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總理的中南海歲月中，有一份記錄周總理每日工作日程的檯曆。這些檯曆是周總理為國辛勞的見證，也反映建國幾十年來的歷史。
然而在1969年10月份至1970年2月份的這段時間裡，這份檯曆卻出現了空白。在這段空白的背後，有著一段頗為驚心動魄的歷史。
局勢一直保持緊張
自從赫魯曉夫下令從中國撤回援建專案和專家以後，兩國關係走向冷淡。進入60年代以後，兩國關係使形勢如此緊張，中國政府並未放棄和平的努力。
中國政府不斷透過各種途徑，希望聯絡蘇聯高層，試圖用對話解決危機，然而這些努力並未取得成果。
美國強烈反對蘇聯擅自行動
1969年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在華盛頓會見了基辛格。在會談中，多勃雷寧沒有表達了蘇聯可能發動軍事行動的想法。
蘇聯的想法震驚了基辛格，基辛格立即將情況上報至總統尼克松。尼克松也被蘇聯的計劃震驚了，他馬上召開安全會議，商討此事。
在會上，尼克松認為亞洲必須保持和平，這是符合西方國家利益的。如果亞洲局勢陷入動盪，對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也是一種損害。
美國開始行動 成功曝光蘇聯的企圖
經過討論，美國政府達成了幾點共識：
第一點是美國應該明確地向蘇聯表達反對單方面行動的想法；
第二點是要把蘇聯的想法儘快通知中國。
第一點操作難度不大，但是第二點卻讓基辛格犯了難。因為中美之間已經對峙了20年，導致兩國並沒有正式的溝通渠道。如果直接與中國政府聯絡，反而會被認為是美國在挑撥中蘇關係。
基辛格提出了一個想法，讓美國一家不出名的報紙將這個訊息捅出來，那蘇聯方面也無法因為這個行為怪罪美國，這個想法得到了美國高層的一致認同。
不久後，美國一家報紙曝光了蘇聯多勃雷寧與基辛格的談話。這則訊息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也引起了中國方面的重視。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蘇聯方面開始考慮和中國進行會談。
胡志明去世給了雙方溝通的機會
就在此時，雙方突然有了一個交流的機會。當時恰逢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去世，藉此機會，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前往越南進行弔唁。
蘇聯方面也希望借這個難得的時機，藉著弔唁的機會與中國進行接觸。然而當蘇聯代表團團長柯西金到達越南時，卻發現周總理已經回國。
沒見到周總理讓柯西金大失所望，他馬上透過蘇聯外交部向中國提出要在回國途中在北京與中國進行會談的要求。
出於慎重，中國政府對柯西金的要求進行了反覆考慮，最終同意了他的要求。
由於回覆時間較晚，當柯西金收到中國政府同意會談的要求時，飛機已經離開了中國境內。在飛機上的柯西金決定抓住這個機會，他立刻要求機長掉頭飛向北京。
9月11日，柯西金的飛機抵達北京。周總理在機場與柯西金進行了三個小時的會談，這次會談後，雙方消除了許多誤會，達成了一些基本共識。
會談結束後，柯西金滿意地離開了中國，從此兩國關係略有緩和。柯西金回國後，將中國的底線和態度向蘇聯高層作了彙報。柯西金建議應該緩和與中國的關係，這一建議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重視。
美國趁機向中國伸出橄欖枝
時局仍然處在緊張狀態，為了保持世界和平，美國總統尼克松再次召開緊急國防會議，參加會議有副總統、國防部長、國務卿、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等美國政府最高級別官員。
會上，尼克松表示一定要阻止亞洲地區發生軍事衝突。阻止衝突的前提，是要解決與中國的溝通問題，為此尼克松決定恢復與中國的華沙會談。而關於中美改善關係的過程中，還有一件趣事。
其實早在1969年8月初，尼克松就召見了美國駐波蘭大使小斯托塞爾，要求“以一種非常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與中國方面取得聯絡，要向中國政府表達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進行溝通的誠意。
幾個月過去了，小斯托塞爾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這讓基辛格十分惱火，不斷髮電質問小斯托塞爾為何不積極行動。
