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與四書五經

1936年10月，經不住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堅決要求，毛主席一連幾夜，敘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經歷。他說：

我8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讀書，一直在那裡讀到13歲。清早和晚上我在地裡勞動。白天我讀儒家的《論語》等四書。

對這6年的私塾讀書生活，毛主席後來曾這樣概括：“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書，讀了‘四書’、‘五經’，讀了6年。”

對於每一位當今中國人而言，無論他多麼時尚，也無論他甚至連一句“經”都沒讀過，但對“四書”、“五經”這些詞兒，應該是耳熟能詳的。

據《莊子》記載，“經”原本有六部，即《易》、《書》、《詩》、《禮》、《樂》、《春秋》，後來由於秦始皇焚書，《樂經》散失，僅存《樂記》一篇，被併入《禮記》之中，於是成為“五經”：《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

從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起，五經就被規定為科舉用書，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書”的確定，則是南宋理學家朱熹之功。他在實際教學中，為了完善儒家學說，建立系統的包羅永珍的理論體系，在原有五經的基礎上，把《論語》、《孟子》也提升到“經”的地位，再從《禮記》中分出《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並列，合稱之為“四書”。

由於四書五經比較艱深，成年人理解起來也比較吃力，更別說剛入學的孩童了。於是，在古代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套兒童啟蒙用書——“蒙學”。舊時村塾蒙學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此外還有《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

據記載，毛主席在初入私塾時，先讀的就是這類蒙學教材。這類書，用簡短的駢儷句式，且多押韻，兒童讀來，朗朗上口，便於記憶，既能識字，又長知識，以至終生不忘。其中傳達的自然觀、倫理觀、道德觀、價值觀、歷史觀等，活潑鮮明，通俗易懂，因之在民間廣泛流傳。所謂“讀了增廣會說話 讀了幼學走天下”，因為《增廣》多談世態人情，《幼學》多詞彙典故。

這些書的內容雖同屬封建文化的範圍，不免宣揚封建思想意識，甚至還有庸俗無聊和迷信荒誕的東西，但在識字、傳授基本知識、進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規範方面，還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筆抹殺的。這種蒙書在中國文化傳承過程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價值。

《三字經》相傳為南宋王應麟編纂，明清兩代續有增補，全書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歷史、人物以及社會人生種種，簡要賅博，便利記誦。章太炎說：“觀其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以較梁人所輯《千字文》，雖字有重複，辭無藻採，其啟人知識過之。”

作為封建社會的兒童啟蒙教材，《三字經》的確是編得很高明的。書中故事，貫穿孔孟儒家思想，但也有許多勸勤教儉，鼓勵讀書，傳授學習方法的內容。

《三字經》中的許多句子，即使沒有讀過的人，也耳熟易解，可以順口背出幾句。

延安大生產運動時，毛主席提出“耕三餘一”的口號，這在《幼學》中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幾遇荒有備”。“泥丸可以封函關”中的“泥丸”出現在毛主席的七律《長征》中——“烏蒙磅礴走泥丸”。而“吳剛伐月中之桂”的神話典故，則出現在毛主席的詞作《蝶戀花 答李淑一》中：“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對《增廣賢文》毛主席也是熟悉的。“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趕後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等等，這些話或見於毛主席的文章著述，或常出現於他的口頭談話中。

總之，毛主席對“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中讀枯燥難懂的儒家經典是非常反感的，但也正是這六年，使他學會了閱讀、寫文章，給他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功底。

毛主席對《論語》爛熟於胸

儒家經典是國學的核心。儒家經典，按通常的說法，就是四書五經。而《論語》是四書之核心。所以，薄薄的三萬來字的《論語》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中國舊時代，在長達兩千年的時期裡，《論語》被指定為士子科舉考試的“必考教材”，所以舊時代讀書人從很小時就開始攻讀背誦《論語》。

毛主席出生時，正是清朝末年，那時科舉還沒有廢除。他從8歲時開始，每天讀的就是以《論語》為主的儒家經典。和今天的孩子比較而言，可以說青少年時代的毛主席是“很早”就接觸了“國學經典”，自然他的國學基礎是非常深厚的了。

少年毛主席天資聰穎，記憶力和領悟力超群，所以這“六年孔夫子”給他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使他對《論語》的章句爛熟於胸。這從他青年時期對《論語》的信手拈來的引用中就可以略見一斑。

1913年，毛主席在師範讀書時，作了不少讀書筆記，題名為《講堂錄》。在《講堂錄》中，毛主席多次引用《論語》。如：

古者為學，重在行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夫子以好學稱顏回，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不遷怒，不貳過，蓋行事之大難者也。徒眾三千，而僅以好學稱顏回；稱顏回而僅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其故可以思矣。

這段話中，“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出自《論語 學而》，該篇中孔子告誡弟子先要躬行“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然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毛主席藉此說明行事比學文更重要的道理。

“不遷怒，不貳過”，出自《論語 雍也》，該篇中魯哀公問孔子，你的學生中哪個最好學，孔子答：“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毛主席藉此發揮：品行是行事之大難者，因此更加重要。

《講堂錄》中毛主席還寫道：

人之為人，以賢聖為祈向，而孝、義、廉、恥即生焉。然曾參孝矣，不識小受大逃之義；申生孝矣，不知陷親不義之通；陳仲子則亦廉哉，則有譏其太矯；冉子好義，而不知周急不繼富為君子之道；原憲知恥，辭粟不以與於鄰里鄉黨之中，是何也？學有不足也。

這裡講的曾參、申生、陳仲子、冉子、原憲皆孔子學生，事蹟見於《論語》。

毛主席認為這些被先儒列為孝、義、廉、恥的代表人物，有時難免也做出一些有違禮義的事，其原因在於學習、理解、體會得不夠。

在《講堂錄》中毛主席還寫道：

孔子嘗言志矣，曰：志於道，善於德，依於仁，由於義。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之道，而恥惡衣惡食也，未之有也。

這些話見於《論語》中的《述而》、《公冶長》、《里仁》三篇。毛主席摘錄這幾句，除體會聖賢之志外，還表露出他自己的道德追求。

如果不是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學習中打下深厚的國學基礎，那麼對於在長沙致力於“新學”的毛主席而言，就不會在他的文章和書信中如此準確恰切地引用《論語》中的章句。

學生時代的毛主席對孔子和《論語》基本是採取一種學習、接受的態度。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後，毛主席開始以唯物辯證的犀利眼光分析《論語》，並且站在全新的立場上靈活地運用《論語》句典，為革命鬥爭的現實服務，為中國的解放事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