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有超越時代的見識、絕對的上帝視角以及無與倫比的執行力。

還記得《覺醒年代》裡陳獨秀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強敵的深刻解讀嗎？

他說：

我們的強敵，不光強在武力上，更強在思想和理念上。列強不僅有工業時代的先進武器，還有資本時代所產生的先進理念和先進體制。在這些面前，我們的制度落後了，我們的思想也落後了。一句話——我們的人，落後了。所以改造中國，首當其衝的，是造就一代新人。

這就是1916年《新青年》誕生的背景。

實際上，關於理論的部分，孫先生很早就明確了。

我們都知道，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提出了三民主義，但很多人不瞭解的是，在《宣言》下半部分，孫先生明確了三民主義的實現步驟。

即，革命應分“軍法”、“約法”、“憲法”三個時期，也就是後來的“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

為什麼說孫先生提出的救國策略是超越時代的呢？

那就先要說明近代史中三個典型的救亡方案：

1、洋務運動（自強）

代表人物諸如奕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他們積極開展洋務，辦學校、開工廠、造船炮，高薪請來洋教員，企圖透過學習先進的生產製造技術，來改變清末的頹勢。當時也是下了很大決心的，聘請洋人的薪資，能頂得上二品大員的薪俸，非常可觀。

但終究是失敗了，一場甲午海戰，讓天下明白了中華可欺，也成就了日本帝國，近海再無威脅，高額的協約賠款又可以增加軍備，清日的地位由此再不可逆轉。

這方案是不徹底的，他們只學習科技，不關心制度，在專制體制內，真正掌握資源和權力的特權派也是頑固派，開展洋務運動，對這些人鞏固經濟和權力沒有任何好處。

腐朽的官僚衙門體制和既得利益者的大力阻撓，洋務運動帶來的自強氣象，只是幾個人費力搭建起來的空殼子。

一場戰爭就沒了。

2、戊戌變法

看到了只是學習科技，只是打造堅船利炮，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之後，文人們開始從制度改革的角度著手了。

“公車上書”拉開了變法自強的序幕。

康梁企圖在立憲的政體下，改良全國的統治模式。傻子都能看出來，這是在動當權派的基本盤。讓肥缺不肥，讓財路阻塞，讓特權受限，一群玩鳥溜馬、閉眼升官的人，早就被六君子煩死了。

所以即使變法運動比自強運動更貼近問題的根本，更有在救亡圖存上成功的可能（理論上的可能），但實實在在是實行不下去的。

結果就是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成了“百日維新”。一百天，偏遠地區可能還沒接到變法的聖旨，這運動就已經失敗了。

3、義和拳（農民革命）

這姑且可以算作第三個救亡方案。但實際上，農民革命的旗幟是“助清滅洋”，既不涉及學習技術，更不涉及改良國體，只是打打仗，這要能成功才是見鬼了。這個方案完全是幫著封建政府反抗西方先進成果的舉動，從歷史上看，屬於開倒車的行為。

所以，不徹底的西方科技化方案（洋務）輸給了徹底的西方科技化+部分西方文明化方案（明治維新），勢單力薄的自上而下的改良輸給了財權雄厚的守舊階級，而反文明反科技的迷信手段在堅船利炮的現實面前更是體無完膚。

這個時候，大家開始注意到孫先生的救亡策略。歷史證明，是對的。

何謂軍政、訓政、憲政呢？

軍政就是一支信服三民主義的革命軍，用來爆破反抗勢力的武裝力量；

訓政就是一個具有統一且先進思想的革命黨，用來構建社會組織的精神結節；

憲政自不必說，就是真正的民主體制，實現三民主義的制度保障。

孫中山說：

由軍政時期一蹴而就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訓練人民之時期，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制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汙未由滌盪，新治未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汙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民，壓抑新治。

這其實已經把問題點得非常明白了。就是在革命軍暴力推翻清朝和成立真正共和政府之間，有一個培育新民的階段，這個階段是不可或缺的。否則，新治只是殼子，裡子仍舊是專制政府；而舊的民眾接受這種表裡不一的政府之後，新治就更難出頭了。

現在學過初中歷史的人，當然覺得在暴力革命和新政府之間，理所應當的要有思想教化的階段。但近代時的孫中山可沒有這種後知後覺的條件。

現在回到所謂的三千年之大變局，為何要說三千年呢？

因為中華民族歷史上，雖然被異族侵略甚至統治過，但思想和文化始終是先進的。異族到了中原，都要學習漢人的先進思想和先進制度，諸如行政區劃、人才選拔、思想教化等等等等，換湯不換藥，異族可以擁有物質上的特權，但文化上是屈服於漢族的。

而近代史，誠如陳獨秀說的，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制度、我們的人，落後了。這是三千年未有的。

人落後，於是要造就新人，造就新人的根本，就是給大部分人換個腦子。這也正是孫先生說的“訓政”的實際含義。

但問題是，我們的思想制度是首次落後，是前無古人的。要想看透這一層，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穿越到現代，讀幾本歷史書。其次，就必須，自己是個超越時代的人，並能在紛亂局勢中理出頭緒、擁有上帝視角。

孫先生正是這個人。

所以，《覺醒年代》裡陳獨秀說孫先生創造了共和但仍在苦苦思索究竟什麼是共和。這共和，歸根結底，要從“人”的身上去下功夫。可惜的是，孫先生提出了問題，也嘗試瞭解決，但實在無暇付出全部精力在一件事上。有幸的是，陳獨秀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從後來人的角度來看，他是個一出手就成功的天才；實際上，這也只是一種嘗試，剛好正確而已。

而陳獨秀解決了“人”的問題，也就解決的革命軍和革命黨的問題。

早期的革命軍只知驅韃虜、造共和，可是袁世凱的共和算共和嗎？很多人眼裡，也是算的。所以清朝覆滅之後，革命軍便失去了征伐的動力；早期的革命黨呢，在內部能夠真正理解孫先生見識的人，幾乎是沒有的。所以在信念不堅固的情況下，原來的小弟汪精衛之流很快就背叛了革命，而被寄予厚望的蔣介石及其造就新民的黃埔軍校，也成了日後反動派的派系出身而已。

要知道，當初孫先生創辦黃埔的目標就是培育新人，統領新軍，重新整理革命事業的。這或許就是他造就新民的一種嘗試。

孫先生從十幾歲就開始關注革命，在投身革命的40年間，是個紮紮實實的實幹派、實踐派。但偉大的人總是孤獨的，在他的年代，能夠站到他的高度的人實在太少，即使革命組織內，也找不到幾個真正的知己。不但如此，還要因為當權者花樣百出的心思，受盡生命的威脅、事業的挫敗。

壯哉，他孤獨地前行著，在人生的最後一刻，仍舊高喊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口號。

那是1925年，北伐戰爭的前夕。一生的事業剛有了可以轉圜的契機，但沒有時間了，他該是多麼的不甘與苦痛呢。

我永遠不會忘記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裡的那句話：

只要我們能謹守中山先生的遺教，我們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中山先生是我在整個近代史裡最尊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