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或許都知道乾隆年間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一事，但馬戛爾尼使團為何要訪華？背後的原因是什麼？訪華的真正目的又是什麼？《史密斯先生到中國》透過詳實的檔案研究，以3位名為喬治·史密斯的散商在中國的見聞和行蹤，梳理了18世紀大英帝國在全球擴張的內部運作與全球貿易網路的形成。這些散商以自己的商業活動填補了東印度公司的金融缺口，並與倫敦政府保持著緊密聯絡。透過政治聯絡，這些散商在亞洲的貿易需求轉化為英國的政治議程。這也推動了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成行。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史密斯先生到中國》的導言部分。
《史密斯先生到中國》，[美]韓潔西著，史可鑑譯，萬有引力|廣大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三個喬治·史密斯的故事，
一段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擴張史
18世紀中葉，三個同名為“喬治·史密斯”的蘇格蘭人從英國航行到東印度尋找財富。由於他們都有一個英國當時最常見的名字，時人以他們工作和生活的港口城市對其加以區分。《史密斯先生到中國》講述了馬德拉斯的喬治·史密斯、廣州的喬治·史密斯和孟買的喬治·史密斯的生平。儘管他們可能聽起來只不過是大英帝國在亞洲的一個集體隱喻，但卻是真實存在的；歷史學家對他們早有耳聞。這三位喬治·史密斯出現在許多歷史著作的腳註中，但我們對他們幾乎一無所知。許多歷史學家（情有可原地）將他們混為一談，以至於很難釐清他們的故事。
瞭解這些鮮為人知的蘇格蘭人和他們隱秘的生活有什麼益處？首先，他們的故事引人入勝。其次，他們為我們指明瞭一條進入18世紀下半葉全球貿易和大英帝國擴張的世界的獨特通道。透過追溯喬治·史密斯們在全球的足跡，我們可以看到不列顛商業帝國的運作是如何在不同的區域同時開展和加強的。史密斯們的故事也使人們對18世紀90年代初英國第一個訪華使團有了新的認識，因為使團的派遣及其幾個主要目標似乎都源於幾位喬治·史密斯。最後，或許有些矛盾的是，對這三位蘇格蘭商人的持續關注提醒我們，帝國的崛起不只是靠少數勇敢的英國人。史密斯們的故事讓我們看到更廣泛的行動者，包括中國和印度的商政精英、婦女、兒童以及當地的英國社群，他們既是帝國的參與者，也是其成果的分享者。
在官方層面，中英之間直到18世紀的最後十年才有所接觸。當時英國政府向北京的朝廷派遣了第一個官方批准的使團——馬戛爾尼使團（Macartney Mission）。對英國商人而言，真正接觸的不是中國的北方，而是中國南方的廣州，那裡是廣東的省城，即歐美商人所熟知的“Canton”。英國政府決定派遣訪華使團之前，英國商人在廣州的商業貿易已有一個世紀之久，且獲利頗豐。
1600年，東印度公司獲得英國國王的授權，得以壟斷好望角以東的貿易，並在17世紀早期將貿易延伸到中國的東南沿海。
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入中國的同時，不列顛群島和中國都出現了政治動盪。1644年，就在英國內戰爆發的兩年後，明朝被推翻，隨之建立的就是眾所周知的清朝。改朝換代總是暴力、漫長、混亂的。直到17世紀80年代，明遺民在鄭氏家族的領導下，以東南沿海的福建、臺灣為據點，抵抗清朝。清政府直到政局穩定後才向外國商人開放通商口岸，而臺灣鄭氏政權寄望於“透過進口英國武器彈藥”以增強其軍事實力，於1670年允許東印度公司在臺灣設立商行，幾年後又在廈門設立商館（factory）。
