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有70%的面積為海洋所覆蓋，人類進行海洋征服行動的歷史至少可以上溯5000年。海洋不僅是不同民族、文明之間貿易與交流的通道，也成為暴力和殺戮的戰場，多少國家因海洋而興，又因海洋而衰。近代以來，與世界歷史程序相伴而行的，更是一個個海洋大國的浮沉更替。
那麼，是什麼力量在左右海洋的變局？
針對這個問題，《海洋變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一書展示了兩條線索：
一條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從木槳風帆到蒸汽艦船，從大艦巨炮到潛艇、航空母艦，從常規動力到核動力；
另一條是海權的發展：從古代海權、 近代海權到現代海權，表現為一個個大國興衰、導引海洋變局的歷史程序。
作者、原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研究員張煒，力圖透過展示這兩條線索的交叉影響，揭示國家產生以後，特別是近代地理大發現以後，海權是如何塑造世界歷史的程序，左右國家的命運，影響全球政治、經濟與軍事格局的。
《海洋變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張煒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第430期北大博雅講壇圍繞這一本書和這一主題，展開了討論。
「兩條主線：海權發展的歷史和海洋技術的歷史」
於鐵軍（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近些年，我們一直在討論海權、海洋，提出要重視海洋、海權問題，但在知識層面上，卻缺少一部像《海洋變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這樣的著作，缺少從全球發展的角度來討論海權、海洋問題。
這部作品有30多萬字，篇幅不小，但線索清晰。兩條主線：一條是海權發展的歷史線索，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部分。書裡從四大文明古國講起，當然，那時候可能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海權。往下是古代希臘、羅馬。進入大航海時代之後，依次有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海上強國的崛起，之後是英荷戰爭、七年戰爭中的英法海上對決、拿破崙戰爭時期的英法特拉法加海戰和作為世界級強權殖民帝國英國的崛起。此外還有俄羅斯、德國海上力量的發展情況；當然，還有更重要的、跟中國聯絡更多的美國和日本海權的崛起。
另一條線索是艦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發展，從木槳風帆時代到蒸汽鐵甲時代，從大炮鉅艦到潛艇、航母，一直到今天的核時代和導彈時代的海權。
兩條線索交織在一起，令整部作品渾然一體。這是一部全球史，同時又是一部國際關係史、大國興衰史和海洋技術發展史。大家在書中還能讀到海戰史，以及國際法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演進。作者把以往分散在不同領域的有關海洋和海權的內容，凝合在了一起，這是很難得的。
同時，這本書言簡意賅，通俗易懂。要把這麼多、這麼複雜的內容糅合在一起，既要做到條理清晰，又要在關鍵細節上做到內容豐富，既見樹木，又見森林，這種平衡並不容易把握。
這本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在每一章的最後，作者都會聯絡中國的情況來展開討論，也就是在全球海洋史的背景下來思考我們自己。這體現了一個50年投身海軍研究、發展和建設的“老兵”的情懷和視野。
「為什麼中國傳統社會沒有孕育出海權？」
方堃（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研究員、海軍大校）：為什麼傳統海權被認為起源於西方？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為什麼有輝煌的海洋文化歷史，卻沒有出現海權？簡單地說，這和地理環境、古代先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有很大的關係。
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歷史時期，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是很大的。在古代，人類社會有兩個海洋活動的中心，一個在地中海，一個在太平洋西邊。而中國有廣闊的生存空間，有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中國古代先民基本上不需要進行海外開拓。
但西方不同。以地中海文明中的希臘文化為例，希臘半島東接愛琴海，西臨愛奧尼亞海，半島內多山。也就是說，半島的周圍有比較好的航海條件，半島內的可耕地卻不充分。在這種情況之下，航海成為古希臘先民逐漸養成的一種日常生產和生活習慣。據歷史記載，希臘城邦需要從黑海和地中海沿岸獲取糧食和穀物並運回，古希臘人很早就形成自己對海洋航線的需求。保障航線的安全，也成為希臘沿海各邦政府和社會事務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早期的海上武裝力量，就是為滿足這一需求而出現的。
同時還有一種現象是海外移民。由於半島內可耕地不足，大量希臘人口需要到其他島上去發展。地中海區域有480個左右的小型島嶼，先民可以在生產力不是很發達、造船技術不是很高超的時候，用簡單的航海工具，在海島之間進行充分的航海活動，逐漸擴大自己的活動範圍，也逐漸擴大自己在轄境———今天稱之為領土以外的海外利益。利益、需求，還有生長起來的海上力量，構成了形成早期海權的基礎條件。
「馬漢海權理論對美日兩國海權發展的影響」
於鐵軍：從海權方面來說，相對於英、法、荷這些國家，美日都算是後來者，儘管現在美國居於世界第一海軍強國的地位差不多有100年了。直到1899年，英國外交部還把美洲和亞洲這兩個方向的外交機構設定為一個局，即美洲和亞洲局。從這種機構設定可以看出，英國此前並不十分重視這兩個地區的外交事務。當時的歐洲以自己為中心，把中國、日本定義為遠東，把美國叫作遠西。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之後，其海軍的發展也比較曲折。19世紀30年代，美國海軍處於世界第八或第九位的位置。19世紀50年代，美國海軍准將佩裡帶領的艦隊率先叩開日本國門，可見那時美國的海軍實力還可以。但1861年至1865年的美國南北戰爭，使美國海軍實力跌出世界海軍排行的十名以外，進入19世紀80年代後才又開始發展。
