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代溝，是指人與人之間在三觀以及行為方式、生活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因此很容易形成對立和衝突。又因為這種矛盾大多出現在兩代人之間，故以代溝謂之，也算恰如其分。

隨著技術的發展和生活節奏愈快，代溝問題出現得也越來越頻繁

但這個足以形成“溝”的代是怎麼劃分的，往往會引起爭議。習慣上，人們會按照輩分劃分代際，比如說爺爺輩的算是一代人，父親及叔伯算一代，我們自己是又一代，生了兒子是下一代……不過這種代際劃分少說也得相差個20來年，這麼長的時間在節奏愈快、變化愈速的現代社會足夠讓代溝深如馬裡亞納海溝。因此又有了以10年為限劃分代際的說法，如70後、80後、90後；甚至有人覺得10年也太久，乾脆用5年劃代，就又有了85後、95後；甚至如今有年齡相仿的人，因為相互看不順眼，也能將其稱之為代溝。

不過在古代因為生活節奏慢且平均預期壽命低，所以通常將30年當作人的一輩子來看待，稱之為“一世”。因此在那個年代要產生代溝，父子都不夠資格，起碼得祖孫：

“子曰：‘必世而後仁。’蓋言天下大亂，人失其性，兇惡不可告詔。三十年後，此輩老死殆盡，後生可教而漸成美俗也。”（《癸辛雜識別集·別集下·必世後仁》）

但這並不意味著代溝的問題在古代就不嚴重，畢竟我們的民族有幾千年的歷史——時間長了就像林子大了，肯定什麼鳥兒都有。

比如說漢人和明人。表面看上去相差了1500年的兩朝人基本沒什麼兩樣，都是束髮右衽，忠孝為本，耕讀為重，家國為大……似乎除了上古和中古漢語口音差距有點大，其他看起來都是一樣的人兒啊。

漢與明看似類同，但實際上有太多差異之處

可真要是把一個明人穿越到漢朝，我們就會發現表面相似度極高的兩朝人，在精神世界上的距離像是一個在地球，另一個在火星。

比如那個明人要是在一群漢人面前掏出 “祖宗家法”，大講特講以德服人、懷柔撫遠以及什麼“不徵之國”之類的鬼話，信不信他會被揍成個豬頭，甚至被活活打死也不奇怪？

為啥不是用唾沫星子淹死？因為在習慣上漢人只要能動手，就從來不嗶嗶。

01

大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已經68歲高齡的明太祖朱元璋頒佈了最後一版《皇明祖訓》。話說一輩子都是操心命的朱老爺子自打登基為帝的第二年開始，就著手編纂這部他所認定的留給朱氏子孫後代最重要的遺產，並於洪武六年（公元1673年）修成，此後又經兩次修訂後終於成書。

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立下無數祖宗家法，也給大明王朝帶來隱患無數

這部《皇明祖訓》是朱元璋一生政治經驗和為君之道的總結之作，也是他所認定的要成為一個大明朝的合格皇帝所必須遵守的“崗位職責說明書”。這說明朱元璋認為自己的皇帝生涯是完美的，在他治下的大明帝國更是毫無瑕疵的，因此未來繼承了帝位的朱氏子孫只要全盤照搬這部“祖宗家法”就能保證天下太平，朱氏江山隨隨便便都能萬萬年。

既然是祖宗家法，那麼老老實實的遵守就好了，老朱決不允許任何人質疑乃至更易一字：

“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皇明祖訓·序》）

這既體現了朱元璋強大的自信，但也反映出他作為一個開國之君最大的缺陷和不足。

在歷代大一統王朝的開國之君中，出身最低微的唯漢之劉邦和明之朱元璋。不過人家老劉非常有自知之明，除了立了個“非劉氏為王，天下共誅之”的flag外，對子孫如何當皇帝這碼事完全採取放任的態度，更沒拿祖宗家法的條條框框去橫加干涉。於是在大漢朝的405年間，既有寬和文景，又有鐵血劉徹，國力中衰了有孝宣中興，王莽篡逆了有光武復國，當然也少不了元成、桓靈這樣不靠譜的敗家子。反正兩漢29帝中啥品種都有，非常有開放性，這也使得那段歷史非常的豐富多彩，難怪後人讀《漢書》可以下酒。

