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出生，著名神經內科學專家。從事神經病學研究60餘年，在肌電圖、神經電圖及腦誘發電位等方面開展大量工作，在國內最早開展了運動障礙的肉毒毒素治療。1992年“肌電圖及神經電圖在神經肌肉病中的應用”獲衛生部科技成果三等獎。1984年牽頭成立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肌電圖與臨床神經電生理學組並任組長。曾任國際臨床神經生理聯盟執行委員。
【聽醫者講述】
聚光燈下，講述徐徐展開，九旬鉛華寫滿了她對祖國的赤誠至愛和對科學的執著追求。
——訪談人傅譚娉
大學時，我最初上的是燕京大學西語系，因為喜歡外文，之前也學了很多。後來有一次教授給我們做一個講座，講蘇聯的醫療體系怎麼服務人民，我一下就被吸引了，就想讀醫學院。學校同意我參加一個考試，考過了以後，我就轉到醫預科，1951年8月轉入北京協和醫學院。
協和的張孝騫、林巧稚這些老教授都是手把手地教我們，他們教得是真好。馮應琨教授在我們臨床實習的時候，讓我們跟他一起做一項肝豆狀核變性病人的鈣磷代謝研究。我們每天晚上做完功課以後，就去做實驗室研究。後來我們一起發表了文章。這讓我認識到，協和醫院的醫生都不只是做臨床，還必須要做科研，這點給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1978年，我通過了首批留學生出國考試。馮應琨大夫馬上查資料，知道全世界最好的肌電圖專家Buchthal教授當時在丹麥皇家醫院工作。他給我寫推薦信，Buchthal教授同意我去學習。第二年的時候，Buchthal教授邀請我跟他一起做一項神經病理的研究論文。我拒絕了他，我說：“我想專心學神經生理。”他又問我：“你真的不想學嗎？你要是寫了這篇文章，還可以把名字署上去，那你就會有很大的聲譽。”我說：“我無所謂，我回到協和，還是做一個普通的神經科大夫，研究肌電圖的工作。”很多人覺得外面生活好。我是在香港待過的，英國人怎麼對你的？我早知道了！那種日子我不願意過，哪怕當時條件差一點兒，我也要做自己的主人。中國需要人，需要有學問的人，我想為祖國服務，我是一定要在中國的！
1981年8月，我進修期滿就迫不及待地回國，開展了實驗室改革，對協和肌電圖室的工作進行了知識和儀器的更新，改成像國外一樣的要求。1984年，我們在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成立肌電圖與臨床神經電生理學組，我、301醫院的沈定國、北醫三院的康德瑄、上海中山醫院的王遂仁一起牽頭全國神經生理的工作，在全國推廣肌電圖。透過學會，我們把全國搞神經生理的人都請來，每兩年舉行一次全國學術年會。其中最盛大的是1996年在北京國際飯店召開的亞洲臨床神經生理學術會議，從美國、日本、德國、義大利、瑞典、比利時、丹麥、韓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國家來了14位專家、200多位代表，加上中國的代表，有1000多人參會。
當時在英國的學習班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全身性肌張力障礙性的病人，走路的樣子很奇怪，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國外用肉毒毒素治療這種病，有效果。比如說歪頸，給這邊收縮的肌肉打肉毒毒素，肌肉鬆弛了，病人的頭就正過來了。我在國外發現了這個新的治療方法，但20世紀80年代中國沒有藥。1992年，我聯絡到生產肉毒毒素的美國公司。他們讓香港子公司的人到北京來，和我們一起做。協和開設了肌張力障礙疾病專科門診，治療了大約30例病人。很快我們又聽說，中國蘭州有位王蔭椿教授，他在美國學習了肉毒毒素的生產，現在中國能自己生產肉毒毒素了，而且改良了方法，不用血清，更安全。我們就一起合作，比較中外產品效果，結論是不相上下，都很有效。
做醫生，是我自己選的，我熱愛我的工作。我覺得我這一生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國家派我到國外，跟著最好的神經生理學教授學習，把學到的東西帶回來，向全國神經生理領域的人傳播，我感到愉快、榮幸！協和不只是看病，還重視研究，醫療、教學、科研都要搞好。因為這三方面是相互影響的，注意這三點，醫院水平就會越來越高。協和的老教授都是特別好的大夫，一輩子就是想做一個醫生、做研究、教學生，想法很簡單。對病人好，對病人認真，這些協和的老傳統，要堅持下去。
（本報記者崔興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