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時任理事會總務部主任的周總理，在武漢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會議進行過半，輪到周總理發言，他站起身先向大家鞠了一躬：“今天非常高興能和這麼多文人坐在一處吃飯，當然了，更是為大家能如此親密無間，同心協力工作......”

發言最後，他眼中已有淚光，

“各位好友，今日恩來要先失陪了，因為我的父親今晚即將到達漢口。敵人的侵略，讓我們受難，也使得我的父親被迫南來，但生死離合，又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各位！”

聽完周總理的發言，在座的所有人都為他鼓掌，目送他匆匆離去。

周總理馬不停蹄地趕到火車站將一位老先生接到了自己的住處。而這位老先生不是別人，正是周總理的父親——周貽能老先生。

為厚葬妻子打拼半生

1874年，周貽能出生在浙江紹興的一個門風清正的大家族。

鄉里鄉親都知道周氏是有名的“師爺”家族，當地人辦案，必須要有個紹興師爺，檔案才遞得上去。而師爺一般沒有正式的編制，上崗也是靠親戚照應、血脈相傳，可以說是一個極其傳統守舊的鐵飯碗。

16歲時，周貽能便跟隨家中長輩學做師爺。18歲時，周貽能在父親的安排之下，娶了淮安知縣的女兒萬冬兒。

萬冬兒從小就是父母的掌心寶，她雖然出生在舊時代，卻沒有纏過足。小小年紀就能管理家中大小事宜，十分能幹。

婚後她在周家掌管事務，也為周貽能減輕了很大一部分的壓力。

雖然有自家的安排照顧，但是周貽能耿直忠正的性格，讓他無法融入當時的官場，他的“鐵飯碗”幹了沒多久就丟了。

此後，周貽能的大半生就活在無盡的漂泊中，他在河北做過老師，在東北地區還做過文書，沒能掙到多少錢，更別說安定下來。

在周貽能的父親過世之後，周家的生活在泥沼中越陷越深。為了維持周家生活運轉，萬冬兒需要操心的事越來越多，生了病也不敢請大夫醫治，白白把身子拖垮。

1907年，年僅30歲的萬冬兒在病榻上去世了。周貽能當時還在外地謀生，等他趕回來時，卻沒能見到妻子最後一面。

萬家對這個姑爺，可以說是百般不滿，都責怪他沒有本事，讓萬冬兒在周家沒有得到好的照顧，吃穿用度都不如意以至於芳華早逝。

岳母對周貽能更是充滿怨氣，老人家提出：萬家女兒出身門第，生前在周家吃了苦、遭了罪，死後萬萬不能再受委屈，棺材一定要用楠木的，而且要十二朵花，裹五層麻，添七層漆，出殯時要請人做道場，風風光光地落葬。

可週貽能囊中羞澀，根本辦不起這樣規格的葬禮，但他始終沒說一個“不”字，沒說一個“難”字，只一個勁心酸地點頭答應。

為了給亡妻打一口楠木棺材，周貽能借了一圈親戚朋友，終於有錢打個好棺木，但他再沒有一分錢財來給楠木棺材做漆裹。

老岳母見周貽能沒有全部辦到，撂下一句話：不能照辦，就不許棺材入葬。

周貽能礙於自己沒能力，只能把妻子的遺體停放在一處庵堂中，繼續外出謀生了。

周總理在回憶過去時，曾提到：父親在我小時候往往是悲苦無奈的樣子，和他一起共過得苦實在是太多，可是等我長大後才慢慢明白父親的難處。

而周貽能在周總理成長期間，可以說並沒有盡到一個父親的責任，兩人相見的次數少之又少。周總理更多是在家族成員的幫助下成長起來的。

1918年周貽能在京兆尹公署任外收發，因為不會曲意逢迎上司，再一次被辭退。正值暑假期間，留學日本的周總理回國和父親終於有了一次短暫的團聚。

第二天一早，周總理看著揹著行囊，南下求生的父親。

他在日記裡含淚寫道：今天早上，父親四點鐘就出發去南京謀生。“昨事傷心方未已，今朝又復別嚴親”。

與父親分別後，周恩來一直都在思念著他。

兩個月後，他再次在日記中寫道：此心傷痛，兩月有餘，每望朝陽落日，微雨打窗，心心念念吾鄉吾家，想吾家人，尤為傷感！

那時的周總理還是一個學生，他心疼父親，卻沒辦法為他做點什麼，只能獨自消化內心的苦楚。

後來，周貽能在兄長的幫助下，找到了一份菸酒事務局辦事員的工作，遠離了官場內的黑暗。但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菸酒事務局的工作又沒了。好在這份工作他做的時間比較長，也有了一些積蓄。