劉邦和朱元璋截然不同的個性，塑造出兩個截然不同的帝國

跟劉邦相比，朱元璋才是真正的赤貧階級。打一出生起，他種過地，放過牛，當過和尚，要過飯。直到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252年）加入郭子興領導的義軍以後，朱元璋才真正擺脫了飢寒交迫、隨時可能丟掉性命的恐懼。

而這時，他已經是個25歲的成年人，三觀基本定型。哪怕日後的身份發生了天翻地覆般的變化，但朱元璋對這個世界的基本認知和看法卻已經很難再動搖了。

不得不承認，朱元璋天生就有帝王之姿。他所開創的偉業哪怕作為敵人也得欽佩不已。像清朝時康熙南巡，六次遣官拜祭，五次親往謁陵；乾隆六次南巡，更是次次至明孝陵“拈香奠酒”。且這兩位開創了清朝極盛期、在當時聲望如日中天的滿洲皇帝，在祭拜老朱時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參禮，以表達對後者的敬仰和追思，這在歷朝歷代都是極其罕見的舉動。尤其是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愛新覺羅·玄燁第三次南巡時，非但不顧大臣的勸阻親往祭祀，還親筆題下“治隆唐宋”碑，堪稱是對朱元璋一生功業最高的讚譽：

“庚戌。諭大學士等曰：‘明代洪武，乃創業之君。朕兩次南巡俱舉祀典，親往奠醊。今朕臨幸，當再親祭。’大學士等奏曰：‘皇上兩次南巡，業蒙親往奠醊，今應遣大臣致奠。’上曰：‘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著兵部尚書席爾達致祭行禮，朕親往奠。’”（《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九十三·康熙三十八年》）

但朱元璋治下的大明王朝真的做到了強過盛唐、富過兩宋嗎？實事求是的講，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最起碼也是值得推敲質疑的。之所以會是這樣的結果，有些原因是人力不可逆的，比如週期性的小冰河期，比如變得越來越難纏的各種蠻夷，比如隨著時代的進步，王朝制必然走向衰敗末路等等，而大明朝偏偏一個不拉的將這些倒黴催的破事趟了個遍；而另一部分原因就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了，其中朱元璋就應該背上最大的那口鍋。

無論如何，朱元璋都是一代雄主明君，歷史地位堪與秦皇、漢武、唐宗相提並論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搞出的這本《皇明祖訓》。

話說自古帝王為後代子孫乃至臣子定規矩、立家法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老朱也不是首創者——起碼我記得劉邦留下過白馬之誓，李世民寫過《帝範》，武則天修過《臣軌》，兩宋以後開始有了各種《聖訓》，還有個真假難辨的《太祖誓碑》。不過立下這些祖宗家法的歷代皇帝，沒有一個說過後代子孫“一字不可改易”這種狠話，相反他們定下的規矩具有很大的開放性和靈活性。

起碼人家都懂得與時俱進的道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世民搞出來的《帝範》。李大帝告訴太子李治，這本書就算是你老子的遺言，你繼位登基後要是遇到了什麼麻煩不知道如何解決，可以拿這本書參考一下。而且在書中李世民也沒像老朱那樣凡事都定下不許更改的“成法”，而是大講特講一些寬泛但對具體事務有著很強指導意義的原則和道理。比如他在教導子孫為君者要志存高遠，以高標準嚴要求確定目標時，就這樣寫道：

“取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帝範·卷四·崇文第十二》）

看似沒說啥具體事，但幹啥事的中心思想都闡述得明明白白，這就是水平。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皇明祖訓》——老朱的囉裡囉嗦以及多管閒事到了何種程度？連他26個兒子以下的後20代該怎樣取名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哪怕是後來大逆不道的搞了把靖難的朱老四，也得規規矩矩的按照“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的順序給子孫後代命名。

