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執政時期，美國政府就已經開始調整國家行政機構和法律以滿足州界限模糊的生活與商業需求。為了完成這一使命，有必要找到一個支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政策的繼任者，繼續貫徹執行這一政策。1908年，有三位符合條件的共和黨人作為總統候選人經常被提及。伊萊休·魯特是三屆政府在法律方面的中流砥柱，經常在公開場合受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毫無保留的稱讚。
然而，他廣為人知的公司律師身份將在競選活動中導致公眾對他的反對情緒，削弱了他透過選舉當選某一職位的機會。戰爭部長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比伊萊休·魯特更受歡迎。作為聯邦法官，長期以來他給人們留下了嚴格執法的印象，曾多次擔任總統的發言人。他比任何美國人都更瞭解殖民地，並且與巴拿馬運河的每一個細節都有聯絡。他和伊萊休·魯特都沒有在競爭激烈的政壇贏得領導地位。作為紐約州長，第三位候選人查爾斯·埃文斯·休斯，在自己管轄的領域展示了與職業政客鬥爭的能力。
1907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公開表達了他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法官的偏愛，並像往常一樣排斥有關自己連任的建議。在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主導的芝加哥共和黨代表大會上，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在第一輪投票中得到提名。來自紐約州的共和黨代表詹姆斯·斯庫克拉夫特·謝爾曼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至此，共和黨領袖都轉而支援強烈推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政策的政治綱領。
1908年，在丹佛，民主黨召開會議，再次受到激進派的控制，並第三次提名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為總統候選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職業生涯改變了威廉·詹寧斯·布萊恩改革計劃的重點。一位週刊記者說道：“任何一個反對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的激進派共和黨人，在追隨西奧多·羅斯福之後，都只會被狠狠地嘲笑。”在隨後的競選活動中，兩位候選人提出的目標幾乎是相同的，因而他們的支持者們不得不去解釋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政策在威廉·詹寧斯·布萊恩或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執政的政府是否會有更好的施展機會。
他們並沒有明確的競選議題。而且在每一個政黨中都有一個強大的少數派，哪個候選人也不支援。但在整個競選活動中，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都受到了忽視，但他當選的可能性在獨立投票中顯示出來，也暴露出政黨關係的弱點。共和黨全國候選人勝出的四個州卻選出了四個民主黨的州長。
1908年總統大選明信片：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左）與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右）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執政受到兩黨進步分子的衷心歡迎。他的勇氣和真誠從未受到質疑。西奧多·羅斯福對他也是讚賞有加。他接受的司法培訓使各種政治活動對他來說都是不可能的事。這些活動讓許多保守派成了他前任的敵人，但他對行政改革的熱情毋庸置疑。1909年3月15日，他召集國會修訂關稅政策，立即兌現了共和黨政治綱領的承諾。多年來他一直致力於關稅問題，主張下調關稅，以消除任何關稅特權的痕跡。
1902年左右，關稅改革運動開始隨著對托拉斯的反對情緒在中西部地區蔓延開來。1902年和1903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都曾表示過對這一運動的贊同，併為與古巴互惠互利而修訂關稅政策與國會辯論。但大多數政黨領導人都反對干預關稅保護體系。議長約瑟夫·格尼·坎農是公開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他捍衛了主張維持關稅現狀者的立場。1904年之後，總統停止討論關稅問題，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其他改革方案上，而把關稅政策修訂的問題留給了繼任者。
