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古代還是如今，一個國家如果能有幾支名聲響噹噹的軍隊，那麼打起仗來還未動一兵一卒就能達到先威懾住敵人的效果。

在大革命時期，我黨也有一支直接領導和在掌握的正規革命武裝，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葉挺獨立團。

葉挺獨立團隸屬於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四軍中雖說葉挺所在的獨立團名氣最大，但是其他各師師長都有誰，他們的人生走向何處，一直以來人們也頗感興趣。

葉挺

“鐵軍”之威名

提到“鐵軍”，也許人們腦海中第一反應都會覺得這指的是葉挺獨立團。

其實不然，“鐵軍”之名，應該是指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參加北伐的部隊。

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不僅在北伐戰爭中立下了赫赫戰功，而且還與我黨人民軍隊的創立有著非常深的歷史淵源。

國民革命軍的前身是粵軍第一師，1917年，為了維護共和制度，在當年九月於廣州成立了護法軍政府，這年冬天，建國粵軍成立。

到了1925年，廣州的國民政府成立，不久之後，將所轄的部隊進行了統一的改編，命名為國民革命軍。

而粵軍第一師便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由李濟深擔任軍長，下轄陳銘樞的第十師、陳濟棠的第十一師，張發奎的第十二師、徐景唐的第十三師以及葉挺的獨立團。

李濟深

在最初的鐵軍部隊裡，有著許多來自黃埔軍校的軍官，並且一大批共產黨員身在其中。

到了1926年初，廣東和廣西終於統一，國民政府作出了北伐的決定。

國民革命第四軍由時任副軍長的陳可鈺率領著陳銘樞的第十師、張發奎的第十二師還有葉挺獨立團踏上了北伐之路，而其餘的部隊則由軍長李濟深率駐守在廣東。

陳可鈺

1926年的5月，擔任著北伐先鋒的葉挺獨立團率先進入到湖南地區，晝夜行軍從永興趕到了安仁。

是時敵軍重兵壓境，但我軍支援部隊還未到，葉挺獨立團咬牙苦戰了兩天，打破了敵人佔領湖南的企圖，首戰告捷。

兩個月之後，第十師和第十二師發起了醴陵戰役，將醴陵和株洲收入囊中，此後鐵軍的其他部隊也是一路高歌猛進，一路打下了武漢的汀泗橋、賀勝橋，參加武昌戰役，取得了兩湖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

第一次北伐戰爭之後到第二次北伐戰爭之前，國民革命第四軍由於戰功卓著，進行了一次擴編，將其擴編成了第四軍和第十一軍。

北伐戰爭是國共合作後在統一戰線下發起的，所以有許多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參與在其中。

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卓越貢獻，北伐軍中的一些部隊逐漸被我黨控制在手中，如第四軍的二十五師、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等。

然而，隨著國民革命的持續推進，汪精衛逐漸露出了他的醜惡嘴臉，開始對我黨揮刀相向。

張發奎、陳銘樞等原第四軍其他師長的命運也開始發生了改變。

各為其主的師長

1889年，陳銘樞出生在廣東省的合浦縣（今屬廣西），20年代初期，陳銘樞進入了廣州黃埔軍校陸軍小學學習，後來加入了同盟會。

1926年被任命為國民革命第四軍第十師的師長率部參加西路軍的行動，第二年第四軍改編之後，陳銘樞變成了第十一軍的軍長。

北伐戰爭結束之後，作為國民黨名將的陳銘樞受到了重用，當時蔣介石和汪精衛二人在黨內鬧得不可開交。

不過此二人對一件事情倒是達成了一致，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發生之後，對日本實行妥協的政策。

陳銘樞堅決反對妥協政策，當時陳銘樞率領的是十九路軍，軍隊中人人懷著必死之心，誓死保衛國家。

當時陳銘樞曾經多次親臨上海慰勞將士，在滬期間，移民法國的記者曾經問過他，這次戰爭的意義是什麼。

陳銘樞斬釘截鐵地回答：“日本侵略我們，我們就得反抗。意義很簡單：反侵略戰！”

記者又問：“中國方面能夠有必勝的把握嗎？”

他再答：“我們只知道誰侵略我們，我們就得反抗誰。至於勝敗，我們始終就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陳銘樞