朱棣的子孫才把朱元璋的取名規則用了一半，大明朝就沒了

更何況這部《皇明祖訓》編纂得也像老朱的文化水平一樣忽高忽低。有的事情本來在前一章講過了，到了下一章這位洪武大帝似乎是怕自己的不肖子孫智商太低或不夠重視，非得再撿起來重說一遍。這倒不是重點，問題在於朱元璋幾乎把一個皇帝該管的所有事情都管到了，還是死規矩不許改的那種，這樣一來大明朝後來的皇帝還能幹點啥？當個遇到事情就只會翻書尋找祖制的工具人？

當皇帝的要是不能為所欲為、肆無忌憚，那麼這個皇帝當得還有什麼滋味？

所以從朱元璋親手指定的接班人、建文帝朱允炆開始，《皇明祖訓》所定下來的祖宗家法實際上就在不斷的遭到破壞。只是有些規矩好破，比如假期——工作狂老朱深信“996是福報”的人生至理，所以規定大明朝的官員一年就放3天假（元旦、冬至和老朱過生日那天），然後連上362天班……這麼搞誰能受得了？所以等到這位太祖高皇帝一掛掉，舉朝上下便空前一致的團結起來（這種團結在大明朝幾乎也是絕後的），立刻把這個祖宗家法給丟進了犄角旮旯。而且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官員們的假期長度走出了一條長紅的大陽線，最後達到了一年50多天。

在這種事情上無論君臣利益一致，所以“祖宗家法”這四個字大家都可以假裝不認識。可問題是在財稅、軍制、外交、民政、宗藩、商貿等更重要的領域，老朱一通亂搞定下的規矩雖然弊端日重，但因為有著無數攀附其上的食利階層的存在，“祖宗家法”四字就是鋼澆鐵鑄般的不可動搖了。

老朱搞的宗藩分封制，就是拖垮大明朝財政最大的罪魁禍首

所以說要是把大明朝最終亡國的黑鍋背到朱元璋、乃至這部《皇明祖訓》上，其實也並非說不過去。

02

在《皇明祖訓》一開篇的首章，老朱先講了他所認為最重要的四件事——其一曰禁酷刑；其二曰禁立（宰）相；其三曰宗室犯法關臣子屁事；最後一件事就是欽點十五國，作為大明王朝永久性的“不徵之國”：

“凡海外夷國，如安南、占城、高麗、暹羅、琉球、西洋、東洋及南蠻諸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皇明祖訓·祖訓首章》）

話說在今天就算有不同國家間關係好得可以合穿一條褲子、永遠都不想互掐，那也得坐下來好好商量一下，締結個和平友好條約啥的。就算有國家或地區自認是個慫貨，想要取得永久中立國地位，也得弄個有公信力的國際條約護體才行。反正這種涉及國際關係的事務，好像從來都不是誰關起門來自己就能定下來的。

老朱定下的不徵之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身居海外

但老朱就行——他大筆一揮，就賜予了15國免於遭受大明朝軍事攻擊的永久性待遇。而且這種待遇無須經過任何協商和談判，甚至用不著通知對方一聲。因為在這位洪武大帝看來，他只是在處理“家務”而非國際事務，至於那15國因此走了狗屎運，只是受這件家務事的餘波影響罷了。而且這種待遇對老朱來說更像是一種賞賜和施捨，那還有什麼可商量的？