1683年，清王朝最終平定臺灣鄭氏政權。東印度公司雖然失去了在臺灣的貿易特權，但獲得了它夢寐以求的東西：在中國大陸口岸的通商許可。廣州很快成為東印度公司船隻停靠的首選港口。在廣州，東印度公司員工面對的是一個穩定且管理良好的官僚機構，它致力於支援和規範國際貿易。儘管中國的貪官汙吏、賄賂以及高關稅可能依舊讓人頗有微詞，但“廣州體制”促進了跨文化貿易。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為止，這一有序且高效的體制持續運作了150年之久。世界各地的商人——歐洲人、亞美尼亞人、印度人、巴斯人（Parsis）以及美國人——蜂擁而至，並在廣州發財致富，都印證了該體制的成功。
東印度公司並不是英國在廣州唯一的重要機構。17世紀後期，散商們來到中國的南部沿海。這些“自由商人”（free merchants）“港腳商人”（country traders）和“非法自營商”（interlopers，即侵害壟斷貿易的散商，時人這樣稱呼他們）並非東印度公司的僱員，但他們在東印度公司的陰影下生活和工作。例如，散商約翰·斯卡特古德（John Scattergood）在18世紀早期就與在廣州的中國商人們形成了密切的商業關係，他們包括連官（Linqua）、晏官（Anqua）、戈德史密斯（Buqua Goldsmith）以及名字詼諧的“Pinkee Winkee”。連官和晏官是福建籍的合夥人，作為東印度公司最大的貨源供應商，他們的商貿網路擴充套件到荷屬巴達維亞，即今天的雅加達。1715年，他們向斯卡特古德贈送兩罐紅茶和兩段塔夫綢，以感謝他為“前往馬德拉斯且在貴船歇腳的中國人”提供交通之便。
關喬昌（Lamqua，活躍於1825—1860年間的中國著名畫家，又稱“藍閣”“林官”或“琳呱”）《廣州十三行圖》（View of the Hongs at Canton）。布面油畫，尺寸57.15釐米×81.28釐米×5.08釐米。由美國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於1931年購得，為奧古斯丁·赫德（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Co）特藏，藏品編號M3793。美國馬塞諸塞州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惠允使用，由馬克·塞克斯頓（Mark Sexton）和傑弗裡·戴克斯（Jeffrey R.Dykes）攝影。出版社供圖。
18世紀中葉前後，散商大量湧入中國。按霍爾登·弗伯（Holden Furber）的說法，他們在印度洋掀起了一場“商業革命”。18世紀60年代，印度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擴大了，這可能是由18世紀中期英國對印度的征服所引起的。英國的私人運貨商利用“新建立的政權和擴張後的資源基礎”，建立了新的亞洲貿易網。
三個喬治·史密斯正是在這個不斷髮展變化的私人貿易和跨文化貿易的亞洲海域世界中經商的。然而，《史密斯先生到中國》一開始並不是對喬治·史密斯們或散商的研究，它首先要探索的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前英國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本研究自然從大英圖書館的東印度公司檔案開始，那也是喬治·史密斯首次在文獻記錄中出現。他曾現身於孟買、廣州、後來名為開普敦的殖民地、檳城、薩里、倫敦、蘇格蘭、馬德拉斯、孟加拉和澳門。
喬治·史密斯似乎是一個馬不停蹄的世界環遊者。這個活力充沛且行險徼倖的商人究竟是誰？他似乎無處不在，但其私人記述卻無跡可尋。他的遺囑、信箋、手賬、日記都消失了，但對他的研究卻不容忽視。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瑞典、丹麥等國和中國港澳臺地區的學者對英國、中國、歐洲等相關檔案進行深入的研究，三個形象各異的喬治·史密斯逐漸浮出水面。18世紀下半葉，他們都在印度和中國之間行商。
孟買的史密斯甚至出現在中國的檔案中；他被稱為“大班士蔑”。歷史文獻揭示了這些毫不起眼的史密斯是如何被捲入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包括亞洲的兩次金融危機、一次與清政府的武裝衝突、馬德拉斯的軍事政變、廣州的人質危機、兩艘軍艦的對華派遣、東印度公司和英國議會對印度事務的正式調查以及英國使團首次訪華的籌劃。《史密斯先生到中國》正是構建於史密斯們的經歷、思想和行動之中。