1935年，此時距離妻子去世已有28年之久，61歲的周貽能終於攢齊足夠的資金。他回到淮安老家，把妻子的遺體從小庵堂接出來，將她體面的安葬。

周貽能28年的心願終於完成，而周總理的外婆也早已離開人世。

戰火連天時，父子終相見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周總理在武漢領導成立了八路軍辦事處。

雖然革命事業越來越忙，但他仍關心著父親的著落，因為淮安一帶不太平，周總理就託人把父親接到了武漢同住。

在這兵荒馬亂的歲月，哪裡有長久的和平安寧。

1938年日本入侵，武漢失守，周貽能和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再次轉移。

在逃難路上，兩位老人看到被日寇狂轟亂炸而受傷的病員很多，就會停下來為他們看病。周貽能早年間學過醫書，正常的一些小傷小痛，他都能解決。最後，周貽能把兒子給他的藥，一大部分都送給別人用了。

雖然生活很苦，但周貽能還經常講一些趣事來安慰開解受難的群眾。

這些事讓隨行的工作人員都十分感慨，讚歎道：“周總理的良好品德原來是繼承了父親，這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1940年，兩位老人終於到達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紅巖。而這裡也成了周貽能一生漂泊之旅的最後一站。

周貽能操勞了一輩子，雖然年事已高，但也是個閒不下來的性子。工作人員不讓他做體力勞動，他便想著去做一些看管倉庫，打掃院子的瑣事。

周老爺子待人寬厚有禮，大家和他相處得十分自然。

老爺子沒事喜歡喝點酒，有時候周總理在忙碌之餘也會和父親對飲幾杯，考慮到爹爹年紀大了，周總理還常常叮囑他不要喝多。

有一天周貽能和朋友一起喝酒，起身時有些醉了，被人攙扶著回了家。正巧趕上週總理過來看望他，一見到父親被人扶著回來，他心中有些不悅：“爹爹，戰爭當前，每個人身上都有要緊事，您自己喝多了，傷了身體，還要別人照應，這多不好。”

老爺子聽完也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自此之後，每次喝酒都是淺嘗輒止，再也沒讓自己喝醉過。

父親離世，成總理心病

父子之間，越是經歷世事艱難，越有心靈相通的時候。

1942年6月，周總理因小腸疝氣發炎，需要手術治療。

毛主席瞭解情況後，給董必武發來電報：“恩來身體抱恙，必須靜養，不痊癒不可出院，出院後應多多休息，你要加以注意”。

董必武當然很注意，他與鄧穎超、錢之光等天天輪替著到醫院看望周總理。

大家怕周老爺子著急兒子的病情，便沒有將這件事告訴他。

7月5日，身子一向硬朗的周老爺子忽然高燒不退，鄧穎超去看望老爺子時，老人翻來覆去只一句話：“我兒子為什麼不來看我？我想他了。”

當時周總理剛做完手術兩三天，大家知道周總理對父親一向很孝順，又是極重感情的人，更怕說完對他養病不利，決定暫時先不告訴他。

等周總理身體稍稍轉好，躺在病床上的他，心裡想著周老爺子馬上要過壽的事，讓鄧穎超寫信詢問，老爺子是否吃了長壽麵一事。

“還要兩三天才能出院，那就要到下週三了，你可以跟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要28號請人吃麵，就不用等我了，不想惹他老人家心裡不快......”。

這對一生都很難常常團聚的父子，如今一碗長壽麵，竟成了生離死別的遺憾。

7月10日，就在這封信送到的當天，周老先生病情加重，送醫院沒搶救過來，離開了人世，享年68歲。

沒人敢把這件事告訴周總理。因為周總理的健康，已經不是他自己一個人的事了，而是全中國的事。

鄧穎超和其他戰友怕剛動完手術的周總理過度傷心，就沒有把訊息立即告知他。

可是，與父親血脈相連的兒子在醫院已感到了一些異常，從第二天就追問陪床護理他的工作人員：“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工作人員含糊答對：“沒什麼事呀！”周總理總覺得大家在向他隱瞞什麼。