在提到1909年的關稅時，有兩個重要人物不得不提，一位是紐約州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塞雷諾·以利沙·佩恩，另一位是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納爾遜·威爾瑪斯·奧爾德里奇。新的關稅標準在眾議院得以透過，與丁利關稅相比，新的關稅減少了很多。在參議院，關稅重新得到了定義，成為比現行法律更有力的關稅保護工具。
一場關於關稅的討論就此展開，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公眾關注。一群拒絕接受黨派核心集團控制的共和黨人對修訂關稅政策的細節進行了解釋，認為應該真心實意地下調關稅。然而，與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相比，他們對關稅法案的影響很小。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迫使兩院協商委員會接受了一些降低稅率的措施，尤其是在皮革和木材方面，包括一條對企業徵收所得稅的條款。一項授權徵收一般所得稅的憲法修正案也是協商結果的一部分。1909年8月，該法案成為法律。有支援自由貿易傾向的《展望》雜誌表示：“最終形成的關稅法案是迄今為止國家歷史上最開明的關稅保護措施。”已經迴歸私人生活的西奧多·羅斯福寫道：“我認為，現在的關稅政策比之前的政策還要好，而比更早期的關稅政策則要好得多。”
無論它與早先的關稅有什麼關係，《佩恩-奧爾德里奇法案》在美國並不受歡迎。自1897年以來，這個國家就開始對關稅立法的方法提出批評。共和黨的七名參議員和二十名眾議員在該法案透過的最後一個階段投了反對票，他們代表著中西部地區和新一代美國人。回到家鄉後，他們發現當地的選民普遍譴責這一措施是維護特權的工具。
他們中的一些人曾在辯論中與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發生衝突。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在西部明尼蘇達州威諾納發表的講話加深了這一分歧。當時，他為新關稅法案進行了辯護，認為這是對黨派承諾的遵守。很明顯，新總統既無法促成黨派立法，也無法維持黨內和諧。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雖沒能讓保守派滿意，但推翻了其陣營；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既沒能讓進步派滿意，也沒能堵住其悠悠之口。
從1909年秋開始，美國出現了一系列對於政府行政的誤解，令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政府大為尷尬。一位即將前往中國任外交大使的官員在離開美國之前突然被撤職，僅僅因為有人認為他言行失檢。在農業部，部長詹姆斯·威爾遜和負責執行《純淨食品法》的化學家哈維·華盛頓·威利之間存在著分歧。林務局局長吉福德·平肖公開與內政部長理查德·阿基里斯·巴林傑發生爭執，並提出了自然資源保護政策的未來問題。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林業和復墾工作是自然資源保護計劃的核心內容，1908年這一計劃是在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與州長們的會議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1909年，林業部的一名下級官員指責內政部長厚此薄彼，不關注自然資源保護。1909年9月，這名官員被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撤職，於是《科里爾週刊》抨擊總統為自然資源保護之敵，並且得到了許多反對關稅法案的進步主義者的精神支援。1910年1月，爭議越來越多，因為吉福德·平肖不服從命令，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撤掉了他的官職，而國會成立聯合委員會調查吉福德·平肖與理查德·阿基里斯·巴林傑的爭端。
該委員會最終維護了內政部長。這一事件顯示出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與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行事風格的根本區別。前者只依照法律行事，而後者則會在不違法的前提下盡其所能地去達成目標。儘管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站在他的下屬一邊，聲稱他和理查德·阿基里斯·巴林傑兩人都積極參與自然資源保護，但大部分公眾認為，激進的改革運動已經失去動力。