對馬德拉斯、廣州和孟買的喬治·史密斯以及他們同類人的關注，使人的面貌得以呈現在一些本就複雜抽象的宏觀過程之中，比如全球化和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擴張。《史密斯先生到中國》的微觀史方法不僅“用實實在在的人來充實我們的模型和理論”，從而使“抽象的程序、歷史和地理”變得鮮活起來，而且還讓我們能夠用“過去人類行為中動態、具體化的例子來檢驗首要的（通常是理想化的）前提”。對喬治·史密斯們的關注，讓我們得以“探索原本無法觸及的事物”，並提醒我們，“帝國是建立在人們的血汗、眼淚和慾望之上的”。
從史密斯們的角度來書寫歷史，有助於我們講述一個大英帝國在亞洲擴張的新故事。透過史密斯們，我們可以想象，18世紀的大英帝國不僅僅是一個被消費主義、貿易和投射在全球範圍內的軍事力量定義的商業、文化或政治實體，還是一個由無數的金融交易、信貸關係以及歐洲人與身處帝國地理邊緣的地方精英之間的互動所構築與鞏固的金融實體。當事情出了偏差，個體就會有新的盤算，並在國內外採取行動，向宗主國政府施壓，有時（但不總是）說服政府支援他們的舉措並更積極地在更廣闊的世界進行干預。雖然歷史學家們早已認識到金融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重要聯絡，但他們傾向於關注立足英格蘭（特別是倫敦）的“紳士資本家”（gentlemanly capitalists）、銀行家、金融家和投資者們，在他們看來，這些人透過在整個帝國的資本投資，影響了帝國政策，並促進了帝國擴張。將關注的地理焦點轉向亞洲海域的港口城市，新的經濟參與者和經濟體系就顯現出來了。
互惠互利的金融交易，
是如何轉變為“殖民債務”的？
我們發現，透過將英國的私人資本（也就是白銀）出借給印度的統治者和中國商人，散商和他們的委託人在印度和中國建立了龐大的金融市場。這一金融體系建立在向亞洲借款人發放高風險、高息貸款的基礎之上，它最終引發了在廣州和馬德拉斯的重大金融危機。這種看似金融合作的夥伴關係，背後其實潛藏著弱點，可能會給參與者帶來破壞性後果。互惠互利的金融交易和信貸關係可能會迅速演變成某種不同的東西，它帶有帝國主義性質；跨文化信貸可以迅速變為殖民債務（colonial debt）。
在港口城市馬德拉斯和廣州，喬治·史密斯們向我們展示了英國私人資本的謀劃和資本家對債務槓桿的利用如何在微觀經濟層面上將權力的天平向有利於英國的方向傾斜。歐洲國家崛起為世界列強的過程早已引起學者們的關注。有些學者用歐洲在海軍、軍事、技術、金融和公司制度、甚至文化等方面的優勢來解釋“西方在東方的崛起”。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已經深入到過去尋找歐洲地緣政治成功的深層根源。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許多學者選擇“重新面向東方”（re-Orient），反而強調一直到19世紀歐洲和亞洲之帝國和社會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他們主張，“大部分有文字記錄的歷史之預設……都是亞洲是最重要的”。根據最新的帝國研究，歐洲的勢力“微弱”，並且“是建立在與亞洲人和非洲人的密切互動之上的”；歐洲人努力“在以亞洲為主導的政治秩序中找尋一席之地”。14但歐洲人試圖甚至有時成功地改變了與亞洲精英們進行經濟和政治接洽的條件。觀察這些微妙的權力變遷，洞悉帝國何以擴張，需要對帝國地理邊緣的新型跨文化碰撞剖幽析微。透過把18世紀的英國散商置於故事中心，我們可以從獨特的視角，準確找到那些使歐洲人得以在亞洲更有力地維護自己的權利並最終使權力天平向有利於他們的方向傾斜的關鍵時刻和歷史程序。
馬戛爾尼使團訪華。
