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正午時分，秋日遼闊，萬里無雲的北京首都機場正在迎接一位重要的客人。這位“特殊”的客人，上次來到中國的時候，是在東北的黑龍江，以一名侵華日軍的身份，哪怕他沒有真正同中國人民打過仗。
而這次他來到中國，有了一個新的身份——日本首相，沒錯，他就是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手持鮮花的少先隊員們分成兩列，周總理也早早地在機場等候。
飛機緩緩地落下了，田中一行人從舷梯中走下。周總理站在原地，伸出右手，田中見狀小跑了兩步，伸出右手誠摯地握住了這個曾被他們狠狠傷害過的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的右手。
此時，在場的所有人做夢也想不到的是，這輕輕的一握，使東亞的政治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握使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握更使新中國丟下政治包袱，輕裝上陣，即將開始創造世界第一的“經濟奇蹟”。
東亞兩個頭號大國中日，以此為原點恢復了正常關係。
可最近以來，有許多人對中日正常邦交中，中國放棄對日尋求賠償的條款，有許多不解，也產生了種種謠言說法。現在由作者帶大家走進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去了解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的大政治智慧。
如果想要分析“田中角榮訪華”這一重要的政治事件，必須得從二戰說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作為東亞戰場上主要參戰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一般認為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直接與間接人員傷亡、失蹤共約4500萬人。僅中國本土直接經濟損失約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約5000億美元。
如此重大的損失，使中國在戰後獲得了約日本戰爭賠償總額的百分之40，隨後，同盟國將一部分賠償物資運抵各個接受國家，國民政府在1948年到1949年間，已經獲得了約2250餘萬美元的物資軍艦賠償，這比起我國所受損失自然是九牛一毛。
按理說，中國政府應當繼續大力索賠，但此時，波詭雲譎的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將世界一分為二，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涇渭分明。美蘇兩國對於中國的態度一變再變，終於，隨著被美國寄予厚望的反動的蔣家王朝被打垮，美國決定轉而扶持日本遏制中國。
至此，將日本作為遏制共產橋頭堡的資本主義陣營老大哥美國，“代”小弟們決定了放棄對日索賠的要求權，1950年11月美國正式向其他盟國通告了“對日合約七原則”，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和約簽字國放棄對日本的全部賠償要求”。
而在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偽政府與美國在1952年4月簽訂了《中日和平條約》，這個條約可以說是喪權辱國使中國在法理上失去了對日本索賠的法理依據。
當然了，有的讀者會問，它中華民國的合約，與我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幾毛錢的關係？那筆者要告訴你，關係大了，僅舉一例：聯合國合法席位就是由我們承接所謂“中華民國”的席位得來的，既然要融入這個圈子，只能按照這個圈子的規則辦事。
這使我們先天就有些“理虧”。（法理上吃虧）
新中國成立之後，採取了“一邊倒”的外交策略，成功獲得了蘇聯156項輕重工業支援，史稱“156工程”。大家可不要小看這“156工程”，可以說，這些工業基礎是我國強大至今的基石，全世界有如此大規模的技術轉移的國家，唯我中國一家，由此也能見到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作為大戰略家的遠見卓識。
可中國有句俗話叫什麼？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
中蘇由於種種原因開始交惡，1969年，中蘇雙方在珍寶島和鐵列克提發生一系列衝突。蘇聯在中蘇邊境處陳兵百萬，並放話要對中國做“核外科手術”。這一段歷史的殘酷和血腥，現在我們只能在毛主席嬉笑怒罵的文章中窺見一二。
二戰後的蘇聯之強大別說是中國，如果美國和它有如此長的國境接壤，說不定早投了“共”。（筆者指蘇聯的常規軍事力量極其強大）
好了，那我們總結一下，毫不誇張地說，蘇聯的軍事威脅遠勝日本，事實上使中國又一次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威脅，那該怎麼辦？毛主席深思熟慮，又下了一步“妙招”，1967年開始，中美雙方互相需要開始一部分私下接觸，隨後水到渠成。