然而，朱元璋這種天朝上國式的傲慢，很快就被冷酷的現實擊打得支離破碎，並讓他的大明王朝在其後的近300年時間裡，遭受了無數的尷尬和災難。

比如高麗。雖然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高麗就接受冊封、使用洪武年號，成為明朝的屬國，但一直在背地裡跟北元繼續勾勾搭搭。尤其是在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出使高麗的大明使節蔡斌和林密遭到公然的綁架和殺害後，明朝與高麗的關係更加惡化，高麗王王禑乾脆恢復了與北元的宗藩關係，等於是明晃晃的打了朱元璋一記耳光。及至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高麗軍隊更是膽大包天的覬覦鐵嶺衛，與明軍爆發了激烈的軍事衝突，王禑決定發動大軍吞併整個遼東。之所以這仗沒打起來，是因為高麗軍主帥李成桂野心勃勃，出兵途中突然殺出一招回馬槍歸國奪位，並在4年後篡位自立。此後為了壓制國內的反對力量、穩固李氏江山，李成桂才歸附大明，並使用了朱元璋親賜的國號“朝鮮”。

在高麗實際上已經叛離大明王朝的這近20年裡，朱元璋幹了什麼？除了無能狂怒，就是大肆嘲諷隋唐征伐高句麗之舉為“欲廣土地，枉興兵革，教後世笑壞他，我心裡最嫌”（《高麗史·卷四十三·世家第四十三》），要不就是沒完沒了的給高麗王下詔寫信，像個碎嘴老媽子一般或勸說或威脅。總之就是想讓高麗小老弟乖覺點、聽話點，別總是給他找麻煩。

表面上事明最恭的朝鮮，其實一直在明裡暗裡搞小動作

可問題是給他找麻煩的不止一個高麗，還有日本。關於倭寇，我們最熟悉的是其在明中期的嘉靖年間給我國東南沿海帶來的巨大災難，以及戚繼光、胡宗憲等人的抗倭事蹟。但事實上早在元朝末年，倭寇便已經開始我國沿海地區活動，到了明朝立國後，這股風潮非但沒有消退，反而愈發的肆無忌憚。尤其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倭寇先是入侵山東沿海，又轉掠浙江明、臺、溫諸州，再入福建沿海郡縣搶掠，簡直是踐踏大明海疆如入無人之境。

對此，朱元璋自然是勃然大怒，於是遣使斥責日本國主，令其約束臣民，不得再度犯境。

結果呢？大明朝的使者又被砍了腦袋。

老朱繼續大怒，所以再派使者，繼續交涉。恰巧此時主持日本室町幕府的足利義滿想要獲得與大明朝進行朝貢貿易的機會，於是開始約束倭寇，雙方皆大歡喜。

不過在足利義滿退位以後，其子足利義持對朝貢啥的不感興趣，於是開始對倭寇持放任態度。對於明朝的抗議，他堅稱“我國自古不向外稱臣”，對取締倭寇的要求置之不理。

不過這時候老朱已經掛掉了，即便要發怒也輪不到他了。

輪不到朱元璋去發怒的還有安南。而且他家朱老四這個“逆子”連老朱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都敢給靖難掉，更何況區區不徵之國？所以當安南不安分時，永樂大帝朱棣根本不嗶嗶，伸手就打，打一遍不服就再抽一頓，直到把把安南國抽成了交趾布政使司。

只可惜大明朝的逆子只有朱棣一位。那個在自己爺爺面前扮演“好聖孫”，但實際上卻是曾爺爺朱元璋的孝子賢孫的明宣宗朱瞻基一即位，就打著祖宗家法的旗號主動放棄了安南。

好容易有朱棣這個“逆子”破了不徵之國的家法，可惜還是做了無用功

從此中國再無交趾，世間卻多出了個越南。

自打朱元璋頒佈不徵之國的大名單到明亡的250年間，基本兌現了承諾——只要你不招惹我，說不徵就是不徵。就算招惹了……除了朱老四外還是沒人徵過（萬曆朝倒是抗日援朝了，但也還是連小本子的家門口都沒摸到過）。

而那15個不徵之國，除了離得太遠和過於弱小的外，幾乎都沒少打過大明朝的主意。像是倭寇之亂延綿了幾乎大明終朝（從1369年到1624年，共256年），其中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到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這歷時13年的嘉靖倭亂造成的損失最為慘重：

