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於1994年在廣東平遠縣與何冬青先生留影)
(三年前，筆者與何老有過一次「深度訪談」)
驚悉鄉賢何冬青先生辭世，享年九十三。筆者與何老的交往數十個春秋，腦海有太多的記憶。許多客家鄉親來電說等著看我的文字，但筆者百感交集，一時不知從何寫起。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他開啟手機跟我說，「文映，你這麼多年寫了大量客家題材的文章，我每篇都收藏。你走到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如果記不清寫過的資料，找我就行，我都給你存著呢」。
何老先生的那番說話，是筆者能夠堅持下去的動力之一。寫作之途崎嶇且寂寞，對欠缺文化底蘊的小女子如我，更是艱辛，真可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冬青先生在香港梅州籍客家圈子，德高望重，不怒而威。社團中有擺不平的事，眾人往往找他「仲裁」是非曲直，「大佬」地位可見一斑。
記得三年前，筆者與何老有過一次「深度訪談」，聊得很透徹。那年他九十歲，頭髮花白但身體硬朗，這從他端坐時筆挺的腰桿可以看得出來。歲月留下的春風和秋霜都寫了臉上。額頭和眼角刀刻一般有力的皺紋，掩不住風華正茂時俊朗的輪廓。
在人世間活了九十三個春秋，意味著經歷了很多很多。客家人是香港開埠早期最主要的建設者和貢獻者。但隨著這一代一代人的老去，帶走的是香港的集體記憶。
何老的口述，給了筆者很多「冷知識」，本文略舉幾例。
冬青先生1949年來到香港，持的是解放軍發的第一批港澳通行證。還在世的持有者，恐怕沒有幾個。
他回憶說，「那時候收音機還沒有普及，遑論電視了。五十年代旺角的彌敦道，是個空曠的停車場。繁忙的葵涌貨運碼頭，在六十年代是巨幅農地，我在那裡辦了一個農場，最高峰時養了六千隻雞。」
他初抵香港落腳的油麻地偉晴街，曾建有香港第一所『平民宮』，這是香港最早期的廉租屋，而且還是效仿廣州的做法。三十年代，港英政府鑑於本港貧民眾多，四、五十人同居一室，不利衛生，故有「平民宮」的建設，不僅為貧民提供容身之所，政府及慈善團體更期望藉此改善市民的精神生活，一改貧民窟窘困潦倒的狀態。
移居香港之前，冬青先生的經歷堪稱豐富。他於1943年在江西師範讀書，適逢蔣經國在贛南主政時期。在蘇俄歷經『冰天雪地十三年』磨練的蔣經國，回國之後被任命為贛縣縣長，發表過眾多演講與文章．內容涉及推行「新政」、懲治貪腐、修明吏治、興辦教育、發展經濟等，對何冬青這批有志青年影響深遠。
「江西雖有大量的客家人居住，但蔣經國的兒子蔣孝嚴不會說客家話，直至1949年外婆帶他們由大陸輾轉到新竹，跟鄰居小孩玩在一起的時候才學會的」。
1945年，何冬青轉學到了廣州文化大學。他很幸運，因為校長恰好是同鄉吳康，梅州平遠人歷史上第一位留學博士，平遠歷史上教育與學問楷模第一人。梅州客家人做生意的少，出門讀書做官或從軍的特別多。但像吳康這樣出類拔萃者也不多。他考入北京大學讀書，並與傅斯年、毛子水、俞平伯、楊振聲、羅家倫、顧頡剛等民國知識界的名流一同創辦《新潮》雜誌社。1925年冬，官派赴法國留學，獲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歸國後擔任文化大學校長。
(何冬青（右）與廣州文化大學吳康校長留影)
1949年政權易手（國民黨稱淪陷，共產黨稱解放），該校因為國共之爭『一拍兩散』，留下的先後併入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學院、華南理工大學，出走香港的那部分，則先後併入聯合書院及中文大學。
「大學本是求學問的地方，但因為政黨之爭、主義之爭而分道揚鑣，各為其主，以中國為最。海峽兩岸都有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交通大學，等等。外國人不理解，只有瞭解中國歷史的人，才知道這背後的悲歡離合的故事」。
何先生說，「在臺灣的蕉嶺人比大陸本土的多一倍」，「究其原因，家國離亂帶來多少人的顛沛流離。漂泊在海外的客家人，只是時代大潮不能自主的無根浮萍」。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流行一句話叫「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李惠堂是世界足球名將，也是香港客家人的驕傲。往事如煙，海內外能夠對李惠堂如數家珍者，莫如何冬青了。他給筆者看了一些年輕時與同鄉、球王李惠堂的合照，身高體型不相伯仲，大約是一米八三的個頭。