被逼無奈之下，作為大使的小斯托塞爾不顧身份，在一次活動中直接追上中國駐波使館翻譯景志成，向景志成表達了尼克松渴望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願望。景志成被美國人的直接弄得一時不知所措，但還是如實地向上級彙報了情況。
在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大使級會談正式恢復。這為將來的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松訪華打下了基礎。
從小斯托塞爾的舉動中，可以看出美國文化的另一面，那就是簡單直接注重效率。
因為換成是英國或者法國這種有著一定歷史底蘊的國家，一個代表國家形象和地位的大使，是不可能直接向另一個國家的小翻譯直接傳達如此重要的外交資訊的。
中國開展全民動員
雖然中美之間一直在為和平作著努力，然而局勢依然緊張。危機一直籠罩中國人的心中。在建國20週年慶典前，中國方面的氣氛頗為緊張。
20週年慶典過後，毛主席認為面對即將可能發生的戰事，必須把黨和國家領導人分散開來，以免留在北京被“一鍋端”。
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決定，毛主席等其他領導人都分散到了其他大城市。留守北京的周總理也不在中南海，而是轉移到了秘密軍事防禦基地中。
除了中央領導人，軍隊也被疏散，重要檔案也被緊急運往西南地區存放，全國各大城市紛紛開始修建人防工事，甚至許多高等院校都被外遷。當時全國大部分民眾都被動員起來，進行了一場全民動員。
由於時局緊張，在1969年，三線建設也進入了高潮時期。雖然三線建設總體規劃略有粗糙，造成了大量資源浪費。
然而三線建設留下的大量基礎設施（成昆鐵路、湘黔鐵路等），大量工業基地，改變了我國西南地區長期以來閉塞和落後的面貌。這為我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扶貧戰略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由於美國的堅決反對，加上中國的全國動員，蘇聯高層經過認真討論，認為應該與中國緩和緊張關係，因此同意相關進行談判。1969年10月20日，中蘇開啟了邊界談判。
蘇聯談判組到達北京後，由於蘇聯之前在“布拉格之春”的所作所為，讓中國方面一直都保持著高度警惕。在中蘇談判期間，黨和國家領導人依然待在各地，暫不回京。
1970年初，面對中蘇和談，中美開始接觸的新形勢，毛主席認為可以解除警報並安排黨和國家領導人回京。不久後，毛主席再次召集徐向前、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對國際形勢進行討論。
幾位老帥感覺到，中國已經成為制衡美蘇爭霸的重要力量，美蘇既不希望任何一方與中國結盟，也不希望任何一方與中國發生戰爭。
老帥們還用上了三國時期魏蜀吳相互之間牽制的例子來說明當前的國際形勢，表示可以利用當前蘇攻美守，美國陷入下風的時機，利用美國牽制蘇聯，為中國的安全域性勢和外交找到新的突破口。
如果各位讀者熟悉三國曆史，再結合70年代初的國際形勢，就會發現幾位老帥的判斷並不差。曹魏作為三國綜合實力最強的一方，行事一直以霸道著稱。
然而赤壁之後，劉備一方崛起讓孫吳十分擔憂，因此兩方又發生了荊州之戰和夷陵之戰。最後三方就在彼此鬥爭和妥協中，相互博弈和依存。
雖然中蘇關係得到緩和，但中蘇談判並未取得大的成果。因此毛主席認為還是要保持警惕，但要開始重視美國示好的舉動。四位老帥認為，由於中美之間仍有越南和臺灣問題這樣的矛盾，因此對美改善關係要看準時機。
隨著中國與美國在官方層面開始接觸，美國也開始在各種公開場合支援中國。從1969年以後，北部邊境的對峙雖然存在，總體局勢卻是平穩。這為中國在數十年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環境。
六十年代，由於中國被超級大國及其衛星國集體封鎖，導致當時中國在國際上的朋友並不多。那是中國在外交上最為孤獨的年代。
特別是1969年下半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貌似中國即將徹底陷入完全孤獨的狀態。然而中國外交的轉機也出現在1969年，因為此時中美開始接觸，這是中國外交進入七十年代黃金期的前奏。
從歷史來看，中國從不怕封鎖，也從不怕武力威脅。而如今美國在國際上到處拉攏西方國家，企圖組建反華聯盟的企圖，從國際上孤立中國，這與幾十年前的歷史何其相似。
所以中國人不要害怕反華勢力的這些伎倆，因為這一切都只是“紙老虎”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