到第三天下午，《新華日報》的一個報童照例來到周總理病房送報紙，隨口說了一句辦事處的情況：“看倉庫的老爺爺，好像是去世了。看到裡面好多人在忙著辦喪禮。”

周總理聽罷心驚肉跳，驚懼不已的他，不顧醫生勸阻執意要儘快出院。

第四天一早，車子剛停到紅巖辦事處，周總理看著冷清的院子，臉色瞬間變得慘白，嘴巴緊緊閉，忍著極大的疼痛感，快步走向辦公室。

因為他剛做完手術，刀口還沒長好，工作人員追上去挽扶，被他一把甩開了。

鄧穎超聽到外面有響動，剛剛站起來，總理已經大步跨進來，他看著鄧穎超大臂上的黑紗袖章，愣在原地。

周總理直瞪瞪地望著鄧穎超。

他嘴唇抽搐著，全身都跟著顫抖起來，大聲道：“怎麼會這樣，到底是怎麼回事？”

鄧穎超難過地低下頭，話還沒說淚先流了下來。

周總理看向旁邊的人，連續問著。

“恩來，老爺子……去世了。”鄧穎超顫抖地說了一句。

周總理身體搖晃了一下，眼見要站不穩。

鄧穎超連忙扶住丈夫，滿心愧疚：“老爺子突發瘧疾，病情沒能控制住，三天前去世的……”

一直以溫良儒雅著稱的周總理，第一次在人前如此失態，他像個孩子一樣，含著淚憤怒地質問鄧穎超：“為什麼要瞞著我！為什麼？別人不瞭解我，你還不懂我嗎？”

“你們沒爹啊？你們怎麼能這麼做？他是我父親啊。”他雙手捂住臉，一屁股坐倒在地上。滿面的淚水也無法減輕內心的悲痛。

“你們搞封鎖，我爹爹停屍三天都不通知我一聲！馬克思主義也沒有講不要自己的親生父母啊”。

鄧穎超嚇得不敢再開口。

董必武心裡一緊，上前說道“恩來同志，唉，這是中央的考慮，大家也是為了你的身體，怕影響你的病……”

周總理抹著眼淚，抬起頭：“你們通知我，我也不是活不了!他是我父親，沒有父親會有我嗎……”

眾人不敢再多勸，默默地讓周總理把自己的悲痛發洩出來。

待情緒稍緩後，周總理含淚給毛主席發去電報：

“主席，歸家後方得知，我父與三日前病故，肝腸寸斷，悲痛難當，於次日安葬我父”。此時此刻，周總理只能找毛主席訴說心中的悲痛。

隨後就接到了毛主席的慰問電報：

“尊翁仙逝，吾與政局同人皆心哀悼之，還望節哀。保重病體，多多休息”。

周總理拖著還未痊癒的病體，手臂戴著黑紗，託著沉重的身體堅持上山為父守靈，當看見父親的遺體，周總理站住腳，深深地三鞠躬，而後默哀。

他在父親的遺體旁守了一天一夜，沒人能勸他回去休息，也沒人敢勸他離開。到第二天下午起靈安葬父親時，周總理又坐在地上痛哭了一場。

這是周總理一生中少有的大哭。

他盯著墓碑許久，再三鞠躬。悔恨、悲痛此刻湧上心頭，但是世事如是，任誰也沒有辦法改變。自此，周貽能長眠於紅巖土壤之下。

1976年，周總理病逝，鄧穎超整理遺物的時候，在總理隨身攜帶的皮夾裡找到一張泛黃的照片，背後寫著“爹爹遺像”。

結語：

周總理曾談過自己的父親：“我父親是個老老實實的人，一輩子沒有做過一件壞事”。

生逢亂世，每個人都很難左右自己的命運，周貽能也是如此，一生飄飄蕩蕩，沒有過安定的日子。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能看出來他—堅守本心、不為物移、不為事動的信念

由於戰亂，周總理與父親聚少離多，一輩子也沒有多少團圓時刻。最後父親的突然離世也成了周總理抱憾終身的心結。

子欲養而親不在，或許對於每個中華兒女來講，都是一種莫大的心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