英國散商們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遠遠超出了亞洲海域的港口城市，甚至深入到倫敦的英國政治權力中心。亨利·鄧達斯（Henry Dundas）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是當時英國最重要的兩位政治家，他們收到了大量來自散商們的信件和政策建議，其中就包括馬德拉斯的喬治·史密斯和廣州的喬治·史密斯。史密斯們的廣泛通訊使我們對英國首個赴華使團有了新的認識。
雖然人們普遍認為，英國政府決定向中國派遣使團是為了確保利潤豐厚的茶葉貿易，併為英國出口開闢新市場，但我們仍然不知道英國政府為何突然將目光往東投向中國。為什麼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得力助手、監管東印度公司在印度事務的政府委員會的實際負責人亨利·鄧達斯不顧東印度公司的意願，決定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散商們是英國首個赴華使團故事的核心；他們是其最積極的擁護者，派遣使團的想法可能就源自他們。在同是蘇格蘭人的亨利·鄧達斯身上，他們看到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精力充沛的合作伙伴，他對自由貿易帝國的願景與他們對私人利潤和在亞洲更大機遇的追求相契合。鄧達斯和散商們共同籌建了英國第一個赴華使團。
蘇格蘭經濟思想在當時英國對華貿易中起了重要作用
喬治·史密斯們還揭示了蘇格蘭人和蘇格蘭經濟思想在英國對華貿易中的重要作用。在包括印度在內的大英帝國中，蘇格蘭人無疑是無處不在的。據歷史學家湯姆·迪瓦恩（Tom Devine）的研究，“在帝國所有職業領域的統計記錄中，蘇格蘭人的佔比都很高，在某些情況下，比如在印度具有高階軍銜的人中，其佔比尤甚”。1776年，一位在印度工作的英國散商發現，“全世界匯聚此地的外國人，要麼是蘇格蘭人，要麼是愛爾蘭人”。
三位來自蘇格蘭的喬治·史密斯證明，蘇格蘭人不僅如大量研究業已證明的那樣在歐洲、美國、印度和澳大利亞舉足輕重，而且在中國也是如此。儘管蘇格蘭人在駐華散商中佔比特別高，但大多數關於在亞洲的蘇格蘭人的研究都聚焦於印度，“那裡的推薦任命制（patronage）、人脈關係與蘇格蘭的東方主義等議題一直都是關注的熱點”。
我們對在華蘇格蘭人有限的認知都來自於幾個19世紀最著名的鴉片走私者和植物獵人的豐富傳記與相關研究，包括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詹姆士·馬地臣（James Matheson）和羅伯特·福鈞（Robert Fortune）。歷史學家們對19世紀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之間第一次軍事衝突）前的幾十年研究興趣濃厚，但卻因此忽視了蘇格蘭人在18世紀對中國的介入。即便在華蘇格蘭人吸引了歷史學家們的目光，他們也被誤認為是“獨立的英國人”或“一群居住在中國善妒的英國人”。但“獨立的蘇格蘭人”或“一群居住在中國善妒的蘇格蘭人”可能更確切。蘇格蘭散商在發展連線印度和中國的新興的金融市場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透過與亨利·鄧達斯的關係，他們還影響了在倫敦制定的帝國政策。對三位喬治·史密斯及其同類人的細緻考察，證實了蘇格蘭對18世紀大英帝國在亞洲的發展產生了“顯著的、可以說是極其重要的”影響。
1858年《倫敦新聞畫報》上的“從廣州遠眺黃埔”畫像。
對喬治·史密斯們的研究也將全球化程序及其對英國、印度和中國的各種參與者之影響和聯絡置於更清晰的視野之中。史密斯們使大英帝國內外區域間的關聯變得了然可見。透過史密斯，我們看到英國對古老的中國商品——茶葉——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是如何為東印度公司和中國商人在廣州創造了商業機遇和金融挑戰的。廣州的資金流動性問題（liquidity）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來自孟加拉、孟買和馬德拉斯的私人資本解決的。
