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隨著珍寶島戰役的發生，中蘇關係開始進入“低谷”，蘇聯甚至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之眾。但最終蘇聯方面還是沒有選擇南下，直到蘇聯解體，雙方也沒有爆發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讓蘇聯最終沒有采取行動呢？
中國和蘇聯曾經是社會主義陣營裡的一對形影不離的好兄弟。
蘇聯不僅僅是第一個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也在朝鮮戰爭、一五計劃中給中國提供了大量的軍事、工業等援助與支援。
我國能夠快速地完成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建立完善的重工業體系，可以說蘇聯的幫助是至關重要的。
很多中國的專家學者也都一致地認為，蘇聯對於新中國的工業化程序起到了極大的催化作用，所以我們都會稱蘇聯為“老大哥”。
然而這位“老大哥”卻慢慢的發生了轉變。
自赫魯曉夫上臺後，蘇聯一直希望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掌握更多的話語權，同時也希望將蘇聯的海軍駐紮在中國東北，這就和中國向來主張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馳。
另外蘇聯還想在中國沿海建立軍事長波電臺以及與中國建立“共同核潛艦隊”的要求被拒絕。
幾番下來之後，1960年，蘇聯單方面撤走了全部的在華援助專家以及援建的工程裝置，這也讓中國和蘇聯之間的關係瞬間降到了冰點。
再加上珍寶島戰役的衝突，中蘇之間徹底進入了“冷戰期”。
在中蘇交惡後，蘇聯方面甚至在中國的蒙古和東北、新疆邊境部署了幾十個師，上百萬的兵力。
而中國方面也嚴陣以待，並且開展了三線建設，逐漸將中國邊境地區的重工業和重點單位向內陸轉移，並開始深挖洞，廣積糧，以備不時之需。
雙方在這一期間都非常緊張，莫斯科到北京的專線電話也停止了聯絡。
面對蘇聯的“鋼鐵洪流”，戰爭彷彿一觸即發，但最終戰爭並沒有真的打響。
首先，中國核武器的成功研製。
1950年朝鮮戰爭中，美國總統杜魯門就在記者會上公開宣告會考慮使用原子彈。兩年之後剛剛上臺的艾森豪威爾再一次對我國進行核訛詐，聲稱為結束戰爭不惜擴大戰爭和使用核武器。
之後美國也多次對我國進行核威脅，面對西方國家這種肆無忌憚的行徑，毛主席明確表示研製原子武器的戰略意義，在1958年6月提出“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再加上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的和平解決，也讓中國方面看到了美蘇這兩個有核國家之間是不敢貿然開戰的。
為了保障我國的國防安全，全國人民齊心協力的配合國家迅速地研製出了屬於我國的核武器。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同時也研製出了具備運載核彈頭能力的彈道導彈，成為了當時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有核國家。
當時在珍寶島衝突之後，蘇聯所謂的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在冷靜地分析完中國的核潛力之後，也突然沒了動靜。
1966年10月27日，中國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為2至2.5萬噸的原子彈，從數百公里外的雙城子發射到羅布泊。
而就在這次核危機爆發前夕，中國還先後進行了當量為2至2.5萬噸當量的地下原子彈裂變爆炸和轟炸機空投的當量約300萬噸的氫彈熱核爆炸。
當時美蘇兩國的地震監測以及衛星幾乎都收到了這次能量巨大的爆炸訊號，雙方也十分清楚中國此次核爆炸的意義所在。
美聯社甚至稱“中國最近進行的兩次核試驗，不是為了獲取某項成果，而是臨戰前的一種檢測手段。”
所以當中國牢牢地將核武器抓在自己手裡時，蘇聯也得考慮再三，最終選擇冷處理，沒有真正的對中國開展打擊。
其次，美國的影響。
除了中國自身的核武震懾與舉國上下的團結外，美國的態度也影響了蘇聯對於中國的戰略決策。
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在意識形態上勢不兩立，在軍事上，美蘇都有著足夠毀滅對方好幾次的能力，所以美蘇雙方在冷戰期間都一直保持者相互的剋制與制衡，而蘇聯和美國誰也不願意率先使用核武器。