1972年2月22日，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逐漸走向正常化。
我們知道美國是日本的“親爹”，就在尼克松訪華前一年，白宮事務會上，美國發言人還信誓旦旦地說：“我們絕不會和‘共產主義’有任何妥協和接觸。”結果轉眼間，“爹”把“兒子”賣了，主動和中國建交，而且態度非常恭敬（尼克松站著，毛主席坐著，尼克松主動握手，而且尼克松以晚輩自居）。
剛上臺組閣的田中角榮見狀也決定訪問中國，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
終於，1972年9月25日，在中日雙方的推動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東亞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為之一變。
9月25日那天，真可謂是天朗氣清，太陽只微微露出笑容，不那麼張狂，溫柔地帶給人們溫暖，和煦的秋風吹在身上，似乎是天公作美。
但事實上，中日兩國的外交角力早已開始。在田中訪華之前，周總理就透過日本公明黨官員竹入義勝通報了中國對日政治“三原則”：
一是中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是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是“日臺條約”（我們前文提到過，文字名為《中日和平條約》）是無效的、非法的。
竹入義勝對前兩點完全贊同，但在第三點上，他頗有些微詞，他認為田中首相很難會答應這第三點要求。而周總理實際上留有一部分迴旋餘地，他對小日本官員說：
“中國必然堅持‘三原則’精神，當然了，具體表述我們可以等田中首相到了中國再商量。”
我們知道外交談判就是互相妥協，互換籌碼，這是周總理與日本的第一次交鋒。而第二次交鋒很快就來了。
9月25日當晚，周總理陪同田中一行二百多人，下榻迎賓館釣魚臺18號樓，就連當晚的開場音樂和菜色周總理都親自過問了，演奏的音樂是田中及隨行高官家鄉的音樂，菜餚是清淡的淮揚菜。
整個日方代表團聽到了鄉音，又吃到了正兒八經的“中華料理”，宴會在一片友好和活躍的氣氛中進行。接下來的環節是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發言致辭，他的一句話使會場氣氛瞬間凝固。
“我對日本過去給中國人民添了許多麻煩表示歉意。”當翻譯說出這句話後，不但全場鴉雀無聲，按外交禮儀應有的鼓掌也不見了。以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為首的一些人臉上明顯流露出了憤怒的神情。
此時的周總理只閉眼聽著，沒有當即表態，晚上的宴會就在這種“晴轉多雲”的情況下結束了。周總理與田中握手分別之際突然問了他一個措手不及：
“田中首相，‘添了麻煩’這句話太輕了，你究竟是什麼意思？”
周總理的直覺沒有錯，小日本向來是重小節而無大義的民族。常常有人把這“添了麻煩”四個字歸結於翻譯不利，事實上呢？據周總理隨身秘書周斌晚年回憶，日方訪華共配備了四名翻譯，而重大事務的翻譯都是交給水平最高的翻譯“小原”。
這個小原翻譯本人出生於日佔時期的哈爾濱，算是半個中國人，中文水平幾乎相當於母語，對田中“添了麻煩”這四個字翻譯十分到位，並沒有什麼差錯之處。
周斌翻譯認為如果是他翻譯田中的話，也會翻譯成“添了麻煩”。從邏輯上看，毫無疑問無恥的小日本是故意的。次日，周總理親自給田中“科普”：
“你給路過的女孩子的裙子上灑了水，你可以說‘添了麻煩’，這個怎麼能說‘添了麻煩’呢。日本軍國主義者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那麼多的傷害，怎麼是一句‘添了麻煩’就能解決的？連一點反省的意思都沒有，這是不能接受的！”
會議上，關於中國對日“三原則”的第三項，和“添了麻煩”問題，討論得很激烈，甚至出現了一定的爭吵，在關鍵方面兩國自然要維護自己本國的利益。風度翩翩的周總理一度質問對方：“你們是來談判的，還是來吵架的？”談判進展得非常艱難。
誰都在等著對方後退一步。
真正的轉機出現在9月27日晚上，日本大平正芳外相，在當晚突然提出要抓緊時間與我國的姬部長再談一次。在汽車中除了警衛員和司機與周斌翻譯，就只有他們兩個，因此二人非常坦誠。
大平外相非常誠懇地說：
“姬部長，我們雙方都在為本國利益而努力，自然不能輕易退步。我認為我們爭論的觀點就是如何看待那場戰爭，但就我個人而言，是支援貴方觀點的。我進入大藏省後，曾去張家口調查過十一個月……我明白那是一場沒有任何辯解理由的侵略戰爭。”
太平外相，說著說著，態度一轉：
“但是，我只能作為外務相而發言，考慮到日本國內的局面和與美國結成的同盟，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發言太難太難了。如果得不到中方的理解，那我只能同田中首相收拾行李回日本了……雖然不能完全滿足中方要求，但我們願意以最大限度讓步，如果我們不是抱著這種覺悟，就不會賭上政治生命來到中國，我們願意豁出政治生命乃至於肉身生命來幹。”