西奧多·羅斯福對這件事的看法已經無從得知，因為1909年他去了非洲，並且直到1910年夏一直處於美國政治圈之外。
1909年到1910年，進步派共和黨人開始反對“固守現狀派”的控制，因此被扣上了“叛亂分子”的帽子。參議員羅伯特·馬里昂·拉弗萊特和阿爾伯特·貝爾德·卡明斯是這些人公認的領袖，而且都想當總統。1910年3月，叛亂分子在眾議院與民主黨少數派一起推翻了約瑟夫·格尼·坎農議長的統治地位，修改了眾議院的規則，以遏制主管官員的專制行為。他們讓國家相信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已經不再是進步分子，並且已經成為“固守現狀派”利益集團的盟友。
1910年，共和黨的分裂使民主黨得以控制這個國家，並在眾議院獲得了絕大多數席位。密蘇里州的錢普·克拉克和亞拉巴馬州的奧斯卡·安德伍德都是競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野心家。他們後來分別成為新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的議長和主席。沒有一個人像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那樣，以人格來控制或領導黨派。競爭和個別領袖破壞了兩黨之間的和諧，兩黨甚至從來都沒有就未來的大政方針而達成一致過。
1911年1月，叛亂的共和黨人組織了一個進步共和黨聯盟。他們的目的是能夠在1912年提名他們中的一個人參加大選，當時暫定的人選是參議員羅伯特·馬里昂·拉弗萊特。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的政策與他前任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倡導主張的方法上。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一樣，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也難以將自己的主張制訂為法律。但與西奧多·羅斯福不同的是，他沒能獲得人民的支援與擁戴。他支出一筆資金用於成立關稅專家委員會，以籌備將來的關稅政策修訂事宜，併為商業法庭處理州際貿易案件。他還支援所得稅修正案，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撤掉了醜聞纏身的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威廉·羅瑞莫。
1910年，《州際商務法》得到修訂和補充。1910年，亞利桑那和新墨西哥通過了一項授權法案。根據該法案，1912年，這兩個地區成立為州。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繼續執行西奧多·羅斯福時期就開始的一系列反托拉斯訴訟，並下令解散南太平洋公司、標準石油公司和菸草托拉斯，也處罰了其他許多壟斷企業。
在行政領域，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表現出了經濟管理方面的天賦。他敦促國會透過開支預算制度，並聘請了一組專家來幫助行政部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他一直努力擴大行政部門。直到1912年，在三十三萬四千名聯邦僱員中，只有五萬六千人的職務仍未分級。
在涉及與拉丁美洲的貿易、仲裁、中立和互惠方面的對外談判中，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政府表現最突出。在國務卿菲蘭德·蔡斯·諾克斯的協助下，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繼續發展與拉丁美洲的友好關係。批評家們將這一政策稱為“美元外交”，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和菲蘭德·蔡斯·諾克斯則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稱此舉是透過健全的金融政策實現對拉丁美洲國家穩定管理的過渡。
1911年，發生在墨西哥的一場曠日持久的革命導致總統波菲里奧·迪亞斯被逐出墨西哥，1912年，引發了反革命運動。在整個騷亂過程中，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堅定地保持中立，並敦促國會禁止向交戰方出售武器。這是中立國慣常做法上的一個進步，因為根據國際法，中立國是可以向交戰雙方出售軍火的。
