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美國科技界有條大新聞，說推特公司“易主”，董事會一致任命首席技術官阿格拉瓦爾（印度裔）為新任CEO。
我家孩子在矽谷學校上學，我就問兒子：
你們學校的學霸是不是都是印度小朋友啊？
我
兒子
不是的。我們年級成績最好的5個人裡，4個是華裔，只有1個是印度孩子。
那為什麼中國孩子長大以後，工作幹不過印度娃呢？
我
兒子
媽媽你這個說法有問題，應該是——為什麼我爸爸，比不過印度娃他爸爸？
對於“我家娃爸比不過印度娃爸”這件事兒，一開始我是選擇相信的，但後來在遍查資料，廣詢牛人之後，我的觀點卻發生了很大變化——
中國工程師比不過印度人，這個命題似乎從一開始就是個偽命題。而在“數字技術的最前沿，在美國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新一代中國專家，正在響應號召，加入國內的民族復興專案。
#01
矽谷亞裔佔比超五成
從微軟的納德拉、谷歌的皮查伊，再到如今推特的阿格拉瓦爾，印度裔高管正在美國科技界佔據主導地位。
其實不光是CEO這個級別，再往下一級，擔任《財富》500強公司副總裁的印度人，也比中國人多很多。
然後，矽谷的華裔工程師們就又雙叒叕被拉出來和印度工程師做起了對比。
為什麼華裔工程師總是無辜躺槍呢？因為如今的矽谷，確實已經成為了亞裔的天下。
根據舊金山灣區媒體《聖何塞水星報》報道，矽谷勞動力市場中，亞裔佔比在2000年時為39%，但短短10年之後，亞裔佔比就已經超過五成，超越白人成為矽谷公司中的第一大種族。
“要是所有印度人和華人一下子消失的話，矽谷所有公司都會陷入無法開工的窘境，而全球經濟也會因此遭殃。”Model Minority網站如此評價華裔和印度裔工程師對矽谷的重要性。
#02
印度牛人都在美國，而中國牛人……
同樣是少數族裔，同樣在高科技公司“人口眾多”，為什麼華人卻很難像印度人那樣，頻頻登上高管的位置呢？
第一個原因其實是：印度精英大多在美國，而中國牛人去向卻比較多元化。
比如這次繼任推特CEO的阿格拉瓦爾，本科畢業於著名的印度理工學院。
印度理工，這個名字是不是非常耳熟？這所大學在印度，是神一般的存在。在印度，每年有超過50萬學生申請這所大學，最後被錄取的不到2%。因此印度理工也號稱世界上錄取率最低的大學。其中最有名的孟買分校，錄取率更是低到了千分之三左右。
而美國最難申請的幾所名校，哈佛、耶魯、斯坦福錄取率在5%-6%左右，MIT今年據說創造了歷史新低，但錄取率也有4%。
反觀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名校——清華北大的申請難度又有多高呢？
資料顯示：清華平均錄取率在萬分之七左右。不過，這裡的計算方法和印度理工以及藤校錄取率不同，是以”當年全部高考考生的總人數“作為分母的，所以錄取率肯定偏低很多。
不過參考中國和印度相似的龐大人口基數，以及清華北大每年僅僅7000人左右的錄取名額，其錄取難度應該是和印度理工（年錄一萬人）是不相上下的。
因此，如果說印度人頻頻進入美國科技界的領導層，靠的完全是“學霸”體質，那肯定說不通。畢竟咱們大中國，一樣是盛產學霸的地方呀。
從絕對數量上看，中國的學霸肯定不比印度少，不過中國學霸畢業之後的流向，和印度就大不相同了！
根據清華、北大校園官網釋出的《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顯示，每年兩校畢業生出國留學的人數，清華大致佔畢業生總數的17%左右，北大佔15%左右。
△截圖自北京大學2019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
△截圖自清華大學2020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
而印度理工每年70%的畢業生都會出國，且大部分落腳美國。
也就是說，中國學霸中的大多數都選擇留在祖國，而印度的理工科學霸則大部分都選擇跑到美國繼續深造和打拼。