在中蘇交惡時，蘇聯外交部還專門秘密召見了美國大使，告知美國蘇聯試圖對中國使用核彈的想法，來觀察美方的態度。
但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美國深陷了越南戰爭的泥潭，先後派出了幾十萬地面部隊進入越南，卻因為越南人民的英勇抗擊，付出了慘痛的傷亡，也消耗了大量的財力，
再加上當時中東地區戰爭頻頻，中東各產油國抵制美國，造成了著名的“石油危機”，嚴重的影響了美國的經濟發展，讓美國一度出現了經濟上的“滯脹”。
種族問題和反戰也讓美國國內社會出現嚴重分化，各方面的影響讓美國在冷戰中逐漸處於守勢。
所以當中國與蘇聯關係嚴重惡化時，美國便開始嘗試推動同中國的關係，試圖和中國“破冰”，拉攏中國。
所以當美國大使得知蘇聯試圖對中國動用核武器時，立刻將這個訊息傳回了華盛頓，美國方面立即在各大媒體報紙上釋放出關於“蘇聯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之類的言論，讓蘇聯在輿論上處於劣勢，同時也給中國方面提了醒，這也讓蘇聯方面頓時處在了一個被動狀態。
除此之外美國在此之前還向蘇聯“透露”了自己手中的“王牌”，這就是美國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破譯出來的蘇聯密碼。
可以說美國是在用行動向蘇聯表示自己的態度，也是對於中國的“示好”。
不僅如此，隨著“小球推動大球”乒乓外交的展開，美國總統尼克松派當時的國務卿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訪問中國，向中國釋放出了誠意與善意。
1972年尼克松訪華，宣佈了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不再敵對，這在當時全球看來無疑是一個爆炸性的新聞。
尼克松在中國進行了為期七天的訪問，這七天也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週”。
之後，中美在1972年2月28日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標誌著中美兩國的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交。
而在同年的5月尼克松又就到了蘇聯，和勃列日涅夫簽訂了《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
美國的這一舉動也讓蘇聯方面倍感壓力。
畢竟此時的中國和美國已經“握手言好”，如果中美聯合起來，那蘇聯是肯定吃不消的。
所以美國當時的態度也是影響蘇聯對中國決策的一個重要方面。
除此之外，蘇聯自身內部也有著一系列的問題與矛盾。
儘管當時蘇聯的軍事實力十分強大，但蘇聯與美國的“軍備競賽”，致使蘇聯內部的經濟體系嚴重失衡，重工業的高速發展導致農業、輕工業的發展明顯遲緩。
更何況，當時美國和蘇聯進行的是燒錢的“競賽”，蘇聯為了在太空、軍事等科技方面不落後於美國，將鉅額的資金投入到了這方面，這也使得人民生活的水平並不高。
而且當時中國也是國際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份子，在意識形態上都是有共同點的，所以當時蘇聯國內也有著不少反對的聲音，影響了蘇聯高層對中國問題的決策。
再者如果一旦和中國開戰，中國廣袤的土地擁有著極大的戰略縱深，十幾億規模的人口也決定了不可能徹底吞併中國。
而中國也不是東歐或者阿富汗，更何況在蘇聯對阿富汗的戰爭中，蘇聯也沒有擺脫“帝國墳場”所帶來的影響。
另外倘若開戰，這無疑是對於蘇聯的經濟的再次打擊，而且蘇聯也不可能讓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坐收漁翁得利，這樣豈不是得不償失。
就這樣，在外部形勢和內部矛盾等多重方面的共同作用下，蘇聯曾經部署在中蘇邊境的百萬雄師和各種武器裝置，也最終成為了一個“擺設”，消逝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新中國也在這一路風雨之中茁壯地成長，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越走越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