質由公共享有，每個人都獲得充裕的生活所需”。“賢明並且以聖潔自律的烏托邦人，無須法律就可以使一切充足有序，唯有美德是無價之寶。”當法律的強制作用失去效力以後，人的行為依靠理性加以規範。烏托邦人的生活完美地詮釋了莫爾的理念，相信美好的生活由理性主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以友誼、和平之類的美德作為行動準則，人們之間互利互惠互愛，構建起密切和諧的家庭關係與社會關係，管理者無須採取強制手段即可以使各類組織形成有機體。
理想與現實之間：關於“圈地”的批判
莫爾關於理想社會的建構並非憑空設想，而是以現實的關懷為前提。《烏托邦》對圈地引發的社會弊端展開激烈批判：貪婪的土地所有者渴望從羊毛產業中獲取超額收入，透過圈佔土地而實現從糧食種植向牧羊業的轉換，從而剝奪了農民的生計。“貴族、鄉紳、聖潔的修道院長們，不再滿足於一年一次的歲入，……也不再滿足於無利可圖的閒散生活”。他們“把土地全都圈佔成為牧場，推倒房屋、拆毀村鎮，除了用作羊圈的教堂之外沒有留下任何站立的建築”。失去衣食來源的農民由此陷入赤貧狀態，除卻乞討與盜竊之外別無生路。“你們的羊不再是溫順的小型食獸，……而是變成了大型的吞食者。它們是如此狂野，吃光吞盡種田人。它們消耗、摧毀、侵佔成片的田地、房屋、村鎮”。世代耕種土地的農民“被驅趕出熟悉的祖屋，難以找到歇息的地方，……只能以偷盜為生，卻因此而被處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發生在英格蘭的“圈地”界定為資本原始積累的方式之一，莫爾也因為《資本論》關於“羊吃人”言論的引用而成為資本原始積累最初的批判者。作為人文主義學者，莫爾的批判停留在悲天憫人的現象層面，並未達及資本主義生產的理論高度。
面對圈地引發的流離失所人口，莫爾認為政府的舉措不僅於事無補，反而造成更大的傷害：法庭以絞刑懲治偷盜者，“超越了法律的公正性，對共同體造成了傷害”。“如此恐怖的死刑懲治，難以阻止那些無以為食之人從事偷盜”。“如若擁有其他的謀生辦法，沒有人無奈之下鋌而走險，先是偷盜然後赴死”。莫爾提出：應對圈地弊端的有效辦法不是嚴刑峻法，而是根除私有財產制度。“只要私有財產制度存續，大多數人就難以避免陷入赤貧的悲慘境地”。正是在批判私有財產制度的基礎之上，莫爾為烏托邦設計出“共同勞動，共同享有勞動產品”的經濟制度，藉此實現哲學治國的理想。然而莫爾關於共有經濟只是提出了簡單的設想，缺少系統的理論構建。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產生之後，研究者回望歷史，將莫爾的設想定義為“烏托邦社會主義”，以此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淵源之一。
莫爾在《烏托邦》中表達的哲學治國理念，借鑑了柏拉圖“公民教育的理性目標”，更是16世紀時代的產物。大航海行動的探險精神，造就了新世界的烏托邦島嶼。文藝復興的人文環境，促成了將廣義的哲學理念用於社會執行的規劃。資本原始積累引發的社會弊端，成就了以共有經濟作為哲學國度物質基礎的思考。莫爾以新時代的思想風貌嘗試“託古改制”，對於烏托邦的社會結構與日常生活“有細緻入微的描述，有巧妙的構圖呈現，閱讀者對此有親臨其境、眼見為實的感覺”。
（作者：劉城，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