再加上印度人走出國門的時間，比中國人足足提前了半個多世紀！這段時間足以讓印度裔移民在美國深造再深造，順便構築起強大的關係網路了！
#03
多元化的成功理念
我們再來看，要想成為公司高管，需要具備哪些素質——
首先當然是能力，其次，非常重要的，也不能缺少野心。
我有許許多多的華人矽谷工程師朋友，他們在學術和技術上都很牛，但在很多人身上，我看不到特別重的“野心”。
前不久，我的一個朋友剛從某科技公司的中層管理崗位上主動退下來。公司起初又是誠意挽留又是提出加薪又是許諾升職的，卻都沒能改變他的想法。
朋友對我說：“管理層的活真不是正常人能幹得了的。我的頂頭上司，半夜三點還像打了雞血一樣在發郵件，平時更是隨時聯絡隨時回應……難以想象，如果有一天我坐到了他那個位子上，身體和心理健康是不是還能撐得下去……”
不光是中國人，其實很多白人工程師也對加官晉爵沒興趣。我朋友有一個白人老頭的同事，七十多歲了，技術大拿，每天開著三十多歲的日本車去上班。他程式設計純粹為了興趣愛好，所以寧願走一輩子技術路線。
工程師朋友說：“成功的定義應該是多元的，學而優則仕是成功，身體健康、家庭幸福、有時間釣魚滑雪摘櫻桃也是成功啊。”
“喬布斯改變了世界，他很成功；我花更多時間陪伴家人教育子女，我也一樣成功。”
#04
有野心的中國工程師正離開矽谷
當然，在龐大的中國工程師群體裡，“有野心”的人其實也不少。
問題是，很多中國工程師如果想要施展抱負的話，他們的目標，絕不是有著“養老院”美稱的那些美國大廠。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曾經刊登文章，講述了谷歌TensorFlow人工智慧團隊首席工程師Liu Chen（化名）離開公司回國的故事。
文章寫到：“隨著中國科技產業的成熟，百度、騰訊、阿里巴巴和位元組跳動等大公司都在舊金山灣區設立了衛星辦公室，與谷歌、蘋果和 Facebook 等公司競爭中國人才。”
“中國公司的規模和實力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他們對工程師的吸引力。騰訊的微信擁有超過 12 億使用者；位元組跳動的TikTok短影片應用在美國和歐洲火爆……”
“數字技術的最前沿，在美國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新一代中國專家，正在響應號召，加入國內的民族復興專案。”
專注報道矽谷故事的網站Pingwest在一篇名為《矽谷中國人才流失》的文章中寫到——
“在美國當工程師，很快就能過上舒適的生活……但越來越多的中國工程師認為，如果想要真正的金錢和真正的成功，就必須回到中國……他們是有先例可以參考的：離開谷歌創立‘出門問問’的李志飛，或者離開斯坦福成為小紅書CEO的毛文超。”
△小紅書CEO的毛文超
幾年前 Uber（優步）離開中國後，ofo和摩拜曾經蜂擁而至矽谷挖人，他們提供了更高的薪水和晉升機會，幾乎將優步美國總部的中國工程師“一掃而空”。
“在矽谷做了多年普通工程師的人，很有可能回到中國，突然發現自己被提升到了董事的位置。”一位熟悉招聘活動的人士表示：“很難說他們的技術一定比中國工程師好，但在吸引投資方面，矽谷經歷是很好的故事。”
#05
留在矽谷，一些華人工程師成了創業明星
即使不回國，中國工程師們也擁有很多選擇——
在2013年到2015年之間，中國投資者掀起了矽谷投資熱。“當時如果一個華人創辦公司，會有一大群投資者向他們投錢。”
所以，“華人混不過印度人”這句話並不對，相反的，華人中的很多人，在矽谷成為了創業明星——
2020年，美國外賣公司DoorDash在美國上市，首日市值突破600億美元，背後創始人是三位華人；
同一年，Wish母公司、美國跨境電商ContextLogic在納斯達克上市，當前市值超過150億美元。公司聯合創始人之一是華裔張晟；
美國線上房地產公司Opendoor合併上市，作價48億美元。創始人Eric Wu是華裔；
自動駕駛公司Nuro融資5億美元，創始人朱佳俊出自谷歌。網易創始人丁磊、真格基金、高榕資本都曾參與Nuro A輪融資；