1908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與英國和其他國家簽署了一系列一般性的仲裁條約，其中包含了對涉及國家榮譽和國際爭端的一般處理辦法。1911年，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與英國和法國簽署了更詳盡的條約，併成立委員會以規定仲裁審理範圍。但參議院拒絕批准這些條約。
與加拿大的互惠政策也是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關稅政策的一部分。1911年，他召集國會召開特別會議，批准對《佩恩-奧爾德里奇法案》中規定的利率做出調整。眾議院的民主黨多數派支援這一措施。為了確保法案透過，共和黨中堅分子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叛亂分子”反對這一做法，因為這樣可能會損害農民的利益。1911年9月，在大選後，加拿大也拒絕了這一措施，因為在該屆選舉中，對被美國吞併的恐懼是重要主題之一。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統治的政策沒有對黨派和人民產生影響，但也不像那些醜聞揭發者描繪的那樣糟糕。這些政策制定得非常詳盡，並具有建設性和啟發性，就連許多對手都加入到要求改革的行列中。很多政黨領袖也都對此很感興趣，因為這些政策關注他們個人的命運，也沒有像過去八年中那樣被總統的個人魅力所掩蓋。這些政策出自一位曾經的律師和法官，並因與共和黨中最不受新改革影響的一派聯盟而獲得透過，因此可能面臨指責其精神和意圖反動的抨擊。
1910年6月，共和黨的分裂越來越嚴重，西奧多·羅斯福也回到了美國。幾周後，他在西部的堪薩斯州奧薩沃托米發表演講，提出了改革的政治綱領，稱之為“新國家主義”。事實上，這一概念是經歷了四十年的歷史演變而來的，設想了國家在商業和社會方面的發展道路，並要求政府面對新的問題。“新國家主義”認為憲法權力已經應政府所需的大部分職能而存在，並要求透過制訂憲法修正案來補充缺失的權力。該政治綱領受到了強烈的推崇，也遭遇了猛烈的抨擊。
許多進步人士認為該綱領是對他們信仰的絕佳闡述，因而大力推崇。而保守派則傾向於認為這是一條社會主義或革命主義的綱領。它使西奧多·羅斯福恢復了在公共事務上的地位，並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並沒有像他的支持者和前任那樣，展現出一種受歡迎的領導能力。它給進步人士以希望，即透過自己的承諾和按照不成文的傳統，已經不可能第三次擔任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將幫助他們促使共和黨在1912年提名一個進步主義者為候選人。
進步派的具體原則包含了一系列政策，希望能推倒小集團控制政治的局面。他們一致要求透過倡議和全民公決、直接初選和直接推舉代表參加全國代表大會，以及直接選舉參議員。他們中的許多人支援的一種新的召回政策，將被應用於行政官員、法官，甚至是司法判決。婦女參加選舉也得到了普遍接受。
自1896年愛達荷州成為第四個允許婦女參加選舉的州以來，婦女選舉權事業在美國取得了巨大進步。在許多州，地方或學校都修改了選舉權的範圍。1906年，英國開始了婦女選舉權不受限制的新時期，並因為激進的婦女參政論者故意違反法律和破壞秩序的行為而得到了宣傳。雖然這種騷亂並不嚴重，但已經蔓延至美國。1910年華盛頓州，1911年加利福尼亞州，分別允許婦女參加選舉。到了1914年，隨著亞利桑那州、堪薩斯州、俄勒岡州、伊利諾伊州、內華達州和蒙大拿州的加入，透過婦女選舉權的州總數增加到十二個。
1911年和1912年之間的冬天，共和黨在下一屆全國大選中獲勝的希望渺茫。1910年，民主黨人獲得了眾議院的支援，在共和黨進步派的投票支援下，他們已經通過幾項關稅法案並呈遞給總統，按一個又一個的計劃削減了稅率。但每一項法案都遭到了否決，而每一次否決都讓進步人士更加堅定地認為，如果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不是固守現狀，就是政治上保守。
進步派共和黨人堅決反對重新提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而如果他重新得到提名，他們也不太可能大力支援他。許多共和黨的中堅分子也認為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不可能重新當選。支援進步派總統候選人的政黨派系比支援羅伯特·馬里昂·拉弗萊特的團隊更龐大，而且在各個領域都能聽到要求西奧多·羅斯福迴歸的聲音。
1912年2月，七位共和黨州長聯名請求西奧多·羅斯福收回他的承諾，接受提名成為候選人，雖然他們所在的州很可能支援民主黨候選人。這一請求得到了西奧多·羅斯福崇拜者的一致認可，他們相信只有這個人才能實現“新國家主義”的理念。那些不相信羅伯特·馬里昂·拉弗萊特能獲勝的進步人士，以及那些不惜任何代價想要贏得勝利的共和黨人則發現，他們只有透過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才能獲得勝利。