何老說，「李恵堂一生與五最有緣，共有五個五」，「第一，五華人；第二，出生於1905年；第三，與青梅竹馬的廖月英結婚於1925年；第四，於1955年倡導成立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第五，1965年當選國際足聯副主席，成為華人在國際足聯的最高職務者」。
「還有一個五，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他逝世於1979年7月，積閏享壽75歲」。作為李惠堂的摯友，何冬青珍藏著球王的許多照片，包括與蔣介石的合照，在世界各國奪冠歸來的紀念品。
何冬青先生出生於書香門第，從小在文化的薰陶下成長，深知教育改變命運的重要性。早年念師範醉心教育的何冬青先生,清醒地意識到香港教育之中的某些缺失，認為給女孩子們一個安寧的學習環境,有其必要和需求。
1966年秋季， 他毅然創辦了靜宜女子中學。經過多年的耕耘，靜宜女子中學迅速擴增為七間分校,學生人數多達7000餘人, 並在1972年，躋身香港十大獨立中學之列。
港英殖民管治的六十年代，政府規定必須使用英文，絕大部分學校也是全英文授課。中文受歧視的程度，現在的年輕人難以想象。為了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言之一，何冬青先生可謂是一馬當先的開拓者。1968年，他連同香港市政局議員黃夢花、香港政府華員會會長錢世年等愛國人士，發起成立香港中文教育促進會。當時直接參加這個愛國活動的民間團體、學校、工學聯盟以及大專院校學生會等多達四百多個，而動員工作的人數更接近四千人次。這是香港最大規模的一場群眾抗爭運動，受到了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嚴密監視。
何冬青先生等有志之士抵住壓力，奔走各區發動簽名，甚至遠赴倫敦，向英國首相提交抗議書，赴紐約向聯合國總部遞交逾32萬香港居民的簽名情願。1974年，港英政府終於宣佈中文和英文在香港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這場歷時四年的中文合法化運動，消除了官民之間長期以來的隔閡和障礙，加深了香港居民對母語的親切感。香港電臺電視部曾經制作播放「九七透視」特輯，對當年中文合法化運動的抗爭歷程，作出詳盡報道。香港媒體形容由何冬青推動的此次運動是「文化迴歸」。
從1983年中英兩國就有關香港迴歸問題召開談判開始，香港前景不明朗，掀起新一波「移民潮」。在時代大潮面前，個人命運就像滄海中的一葉浮萍。冬青先生一度忐忑不安，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他專程去美國和加拿大探路，最後覺得異國他鄉寄人籬下。再者，長期打拼下來的事業、辛勤積聚的財富，如果就此孤注一擲，風險太大。反覆權衡利弊，他很快打消了移民的念頭。
拿定主意之後，何冬青繼續開拓自己的事業版圖。早在1979年, 港英政府計劃推行代議政制,何冬青先生獲港督委任為諮詢委員會委員。走向議政論政生涯, 開展社群服務工作, 冬青先生髮現多了很多應酬，在酒樓茶肆消費大增。他靈機一動，覺得不如自己開辦酒樓。這個想法，跟同是客家人的「萬金油大王」的胡文虎在報紙投放大量廣告，不如自己創辦星島日報有異曲同工之妙。
1985年，冬青先生的第一間酒家――青葉海鮮酒家開張營業，之後一發不可收，富東、富泰、富澤、逸東海鮮酒家相繼開業。為方便管理,何冬青先生成立七洋發展有限公司， 將五間海鮮酒家納入集團化管理。
由於對香港社會貢獻卓著，1982年獲英女皇頒授榮譽勳章，1984年獲港督委任為太平紳士。
香港迴歸前夕的1995年，冬青先生被國務院聘為港事顧問， 同年當選為葵青區議會第一屆主席、並連續三屆擔任香港區議會主席聯會主席。1997年迴歸後，當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成員。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充滿家國情懷的他，於2009年成立「何冬青教育基金」，專注於國內中職學校免學費試點辦學，幫助中國農村家庭年純收入1500元以下農戶實現下一代的教育夢。至於社團工作方面，何冬青先生更是一位積極的資深前輩。他是世界客屬總會的創會成員，繼羅香林教授之後擔任香港地區的召集人，也是第一批被授予「梅州市榮譽市民」稱號的香港人。
(1994年參觀何冬青先生資助的學校，受到師生的熱烈歡迎)
冬靑先生經歷了大陸的革命狂飆歲月、受殖民統治香港的滄桑，以及迴歸祖國之後的鉅變。這近百年的歲月，亦是近現代中國的一個縮影。人生易老天難老，但願先生一路走好。
作者：林文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