而這兩年最火的華人企業，當屬視訊會議應用開發商Zoom了。2020年，Zoom市值一路走高，突破千億美元。創始人袁徵原為矽谷思科公司的工程副總裁，2011年帶領40多名工程師一起離職創業。
其實，在Zoom、Nuro、Opendoor這些企業起來之前，華人已經在美國嶄露頭角，包括雅虎創始人楊致遠、YouTube聯合創始人陳士駿、NVIDIA公司創始人黃仁勳等人，都是在美國創業的翹楚。
△Zoom創始人袁徵獲評《時代》年度商業人物
#06
“不做選擇的幸福”
吳軍博士在《見識》一書裡，也曾談到過“美國公司的印度裔高管為什麼比中國高管多”的問題。
書中引用芝加哥商學院奚愷元教授的理論，認為：印度人缺乏選擇，而“無法選擇”反而幫助了印度精英在美國公司裡取得成功……這就是所謂的“不做選擇的幸福”。
印度雖然近年來發展很快，但仍然非常貧窮，當它的精英透過讀書或者工作，移民到了一個新的國家之後，幾乎沒有可能再次回到印度。
由於沒有退路，絕大多數到了美國的印度人，只好死心塌地地在新的國家經營自己的工作，在並不寬廣的上升通道里挖空心思往上爬。
相比之下，美國人和中國人卻因為選擇太多，常會“挑花了眼”，不能專心在一家公司或一個領域鑽研太長時間。
非常有趣的是，如果你給印度人非常多的選擇，他們其實也會像美國人和中國人一樣，犯“選擇困難症”，甚至在職業上的表現遠遠達不到他們應有的水平。
《見識》中，吳軍講了幾個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
最早進入谷歌的幾位印度科學家能耐都特別大，他們要麼是大學教授，要麼是搜尋領域公認的頂級專家。這些人在公司裡資歷老，人脈廣，應該能獲得更多的升職空間，但實際上，他們升到一定職級後就再也升不上去了……不是因為機會太少，恰恰因為可選擇的機會太多。
比如，2003年，谷歌在印度開設了工程院，主管一職交給了一位職級最高的印度裔研究員（我們暫且稱他為A）。回到印度後，A拿著美國標準的高工資，過上了“帝王般的生活”。
然而為了孩子升學，兩年後，A重新跑回了美國總部。他發現，當初自己回印度時交出去的團隊，已經從十幾個人發展成了上百人。
很快，谷歌開始在其他國家開辦分支機構，A覺得機會不錯，又跑去世界各地幫助開辦新的辦公室……
總之，A在谷歌的十幾年裡，不斷做著各種各樣的選擇，而無法安心經營一件事情。到後來，他的下屬們，沒有他能力強的一些人，反而職級更高，升遷更快了。
反觀如今在谷歌獲得很高職級的印度人，包括CEO皮查伊，進入公司的時間普遍較晚，他們沒有選擇，只好在職業金字塔上老老實實爬樓梯。
吳軍說：“相比印度人，在美國的中國人今天選擇太多了……很多人從美國名校畢業後，在大公司裡工作幾年，獲得晉升，他們原本可以繼續努力，但很多人會被髮展更快的中國公司挖走，以至很多人想的不再是努力工作，而是利用美國和大公司的經歷包裝自己……”
不僅在工業界如此，在學術界也是。20世紀80年代到美國的中國人，基本上一心一意搞學術，他們很多人在美國的頂級大學裡做了教授、系主任，還有很多人獲得了自己所在領域的大獎。
但是近年來，中國留學生能在名牌大學裡立足並快速發展的人越來越少……一方面是國內吸引歸國人才的政策起了作用，一方面也是因為選擇太多，導致人太浮躁，不願意長時間在一個地方，一個領域努力經營，而做到極致是需要時間的。
「 寫在後面的話 」
寫了那麼多，最後來總結一下我的觀點——
首先，“中國人在管理和創業方面比不過印度人”，這種說法存在很大偏見——我們當然可以說印度人有哪些地方值得我們學習，但大可不必妄自菲薄；
其次，“擁有很多選擇”，對個人的發展來說，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就看你是不是有能力在眾多選擇中找到方向，堅持到底，做到極致；
最後，美國有那麼多的印度高管，可美國人卻從來沒有正兒八經地把印度當成過最大的競爭對手……所以現在就來說是印度人厲害還是中國人厲害，恐怕有點兒為時過早了。
掃碼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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