18世紀中期，英屬東印度公司對這些地方的軍事征服為許多東印度公司的僱員創造了大量財富。為這三位蘇格蘭商人的微觀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全球化視角，它透過將英國、印度和中國交錯糾纏的歷史置於同一鏡頭下，從而超越了大英帝國狹隘的地理界限。
喬治·史密斯們是我們瞭解18世紀不列顛帝國全球史的引路人，但《史密斯先生到中國》不僅僅涉及這三位蘇格蘭人。它也講述了他們亞洲貿易伙伴——印度東南部阿爾果德的納瓦布（nawab）和廣州行商（Hong merchatns）——的故事，史密斯們與他們建立了長期密切的金融關係。它也是有關史密斯們的家庭和社群的故事。像當時的許多蘇格蘭人一樣，三位喬治·史密斯很早就背井離鄉。他們在印度遇到了他們的妻子和情人。他們的子女在馬德拉斯、孟買、澳門和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即南非“好望角”）出生並長大；他們的兒子和孫子們在東印度公司謀得文職和武職；他們的女兒和孫女們嫁給了東印度公司的僱員和英國軍人；他們的姐妹、遺孀和未婚女兒們繼承了大量的東方財富，這使她們得以在英國作為獨立的債券持有人和投資人而衣食無憂地生活。事實上，從源自亞洲的家庭財富中最終獲益最多的可能正是史密斯們的遺孀和女兒們。經濟獨立的單身女性和擁有信託基金的妻子們可以安享富貴，她們賴以為生的投資可以“免受丈夫的任何干涉、管控、債務和約定”的影響。史密斯們的家族與帝國廣泛而持久的聯絡揭示了“英國的帝國勢力何以成為包括幾代婦孺在內的英國人之生活的一部分”。
東印度的財富觸及整個英國社群的生活。19世紀初，在蘇格蘭的福代斯（Fordyce），有很多姓史密斯的男孩（看來有不少）獲得助學金，在一位“經驗豐富的”教師指導下學習現代商業語言、數學和會計。福代斯任何姓氏的居民都可在一家新醫院接受診療。他們還享受來自教區牧師的關照。這些重要社會服務的資金直接來自於孟買的喬治·史密斯。他把其私人的印度財富捐贈出來，為他的親戚和鄰居的思想、身體和靈魂服務，在這個過程中，他把“帝國”帶回了家。
如果不是為了令人上癮的中國茶，史密斯先生就不會去中國了。由於各種原因，英國的臣民在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早期開始茶葉消費，這種對英國而言頗為新鮮的文化習俗將中國、印度和英國聚到了一起。
隨著東印度公司和中國的行商們——即那些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機構——越發難以為日益增長的茶葉貿易提供資金，英國散商們就介入進來以填補金融缺口。喬治·史密斯們恰恰向我們展示了這一切是如何實現的，英國的私人資本在印度籌集，然後以高利率放貸給中國商人。這種放貸行為導致了1779年的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進而刺激散商們利用英國的國家力量在廣州進行積極干預。大約在同一時間，類似的事情也在馬德拉斯發生。這並非巧合。廣州和馬德拉斯的金融危機都揭示了英國在印度和中國的貿易基地所實施的一種帝國模式。私人金融的糾葛逐漸削弱了當地精英的勢力，並擴大了英國在亞洲的勢力。
廣州爆發金融危機後不久，我們故事中的第三個喬治·史密斯，即孟買的喬治·史密斯，捲入了另一場與中國官府的嚴重衝突之中。孟買的史密斯的“休斯夫人”（Lady Hughes）號商船上的炮手在鳴放禮炮時，導致附近一艘船上的兩名中國人死亡，貿易停止了，而戰爭一觸即發。
這些在廣州令人不安的進展時常浮現在亨利·鄧達斯的腦海之中，他正在思考英國利潤豐厚的對華貿易之未來以及其在18世紀蓬勃發展的大英帝國中的地位。在馬德拉斯的喬治·史密斯、廣州的喬治·史密斯以及其他散商們的建議下，他決定向中國派遣首個英國使團。
原作者 | [美]韓潔西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 | 青青子
校對 | 柳寶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