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檔案，讓南京大屠殺主犯俯首認罪

來源：微信公眾號“CCTV國家記憶”（ID：cctvguojiajiyi）

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258萬餘卷的館藏檔案中，有一本不起眼的小冊子：作為一件文物，它記錄了一段真實的歷史；作為一份檔案，它在關鍵時刻影響了歷史軌跡，它就是被稱為“京字一號證據”的南京大屠殺照片檔案。

圖：南京大屠殺照片檔案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蘇里號”上籤下投降書，標誌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在歡呼聲中，那些犯下戰爭罪行的日本戰犯也隨即受到了正義的審判。

1946年8月，一輛黑色囚車秘密駛入了南京紫金山下的“國防部戰犯拘留所”，車上坐著的，正是押解至此的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

1937年12月，谷壽夫率日軍第六師團攻入南京後，開始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30多萬中國百姓和手無寸鐵的戰俘慘死在日軍屠刀之下。但在面對軍事法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審問時，罪行滔天的谷壽夫卻推脫說：“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蕪湖，在南京只有一個星期，沒有聽說屠殺訊息。”

主犯谷壽夫的狡辯，讓軍事法庭一時犯了難，由於缺少直接證據，軍事法庭號召南京市民主動揭發谷壽夫部隊的戰爭罪行。一時間，南京城人潮湧動，當年慘遭日軍燒殺搶掠的南京市民，紛紛來到臨時調查庭，哭訴日軍罪行。

在人群中，有一位名叫吳旋的年輕人，他將一本小相簿，小心翼翼地送到了南京市臨時參議會。這本小冊子，就是南京大屠殺照片檔案。

這本相簿，共有16張照片，每一張都是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駭人罪行的鐵證。

羅瑾 時為華東照相館學徒工

羅瑾說：“1938年的1月份，一個少尉日本軍官，拿著兩卷膠捲給我們衝，洗出來之後，我到後面要換水，換水的時候一看，全是殺中國兵頭的，另外還有一些強姦婦女的，我一看嚇一大跳，心裡就有一個動機，要把這些照片想辦法留一套下來。”

拍攝這些罪證的人，竟是行兇者本身，這是怎樣的喪心病狂，才會把行兇殺人的照片沖洗出來留作紀念？懷著悲憤的心情，當年只有15歲的羅瑾冒著生命危險將照片多衝洗了一份，偷偷保留下來並藏在身邊，後來又轉移到另一位愛國青年吳旋那裡儲存，經過8年的苦苦等待，才終於找到機會將這些日軍罪行公之於眾。

1947年2月6日，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開庭公審，吳旋上交的相簿，成為了“京字一號證據”，震驚了世人，在這份鐵證面前，谷壽夫心理防線徹底崩潰，只能俯首認罪。

3月10日，軍事法庭做出莊嚴判決：“谷壽夫在作戰期間，共同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並強姦、搶劫、破壞財產，處死刑。”

圖：谷壽夫被判處死刑

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被執行槍決。

檔案是歷史的見證，對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使檔案得以充分利用，助力於社會，回饋於人民，各類檔案的收集同樣是檔案工作的重中之重。

這份珍藏於中央檔案館的檔案，是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親筆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

佈告中特別提到了接管檔案的相關問題：“所有在官僚資本企業中供職之人員，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需照舊供職，並負責保護資財、機器、圖表、賬冊、檔案等”，“保護有功者獎，怠工破壞者罰”。由此可見，早在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就注意到了檔案收集工作的重要性。

1949年11月底，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指導接收工作委員會，組成以董必武副總理為團長的華東工作團，前往上海、南京等地進行檔案接收工作。

此時，雖然南京早已得到解放，但舊政權檔案的接收工作並沒有想象中的那般簡單。在當時，除了留在國史館的檔案檔案被順利接收並開始整理外，其他更多的民國政府檔案卻早已隨著國民黨的敗退而不知所終。

圖：國民黨軍潰敗

為了找回國民黨敗退時沿途丟棄的檔案，南京史料整理處的工作人員開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在全國範圍內收集、運送檔案的浩大工程。

在那個交通系統落後的年代，鐵路很少，檔案工作者們為了檔案的安全，不用水路運送檔案，通常是乘坐汽車行駛在崎嶇的道路上，在這一過程中，幾乎每位檔案工作者都經歷過終生難忘的生死時刻。

時任南京資料整理處主任的王可風就是其中的代表。

王曙生 王可風之子

王曙生說：“這麼遠的路，也沒有坐在駕駛室，父親坐在車斗上面押運檔案，非常危險，結果到山上一個急轉彎的時候，發生意外，車輪超過了盤山路，眼看就要翻下去，這個時候車沒向外倒，向內倒到公路上，要是翻下去萬丈深淵，一個人就沒有了，檔案也就沒有了。”

經歷了翻車意外的王可風沒有絲毫退卻，大夥兒齊力將檔案裝上車後，王可風坐上車斗，繼續保護這批珍貴檔案踏上旅程。在當時，像王可風這樣的檔案人，只是所有檔案工作者的縮影。

1980年3月17日，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國家檔案局印發《關於開放歷史檔案的幾點意見》。曾深藏於高牆大樓之內的珍貴檔案，從此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瞭解。特別是檔案史料的編輯出版工作，由此普遍開展，產生了較好的社會效益。人們對檔案有了新的認識與更多接觸，檔案利用也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

相比起一些特殊歷史事件的珍貴檔案，普通老百姓的個人檔案往往數量龐大且難以查詢，中國的檔案人又想出了什麼樣的辦法來解決這個難題呢？

在充滿歷史韻味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東側，一棟現代化的大樓顯得與眾不同，這裡是可以將紙質檔案變成電子檔案永久儲存的數字化中心。

早上8點，數字化中心早已座無虛席，一份份檔案從鑑別門類，到數字化複製加工，再到上傳伺服器，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這項工作已持續進行了十多年，在此期間，數萬捲紙質檔案透過這種方式變成了電子影象和資料，真正實現了縮略體積，永久儲存，利用起來也更加方便。

馬振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館長

馬振犢說：“我們的數字化工作是按照利用優先的原則，就是說老百姓檢視使用最高頻率的檔案我們先做，相對來說對外提供檔案的90%以上都可以得到電子化應用，現在這個工作已經圓滿完成了。”

檔案來源於社會，更應服務於社會，2007年以來，國家檔案局下發一系列檔案，指導全國檔案部門主動服務於民生，服務於百姓的民生檔案由此走入千家萬戶。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檔案事業的不斷髮展，檔案的利用工作也迎來了新的使命。中國檔案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用實際行動捍衛民族尊嚴。

2014年3月，國家檔案局以世界記憶工程中國國家委員會的名義，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遞交了《南京大屠殺檔案》提名錶，正式申報世界記憶名錄。

圖：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成功

2015年10月9日，經過詳細討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官網釋出訊息，公佈2015年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專案名單，其中就包括了《南京大屠殺檔案》。

經過中國檔案人的努力，這段令所有中國人悲憤的慘痛歷史，終於成為世界記憶，永載人類史冊。

從機密封閉到開放共享，從歷史研究到民生普惠。幾十年來，中國檔案事業的快速發展，使檔案利用也實現了從小利用到大服務的歷史性飛躍。未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的檔案利用也必將與時俱進，以嶄新的姿態和更方便、更快捷、更全面的服務，在全新領域助力中國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