“由是倭輕中國，悉境而來，歲漸增。內地巨猾投賊為用，破浙東、杭、嘉、湖、蘇、松、常、鎮、淮、揚至南通州諸沿江郡縣不下數百處，殺傷人民百餘萬。守土以喪地被逮，總師以失律受誅者無數。”（《海寇記·卷一》）

對此，老朱家的孝子賢孫們嚴守祖宗家法，要麼對此視而不見，能做到守土衛國的已是極限。除此之外，看似只折騰過一時的安南、朝鮮其實也一直沒消停。終明一朝，安南始終擾邊不絕，表面上最恭順的朝鮮更是悄咪咪將現如今其境內的鹹境北道等地區騙到了手。

我們東北有句話，叫“小樹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哏赳赳”——無論古今，天朝上國的威信和地位都是用鐵與血打出來的，批判的武器永遠取代不了武器的批判。所以朱元璋所謂不徵之國的施捨和賞賜，註定達不到他想要的目的。

天朝上國的威信不是說出來的，而是打出來的

不將其頭敲碎、腿打折、肋把扇敲骨折，人家為啥要奉你為宗主，認你是天朝上國？

03

之所以在文章一開篇拿漢人跟明人作比較，是因為這兩個同樣由出身草莽的英雄人物建立起來的王朝，其外在氣質和個性的差別實在是太大了。

同樣是使節被蕞爾小國砍了腦袋，朱元璋在無能狂怒之後只能耐著性子繼續跟人家扯皮，可人家大漢朝是怎麼幹的？

“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大漢使節蘇武囂張跋扈，可來自於惱羞成怒的匈奴單于最大的報復，也不過是把他扔到北海去放羊，就是不敢一刀砍死他。

匈奴單于為啥把蘇武弄到北海放羊？因為放了沒面子，砍了又沒膽子

拿一個蘇武勾搭不來匈奴人，漢武大帝就親自出馬——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劉徹親率18萬騎兵分12路北上巡視邊關，簡直就是赤裸裸的向躲在不遠處窺視的匈奴人耀武揚威——朕就在這裡，彼輩可敢一戰？

早就被嚇破膽的匈奴人當然不敢露頭。於是非常不滿意的劉徹就又派個叫郭吉的使節繼續給匈奴人下戰書：

“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

對於這份極具侮辱性質的戰書，無能狂怒的烏維單于既不敢應戰，也不敢殺掉郭吉出氣，只好把建議他接見漢使的匈奴貴族宰掉，然後帶著部族逃之夭夭。

這就是漢人。無論君臣看似個個能把牛bī吹得滿天飛，但人家說到就能做到。誰要不服，可以去陰曹地府請教一下南越王、宛王以及朝鮮王的意見。

在大漢朝，傅介子單槍匹馬就敢去刺殺樓蘭王，常惠帶500漢軍就能滅了龜茲國，陳湯敢矯詔亡康居、誅郅支單于，更別提班超攜三十六騎即縱橫西域。這些故事眾所周知，其實更多能彰顯漢人“帝國主義嘴臉”的事蹟早已被埋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比如說有誰聽過魏和意與任昌的名字？這兩位老兄在出使烏孫國期間，發現國王泥靡有“反漢”傾向，乾脆自作主張在宮廷宴會上當著成百上千個異族人的面公然刺殺泥靡！

漢儒的手中可以無筆、無書，但不能無劍

換位思考一下，就算老魏和老任武功高強，在這種場合下想弄死泥靡也幾無可能，相反他倆倒是大機率被砍成肉泥。那為啥還要幹這種看上去毫無意義的蠢事？

我以為魏和意與任昌真實的目的就是想借泥靡之手慘死當場。為啥？想想他倆的老大劉徹是個啥脾氣？死個漢使，必滅一國！這回死倆，烏孫國還不得灰飛煙滅？

這樣一來他倆的送死行為一可為國開疆拓土，二來必將揚名於天下，而付出的代價不過是區區一死而已，豈不快哉？

只可惜泥靡之廢柴出人意料——這貨被砍傷後只顧著逃跑，居然忘記了弄死漢使。事後其子細沈瘦發兵圍困解憂公主達數月之久，幸為西域都護鄭吉所救。對此劉徹非常不滿意，乾脆砍死了魏和意與任昌，讓這兩位老兄偷雞不成蝕把米，揚名之望也成了鏡花水月。