1912年2月24日，西奧多·羅斯福終於宣佈他願意接受提名，並解釋說，他之前拒絕接受另一個任期的意思是不接受連任，並參加了針對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們的遊說活動。
初選前的競選活動很難進行。在大多數州，無論是否支援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共和黨組織都掌握在那些並不支援西奧多·羅斯福的政客手中。當選民們擺脫州和國家委員會的控制，或者透過現有的政黨組織來達成他們的新要求時，一切已經太晚了。這種情況體現在提名流程的缺陷上，但可以透過直接初選加以彌補。在一些州，應公眾強烈要求，一系列關於初選的法律得以倉促透過，從而推翻了傳統的選舉制度。西奧多·羅斯福以極高的聲望吸引了羅伯特·馬里昂·拉弗萊特的眾多支持者。
1912年6月18日，在芝加哥舉行會議的一千零七十八名代表中有四百一十一名是西奧多·羅斯福的支持者。還有兩百五十多名是受命支援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遭到了西奧多·羅斯福代表團的質疑。當國家委員會否決了這些人的要求時，西奧多·羅斯福譴責他們的行為是“赤裸裸的盜竊”。因此，他也一定會和反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政黨派系結盟。
由伊萊休·魯特主持的代表大會幾乎得到了所有受到西奧多·羅斯福提拔的人的支援，卻最終重新提名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和詹姆斯·斯庫克拉夫特·謝爾曼。西奧多·羅斯福表示，任何誠實的人都不會將選票投給用卑劣手段上位的人。支援西奧多·羅斯福的共和黨人並沒有退出會議，但在休會時，他們舉行了一場群體會議，由他們的候選人發表講話，後來組成全新的進步黨。
民主黨顧問受到了共和黨分裂和共和黨保守派在芝加哥獲勝的影響。接下來的那一週，他們在巴爾的摩召開會議，威廉·詹寧斯·布萊恩也出席了會議並表現得十分活躍，但他本人並不是候選人。他們必須在籌款委員會議長錢普·克拉克、主席奧斯卡·安德伍德、俄亥俄州長賈德森·哈蒙、印第安納州長托馬斯·賴利·馬歇爾和新澤西州長伍德羅·威爾遜之間做出選擇。
伍德羅·威爾遜生於弗吉尼亞州，是著名的散文學和歷史學家。1910年，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一職，進入美國政界。作為州長，他展現出帶領政黨走向改革進步的巨大能力。在一些方面，他與西奧多·羅斯福和羅伯特·馬里昂·拉弗萊特並沒有什麼不同，但他們的做法都與自己政黨中的反對派有著天壤之別。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與西奧多·羅斯福——1912年的政敵
他很久以前就寫道：“一個總統無論在法律層面還是道德層面都是自由的，他要儘可能地成為一個偉大的人，重新整理能力的極限……他只能透過公眾輿論來影響國會。”之前與民主黨派系的關係讓伍德羅·威爾遜的立場有些尷尬。他曾態度鮮明地反對特權和企業對政治的影響，並得到了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和那些支援他的年輕人的堅定擁護，因而在第四十六輪投票中得到總統候選人提名，而托馬斯·賴利·馬歇爾州長得到副總統的提名。
1912年8月5日，進步黨在芝加哥召開會議，提名了西奧多·羅斯福和加利福尼亞州長海勒姆·約翰遜。他們倡導的政治綱領建立在社會公正和人權理念的基礎上，包括認真推進每一項重要的改革措施。他們認為兩個舊黨派都不適合推進進步工作。在競選活動中，他們的候選人和發言人透露了這些前“叛亂分子”的熱情和痛苦。
黨派分裂使選舉的主動權落入民主黨人手中。他們得以繼續控制眾議院，又獲得了參議院的控制權，並選出了伍德羅·威爾遜，儘管他在三次競選中獲得的選票都少於威廉·詹寧斯·布萊恩。這場競爭成了一種人身攻擊，因為很少有人公然抨擊進步黨宣稱的立法目標。西奧多·羅斯福的聲望吸引了許多民主黨人從支援伍德羅·威爾遜的隊伍中轉而支援他。但也有一部分人不支援西奧多·羅斯福。有些共和黨人擔心西奧多·羅斯福執政，而一些進步共和黨人也不滿他重返政壇，這樣一來，這部分人就會把選票投給伍德羅·威爾遜或是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912年11月，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只獲得了八張選舉人票，在民意調查中遠遠落後於他的兩個對手。在一場史無前例的獨立運動中，有四百多萬張選票來自新成立的第三個政黨。社會主義者投給尤金·維克托·德布斯的選票從1908年的四十二萬票上升到1912年的八十九萬五千票。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籠罩在黨內鬥爭的陰影中，而民主黨對眾議院的控制也削弱了他的執政效力。對托拉斯的控訴仍在繼續，繼郵政儲蓄銀行建立之後，包裹郵遞也出現在美國。所得稅修正案成為憲法的一部分，而直接選舉參議員的修正案也取得了進展。