據周斌翻譯回憶，大平外相說此番話時，眼中甚至含著淚花。這一番表態對於推進中日關係有著極為重大的作用。作者在這裡插一句，這個大平正芳是實實在在的、日本這個民族中，少有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他與周總理、姬部長、鄧小平等同志都保持著較好的關係，為推動中日合作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2018年被授予了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而後，談判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外交就是相互妥協，終於兩國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認同，首先是日方的表態，將輕飄飄地“添了麻煩”改為：
“日本國政府對日本過去日本透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災難，痛感責任，深刻反省。”
這是筆者查到的中文原文，一字不差。
而在我國提出的“三原則”上，日方也做出了相對應的妥協。在而後簽訂的《中日聯合宣告》的第二條就是：“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關於日臺合約問題，在《中日聯合宣告》簽訂後，由大平正芳外相對外宣佈廢除日臺條約，即與臺灣斷交。
可以說，中國的主要目標都達到了，這是一場戰略上的大勝利。
9月27日，大致方針都已確定的田中角榮一行要與毛主席會面，那時的毛主席已經整整79歲了，由來最是“將軍遲暮，美人白髮惹人悲”，毛主席只短短地接見了田中等人十五分鐘。
而田中對見到這位紅色世界唯一在世的導師十分拘謹，或者說是緊張，他一進門就說要去上個洗手間。毛主席見到他倒是十分隨意，親自站起來與田中握了握手，風趣地問他：“你們吵架，吵完了沒？”田中像小學生一樣連忙點頭：“吵完了，吵完了。”
隨後，毛主席又把目光轉向大平外相，笑著說：“天下太平嘍！”這一說，大家就笑了起來，氣氛瞬間就活躍了。
毛主席按照之前就商量好的政策，親自答應田中中國放棄索賠。而後來簽訂的《中日聯合公報》第七條是這樣表述的：
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權。
在會後，毛主席還送了田中、大平等人《楚辭集註》六卷，並對他們說：
“這套書是送給田中首相的禮物。”
9月29日上午10時，在莊嚴隆重的人民大會堂，中日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了《中日聯合公報》，從此兩國邦交正常化。
周總理親自陪同田中飛往上海，在飛機上週總理鄭重地給田中題了六個大字——“言必信，行必果”。這沉甸甸的六個大字在告誡田中，日本政府要說到做到。
當天，周總理送別田中感慨地說道：
“我們和日本的交往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半個世紀的對立，20多年的工作。今天，我們已經看到時代螺旋式地前進了。”
至此田中角榮訪華結束，中國基本上算是取得了完全的勝利。我們以放棄對日索賠為代價，取得了諸多好處。
首先，完成了“聯美聯日抗俄”的大戰略，先解決最緊要的問題，那就是時刻威脅我們國家安全的強大蘇聯。毛主席曾在1974年時對訪華的基辛格說過，搞一條“橫線聯盟”共同對付蘇聯。也正是在中、美、日等多國的合力下，蘇聯逐漸從強大走向了衰弱。
其次，實現了中日關係正常化，歷屆日本政府都認為中國會對其尋求天價賠償因此不敢邁出這關鍵一步，毛主席及中央審時度勢，完成了這一創舉。
再次，完成了對臺灣的孤立，讓日本正式與臺灣當局斷交，這在當時是一個極為了不得的外交勝利。這對解放臺灣的整體態勢更加有利了。
最後，從現實角度考慮，日本既不願意，也無可能拿出賠償款，既然如此，還不如以此為籌碼為國家獲得更大的利益。放下一部分歷史包袱。
可以說，新中國靈活務實的外交手段，是使我們這個落後的、貧弱的、曾經只能被動挨打的國家，迅速發展為世界第二大國的主要因素之一。
毛主席、周恩來等人也冒著相當的風險，頂著質疑（極少部分），和剛剛過去三十年都不到的抗日戰爭的民族情緒，下了這麼一招“妙棋”，真可謂是大戰略家，為公不為私。
隨著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從1979年中美建交開始（畢竟美國人才是日本的爹），日本給予剛剛改革開放的我國大量低息貸款或無息貸款，及相當一部分技術援助，一直到2008年才全面結束，共計約有五萬億日元。
雖然，小日本也包藏著禍心，想要迅速佔領中國市場，將我國企業、製造業標準定於日本。但客觀地說，不得不承認，這些大量的資金幫助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幾乎在各個行業迅速發展，也是中國能夠強大至今的助力之一。
而小日本可能在幾十年後才想到，如今的中國又即將回到漢唐盛世，實現民族復興。我想，這應該也早被毛主席等國家領導人算計到了吧。
我們回首當時的歷史，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臺灣對大陸在國際上有諸多的威脅；中蘇關係破裂，蘇聯百萬大軍壓境以及核武器恫嚇的情況下，中國面臨著極其艱難的國際生存條件，這時候，毛主席高瞻遠矚，用一個神來之筆“放棄對日索賠要求權”，解決了中日關係的癥結，打開了新型國際關係的大門。
正如訪華後，田中為周總理所做的詩：“軀如楊柳搖微風，心似巨巖碎大濤”。老一輩革命家的睿智與勇氣，氣魄與擔當，令後人歎服。老一輩革命家大公無私，一心為國的遠大志向，更值得我們學習。
在此，謹以此文向使中國強大的各行各業的同胞們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