但這就是漢人，為了功名不惜命，視各路蠻夷如草芥。因此如今那句令人熱血沸騰的“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其實在漢人看來就跟吃飯睡覺一樣稀鬆平常，根本不算是吹牛bī。

那啥才算？大概就是被許多人視為狂妄至極的“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為漢土”的原句了：

“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後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這種思路和腦洞，對於明人來說幾乎就是不可思議的。

明朝的開國兩祖算是大明十六帝中最有志向的了。可是我們翻開史書就會發現，朱元璋雖然是打著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名義開創大業，但他對同為反元義軍的陳友諒、張士誠等人下手可比對蒙古人狠多了。而且老朱在平定南方後的揮師北伐，也很有些三心二意的意思，看上去就是把元廷攆回塞北就滿足了。在真正成為天下之主以後，朱元璋倒是對蒙古人產生了很強的憂患意識，但包括洪武年間的13次北伐以及朱棣的5次北征，除了勞師糜餉、給大明朝帶來一大堆財政危機外，其實並沒有給蒙古人造成致命的打擊，更談不上開疆拓土。

我一直堅持認為這段話是“明黑”搞出來的，因為……太特麼丟老朱家的人了

至於二祖之後，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土木之圍不用說，此後蒙古人跑到大明朝的京師周邊露一小臉更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等好不容易把蒙古人熬不行了，建州女真又崛起了……反正終明一朝，朱元璋和朱棣的子孫們在大部分時間裡都忙著保家衛國，“雖遠必誅”、“日月所照”啥的哪怕是最鐵桿的明粉也不敢YY一下。

能大講特講的，唯有什麼“不割地，不稱臣，不納貢，不和親；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看上去就充斥著鐵血悲壯、催人淚下的氣息，但怎麼總給人一種“雖然我成天捱打，但我就是不服”的似強實慫的味道？

04

能耐著性子看到這裡的朋友，大概又會有指責我的言論過於極端和主觀的了吧？

我也承認，拿漢朝和明朝作比較本身就是不合理也不公平的事情。在漢朝時，帝制還是個新生事物，充滿了勃勃生機和無限的潛力，有著極大的開放性和創造性。因此那個時代的漢人，像好奇的孩子般對未知和未來報以希望和探求的慾望，既毫無畏懼也毫無負擔。就拿後來因為保守僵化而飽受詬病的儒家來說，漢儒可是一手捧書，一手持劍的，前一刻還是滿嘴的“子曰詩云”，下一刻就可能口呼“大復仇”殺人如宰雞……像前邊提到過的縱橫異域、動輒滅國弒君的傅介子、常惠、陳湯等人，本質上都是儒生。當然更典型的代表還是班超——在他投筆從戎之前，不但打小就博覽群書、文才出眾，而且出身書香門第。老爹班彪是東漢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日月所照”那句狂拽酷炫吊炸天的名言就是出自老班之口），其兄妹班固與班昭合著了可以下酒的《漢書》……

《明史》不能下酒只能憋氣，便有人把鍋甩給滿洲人——話說新朝給前朝修史，抹黑扯淡難道不是常規操作？

也許就是因為投胎到了這麼個遍地天才的妖孽家庭，班超才覺得自己的前途暗無天日，這才拎起刀子跑到西域另謀出路去了。

這樣的儒生，才是漢儒的本色，可到了明朝就一定會被劃入另類。

經過1500多年的風雨洗禮，到了大明朝立國時，帝制時代已經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沒落和衰亡，這不是一個朱元璋或朱棣所能扭轉的大勢。相反，他們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這種帝國落日的影響。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朱元璋遣馮勝、傅友德、藍玉等率20萬大軍攻打北元太尉納哈出，不但取得大捷，更將遼東重新納入了版圖。值此舉朝振奮之際，不免有人一高興就有點上頭，便建議這樣的仗不妨多打一打，這樣的地盤不妨多佔一佔。