最終，伍德羅·威爾遜成功當選總統。他組建了一屆由威廉·詹寧斯·布萊恩任國務卿的內閣，成員均為之前的進步民主黨。1913年4月，他召集國會再次修訂關稅，親自發表諮文，推翻了一個世紀以來的先例。在十八個月的時間裡，他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讓國會按照他的理解履行承諾。
關稅、貨幣和托拉斯是民主黨人的主要議題。在這些問題上，民主黨人公開表達了他們的積極信念。不考慮黨派聯盟，大量的進步人士都要求對這些問題立法。伍德羅·威爾遜總統開始一一解決這些問題，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強大領導能力。事實上，無黨派人士的觀點通常與他一致，這使大量停留在書本上的建設性立法成為可能。1913年10月3日，關稅問題進入法律。毋庸置疑，關稅是呈下降趨勢的。
同年12月23日，《聯邦儲備法》得以簽署。它修訂了銀行法，以提高其靈活性促進權力分散。1914年1月，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向國會提交了他的托拉斯監控計劃，主張成立委員會根據《州際商務法》管理貿易。1914年秋，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克萊頓反托拉斯法案》採納了這些建議。與此同時，1912年的《巴拿馬運河法案》遭到修改，取消了給予美國船隻的特權，伍德羅·威爾遜總統認為這違反了《海伊-龐斯福特條約》中的平等待遇承諾。民主黨多數派擁有一份自1890年以來國會透過的最重要的建設性法律的清單。1914年10月24日，該黨派同意休會，其成員回到家鄉，聽取選民關於國情諮文的意見。
經濟法律的透過需要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機智與能力。在他執政時期，共和黨對其政策沒有清晰的認識，內部還有許多反對派。墨西哥內亂不斷，使形勢變得更加棘手。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就職前不久，墨西哥又爆發了一場革命，緊接著維多利亞諾·韋爾塔將軍晉升為總統。被廢黜的弗朗西斯科·伊格納西奧·馬德羅的追隨者立即開始反抗。美國拒絕承認墨西哥的新政府，因為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政府，它的頭銜沾滿鮮血。美國始終拒絕承認墨西哥這場陰謀的結果。1914年4月，美國軍隊佔領維拉克魯斯，以報復維多利亞諾·韋爾塔政權的侮辱行為。1914年7月，在美國“觀望等待”的持續壓力下，獨裁者最終辭職。此後，立憲主義者們又騷動起來，但隨著時間的推進，來自墨西哥的危機似乎有所緩解。
1914年8月，歐洲紛亂不斷。19世紀中期，在奧地利對塞爾維亞的戰爭中，美國的軍備政策展現出合理的結果。俄國立即對它的斯拉夫親戚提供了援助。1914年8月1日，德國對其宣戰。又過了幾天，英國、法國與俄國聯盟反抗德國-奧地利聯盟。歐洲大部分國家陷入戰爭狀態。讓成千上萬因戰爭而受困的美國遊客回國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一要務。
在美國駐歐洲交戰各國大使的監護下，以及所有交戰國的幫助下，這些美國人得以安全回國。在此之後，美國出現了中立和商業問題。由於出口貿易的中斷，特別是棉花出口的中斷，美國各地都出現了大蕭條。一項關於將外國建造的船隻轉移到美國註冊的法律，以及另一項用於聯邦戰爭保險的法律都匆匆通過了。關於建立公共商船隊的問題也經過了討論。在這些問題上，美國花費了大量精力，之後國會宣佈休會，暫停了長期以來的繁重工作。
1914年，國會選舉深受歐洲戰爭的影響。1914年初，保守派越發反對民主黨的計劃，而民主黨多數派很可能會被削減。進步黨的勢力也逐漸被削弱，而共和黨的控制權回到了鎮壓叛亂分子的共和黨人手中。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精確中立政策贏得了各黨派的信任。儘管像伊利諾伊州的約瑟夫·格尼·坎農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博伊斯·潘羅斯這樣的保守派人士贏得了少數民主黨和進步人士的支援，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仍然得到了第六十四屆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多數支援。在1912年的選舉中，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進步派分散共和黨力量的影響。1914年，進步派的影響力可以忽略不計，在共和黨的圍攻下，民主黨維護了自身的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