到了二月份，日軍重兵進攻，十九路軍疲於應對，但大家都覺得不應後撤，主張死守待援，隨後陳銘樞等人分別向蔣介石、何應欽請求支援，但蔣介石覆電道路途遙遠，拒絕支援。

蔣介石背信棄義之後，陳銘樞與十九路軍的戰士們咬緊牙關，浴血奮戰，死死守了一個多月，直到這場震驚中外的淞滬抗戰結束。

也是因此，陳銘樞徹底看清了蔣介石的嘴臉，他痛定思痛，明白了反帝必先抗日，而抗日必須先反蔣。

及此，陳銘樞開始頻繁與我黨聯絡，希冀能夠讓十九路軍和紅軍之間停戰與合作。

透過蔡廷鍇、陳公培等人的幫助，1933年聯絡上了當時的紅軍指揮員彭德懷。

得到彭德懷的肯定之後，陳銘樞喜出望外，派遣十九路軍的秘書長徐名鴻偕陳公培等人前往江西瑞金與我黨當面商討，在那，毛主席與朱德與他們進行了會面，雙方很快便籤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然而，反蔣的第一個行動福建事變因為福建境內的土著軍隊被蔣介石收買而以失敗告終。

但是陳銘樞卻從來沒有放棄過抗日反蔣的大業，避居香港一段時間之後，陳銘樞回國成立了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

並且以國民黨民主派人士的身份活躍在宣傳抗日戰爭的一線，還曾經住在新四軍的籌備處，團結民主人士，一起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就這樣，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結束，陳銘樞都與我黨進行著密切的交流與合作，一起為抗戰四方奔走。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央曾經提名他為中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的副部長，但他自覺不熟悉農林部，害怕自己無法勝任這個崗位，心中很是失落，於是遲遲未去赴任。

知曉此事之後，毛主席還曾經兩次親自到陳銘樞家勸說他，與他說，中國共產黨感謝他在抗戰時期為祖國作出的貢獻。

現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祖國的建設少不了他這樣的人才，還望陳銘樞不要過多的推辭，繼續與我黨攜手共進。

有了毛主席的這番話，陳銘樞很快便高高興興地赴任去了，不久後他又轉任成為了農林部的部長，進入到抗美援朝時期，他還擔任了中南抗美援朝總分會的副主席。

1953年時，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擴大會議和政協常委會的擴大會議期間，毛主席和梁漱溟因為“農民問題”發生了一些矛盾，在場的人都紛紛噤聲，不敢多言，而陳銘樞反而站了起來說一通，最後說希望這件事有個實事求是的結果。

陳銘樞生性忠直，不太能夠適應我黨解放後嚴格的階級路線和組織紀律，所以常常會受到組織的批評。

但他卻絲毫不在意，而且經常“口無遮攔”。

到1965年5月15日，在民革中央舉行慶祝我國第二次核試驗成功的座談會上，陳銘樞突發心臟病，搶救無效去世。

與陳銘樞不一樣的是，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與我黨一直有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未歸附過。

張發奎出生於1896年，是北伐戰爭中的風雲人物，其實在北伐開始之後，第一次國共合作已經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危機，國民黨內部反對國共合作的軍政要人與日俱增，但是張發奎在此期間一直與我黨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因此，中共也對張發奎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夠將張發奎爭取過來，可惜最後他還是選了一條與我黨不同的路。

在北伐戰爭期間，張發奎是一個典型的左派將軍，敢打敢衝，作戰十分英勇，所以能夠和我黨保持良性的交流。

張發奎後來也對共產黨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那時，大多數共產黨員是知識分子，其中在下級幹部中較多，……他們工作很勤奮，中共的政工人員極為認真優秀……”

張發奎

但在四一二政變後，張發奎同樣也對我黨改變了態度，他曾說：“在革命完成之前，革命力量不應分裂，……但是汪要反共，我支援他。”

他一直秉承著分共而不反共的態度，還明確反對暴力分共。

張發奎對中國共產黨是有相當的好感的，只是他並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他曾說：“在任何情況下，我不同意將共產黨當做敵人，我不反對共產黨人。”

也是基於他這樣的態度，我黨才會在大革命失敗之後仍然希望能夠和他建立合作關係，但張發奎拒絕了我們，他已經和汪精衛走得越來越近，到南昌起義過後，張發奎可以說與我黨徹底分道揚鑣。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在1949年7月份，張發奎辭掉了陸軍總司令的職務到香港定居，此時我黨還在努力爭取他。