可老朱的反應是什麼？居然是跟臣子們大講特講“要黃油不要大炮”的道理：

“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脩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啟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八十六·洪武二十年》）

朱元璋講的有沒有道理？當然有。問題在於別忘了你老朱可是開國之君啊！開國之君的使命是什麼？不就是窮兵黷武、給後代子孫打下大片的地盤，然後再讓這幫生於宮闈之中、養於婦人之手的皇N代們拿來“守成”嗎？你朱元璋要是能在活著時多弄死幾個敵人、多打下幾塊地盤，老朱家的後代們是不是還能多守成幾年，何至於最後就剩下個漢地十八省？

開國之君該乾的就是鐵與血交織的活計，至於富國養民的事可以交給後代，除非是李世民

“祖”都做不到事情，難道指望“宗”們青出於藍？這種事情大漢朝可以有，大明朝是真沒有。

說回到不徵之國。

其實朱元璋弄出來的這15個不徵之國，其共同點只有一個，那就是統統身居海外。包括高麗和安南在當時也是如此——因為陸路交通的艱難和阻礙，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原王朝與其的交往，尤其是商貿往來基本都是透過海路，所以通常將其視為海外之國。

跟大明朝陸路相連的蒙古人，老朱在位31年打了13次，可謂竭盡了全力。可是為啥一遇到全是水的大海就打怵了？

有一個有趣的歷史巧合，那就是元朝的開國之君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在位時間跟朱元璋一樣，也是31年。更有趣的是在這31年裡，忽必烈幾乎將朱元璋定下的那15個不徵之國統統打了個遍——這些戰爭的結果也很整齊，那就是全敗，而且敗得非常慘。

老朱雖然能將老忽的不肖子孫們揍得屁滾尿流，但要是遇上妥懽帖睦爾（元順帝）的祖宗，他弄不好也會覺得心虛。因此既然老忽都搞不定大海，那咱還是別去自找麻煩了，乾脆弄出個不徵之國，既有面子又有裡子，多好？

當然這個理由是我瞎猜的。我想更大的原因是朱元璋的出身和文化水平限制了他的胸懷和視野，而愈發老朽和保守的儒家思想壓制住了他探索未知和未來的慾望和野心。所以在那個大航海時代已經徐徐拉開大幕的關鍵歷史節點上，朱元璋在無意識下選擇了逆潮流而動，那就是搞出了15個不徵之國，其實就是實行了海禁這條祖宗家法。

中國人從不畏懼大海，但海禁之政始於明初卻是確鑿無疑的

沒錯，就是海禁。雖然有時代和技術等方面的限制，但自秦漢以來中國人探索大海的腳步卻從未停止過，到了宋元時期海上商貿往來更是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這一程序到了朱元璋立下不徵之國的祖宗家法便戛然而止，哪怕“逆子”朱棣折騰了幾回鄭和下西洋，但也不過是徒勞的掙扎而已。終明一朝，海禁始終是主流，畢竟這樣一來官僚和海商們才能藉助走私大發橫財——為禍250多年的倭寇，大盜巨寇們基本都有著我們非常熟悉的姓氏，相反倒是正牌的倭人沒有幾個。

在今天因為閉關鎖國而被痛罵不止的“我大清”，其實就是照抄了前朝老朱家的作業。因為可以被稱為中國實施海禁政策第一人的，就是朱元璋。

當然這樣指責老朱，就像質疑朱由檢為啥不拿出飛機大炮收拾闖逆、建賊一般無稽和無理。畢竟無論人或事都有其歷史侷限性，像我這樣馬後炮式的大言不慚，其實沒有任何意義。

只是不吐不快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