馬漢在1885年任美國海軍學院教授，講授海軍史及海軍戰略，正式開始其著述生涯。馬漢認為，借鑑歷史經驗，美國應該在海軍建設方面做得更多。他的海權論的提出，和當時美國國力的快速發展密切相關。19世紀90年代，美國總體國力差不多已經是世界第一了。1890年，馬漢出版了海權論三部曲的第一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受到後來擔任過美國海軍助理部長和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的極大重視。美國海權在這段時期有很大的發展。美國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應該是在1898年贏得美西戰爭之後。打敗西班牙，美國獲得了菲律賓群島、波多黎各和關島，將勢力擴張到西太平洋，美國在這時候才成為一個世界級的海權國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於1921—1922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美、英、日、法、意五國簽署了《五國海軍條約》，規定美、英、日三國的主力艦總噸位的比例為5：5：3，可見此時的美國在海軍力量方面已經和昔日的世界頭號海軍強國英國平起平坐了；日本排第三，主力艦總噸位比例佔美英的60%，但日本一直爭取要佔70%，因此導致了後來日本海軍內部“艦隊派”和“條約派”之間的巨大紛爭。
馬漢海權論對歷史的影響不言而喻。他特別關注太平洋，他的著作出版後在國外受到英國、德國等海權大國的重視，在日本最受歡迎。據說《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翻譯成日文版後，幾天之內就售出了幾千冊。後來在日俄戰爭中起重要作用的日本海軍名將秋山真之，曾經在美國跟馬漢學習過，並且特別推崇馬漢的海權思想和海軍戰略，當然他後來對馬漢的理論也有所批評。還有被稱為“日本馬漢”的佐藤鐵太郎，以及做過日本首相的鈴木貫太郎，都重視馬漢的海權論。以上三位是當時日本海軍大學最著名的教官，他們透過教學，使馬漢的海權思想對日本產生了更大的影響。美國很多學者認為日本帝國的海軍戰略最像馬漢所推崇的海軍戰略，甚至“比美國還馬漢”。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崛起和中日甲午之戰，對東亞國際關係而言，影響非常重大，因為之前東亞的國際關係可以說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但因為這場甲午海戰，東亞的國際格局發生了逆轉，日本變成了亞洲第一強國。由此可見海權多麼重要。日本海權從擴張、爭霸到太平洋戰爭時期抵達頂峰，又在很短的時間內從頂峰跌至戰敗的深淵，這段歷史非常值得我們研究。
馬漢做了英國人應該做而沒做的工作，他在17、18世紀大量海戰史的基礎上總結出了海權論，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巨大影響。但是，僅研究馬漢理論是不夠的。日本對大炮鉅艦和主力艦隊決戰情有獨鍾，這種戰術對太平洋戰爭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在保交戰、潛艇的運用方面，日本存在什麼樣的問題？產生了什麼樣的後果？這些都是海軍學術研究領域很重要的議題。
方堃：從本質上說，傳統海權理論是一種帝國主義理論，是在全球爭霸過程當中被實踐的一種爭霸性理論。但馬漢海權理論作為一種歷史理論，它的存在是有合理性的。因為他的理論揭示了商品經濟和全球化的一種基本途徑，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當時第一次全球化的歷史趨勢。張煒在這本書中很明確地提出了這一點。
「“海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傳統海權的超越」
方堃：未來是不是要發展海權？發展到什麼方向？因為篇幅所限，《海洋變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裡提到了這些，但講得不是特別明確。
傳統海權作為帝國主義理論發展到現在，從它的應用到理論構成本身，都出現了變化。現在我們經常看到一種說法叫作“中國式海權”，或者叫作“新時代的中國式海權”。什麼是“中國式海權”？“中國式海權”如何獲得？“中國式海權”往什麼方向發展？在中國人民海軍建軍70週年慶典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叫作“海洋命運共同體”。
十八大我們提出了“海洋強國”戰略，當時有不同的解讀。按照中國的語言構成方式，一種解讀是我們要透過海洋建設強國，還有一種是我們要建設一個海洋的強國。這兩種解釋牽涉到對海洋的理解，也就是說都涉及對海權未來可能朝什麼方向發展的理解。我個人認為，“海洋命運共同體”不是海權。海權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特徵是暴力，獲取海權是暴力行為，保持海權特別強調排他性。但“海洋命運共同體”是超越海權的。從2009年胡錦濤同志提出“和諧海洋”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海洋命運共同體”，中國共產黨人對海洋問題的認識在逐步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下的“海洋命運共同體”，是解決未來海洋問題的一個方向。
於鐵軍：國際法是和近代國際關係的發展相伴而生的，兩者都一直想調整和規範國家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看到了美日之間在太平洋上的激烈搏殺，其規模達到了人類海戰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二戰之後再也沒有這樣大規模的海空戰了。實際上，從19世紀末的海牙國際會議到20世紀20年代的《非戰公約》，國際社會已經開始試圖在另一個層面上對國際關係中的權力爭鬥進行調節。我覺得世界是在進步的，中國要維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國際秩序，維護國際法，推進全球海洋治理，這是對傳統海權的一種制約。
在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紀念館的牆上，掛著戰時曾擔任過日本海相和首相的米內光政題的一幅字：“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句話來自中國兵書《司馬法》。大國的博弈和競爭，有時候可能是很難避免的，但傳統的海權能夠給我們提供很多經驗和教訓。一個國家如果想要發展自己的海權，首先要了解海權發展史，要從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當下中國在海洋方面面臨著雙重挑戰。一方面要處理好國際關係，正確應對霸權國對中國的挑戰和壓力；另一方面，保護日益增長的海外利益需要我們超越傳統海權，創新我們自己的海權理論。這也是《海洋變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這本書的價值所在，它以歷史撰述的方式回應當代話題，回應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提示我們從歷史高度思考、總結經驗和教訓。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顧學文
來源：作者：博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