最初做爭取工作的是葉劍英，當時葉劍英擔任著廣東省的主席，透過原國民革命軍第五軍的舊識，副黨代表李朗如、李章達二人轉告張發奎，希望他能夠來廣州旅行。

隨後，何香凝也曾給張發奎寫了一封簡短的信，但此信似乎未起到什麼效果。

後來，蔡廷鍇受周總理的委託，將繼續做張發奎的工作，讓其子蔡紹昌給他帶了一封信，信中說：

“……（此）系承周總理之委託，對兄傳達周總理的意見，請兄回國觀察一下，並請兄有所指教……”

即使是這樣，也未能使張發奎改變自己的立場和觀點，還是婉拒了我黨的邀請，最後於1980年在香港病逝。

張發奎最後未站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任何一邊，但第十一師的師長陳濟棠則是堅定地選擇了國民黨。

陳濟棠出生於1890年，家中世代務農，在1907年時，陳濟棠進入了廣東陸軍小學讀書，後加入了同盟會。

北伐戰爭之後，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開始對非嫡系的軍隊實行大裁減，陳濟棠是擁蔣派，經過一番運作，陳濟棠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達到了“蜜月期”。

但蔣介石越來越無法容忍陳濟棠的不斷擴軍，1931年開始，不斷向陳濟棠提出削減軍隊，雙方矛盾加深。

陳濟棠

兩個月後，蔣介石調陳濟棠軍隊入贛“剿共”，企圖控制陳濟棠並用紅軍削弱陳濟棠的實力，陳濟棠此時已經從“擁蔣”轉變為了“反蔣”，此後一直雄踞廣東，成為了名震一時的“南天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時，陳濟棠還在歐洲旅行，當時他表示要堅決支援抗日，但卻沒有與共產黨合作，而是源於蔣介石“重修舊好”，還給了蔣介石七百萬的港幣購買飛機，為他祝壽。

得到如此厚禮的蔣介石喜出望外，不久後便發急電讓陳濟棠回國，後來將陳濟棠任命為國民政府的委員。

在此期間，汪精衛還曾經拉攏過陳濟棠，讓他投靠日本，不過被他堅決決絕了。

陳濟棠雖然主張抗日，但是卻一直對共產黨懷有敵意，抗戰期間，陳濟棠一直主張“向共產黨實施攻擊”，日本投降後又對蔣介石說過對共產黨“絕不能言和”，要清剿共黨。

後來，陳濟棠被國民政府派往了海南，之前他在廣東時，便把廣東發展得有模有樣，掌管海南之後，更是大展了一番拳腳。

上任之後，陳濟棠便提出了“政治新生”“經濟新生”“軍事新生”和“社會新生”的口號。

提出“瓊人主瓊”的策略，還組織幹部訓練團，招收學員加以施政與業務訓練，將合格的畢業者派往鄉鎮當鎮長。

然而，在海南稱雄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1950年，海南解放，陳濟棠逃往了臺灣，在臺灣當了幾個閒職。

眼看走仕途是無望了，陳濟棠便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了教育上，1954年11月，在為他下一個建設的學校德明中學校選址時，突發腦血栓去世。

第十三師的師長徐景唐與陳銘樞和陳濟棠一樣，也進入了黃埔陸軍小學學習。

北伐戰爭之後，徐景唐去了廣州任省府委員兼軍事廳長，此後他一直在廣東地區任職。

抗戰勝利前夕，徐景唐的妻子去世，他便辭掉了在國民政府的職務，遠赴香港定居。

雖然身在香港，徐景唐一直都很掛念內陸，他還曾捐了八萬元港幣給自己的家鄉廣東東莞縣城郊榴花鄉鰲峙塘村修建了東江堤，在不遠處還建了一座涼亭，以供鄉親們休閒。

徐景唐的晚年過得還算平靜而悠閒，遠離了政壇之後，他更加專注於自己的生活，1967年時，因病在香港逝世。

徐景唐

功過隨風去

回望這國民革命軍第四軍這幾位師長的一生，多數都與我黨有過密切的合作，有的與我們走到了最後，有的在半路分道揚鑣。

斯人已逝，但他們在北伐戰爭中，在抗日戰爭中作出的貢獻，我們將會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