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禾/文 在地球這個45億年曆史的藍色星球上，生命最早出現於約35億年前的原始海洋中。而人類作為一個單獨的物種，出現於大約100萬年前，也就是最後0.029%的時間。
但是，在人類出現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人均GDP都沒有出現大幅的飛躍。直到大約發生於250年前的工業革命開始，人類社會的GDP才開始一路上漲，而這250年，也只佔100萬年的0.025%。
把這兩個百分比相乘，我們會得到一個更小的數字，0.000007%。也就是說，在這個星球已知的生命歷史中，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幾乎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在最後0.000007%的時間裡，被有意識的創造出來的，真可謂是“萬世一時”。
那麼，在過去兩三百年中，我們這個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才造成如此巨大的飛躍？在造成社會如此巨大的改變之中，有組織、有意識的科學技術領域的創新，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為了告訴我們創新究竟從何而來，英國著名科普作家馬特•裡德利，用他的新作《創新的起源：一部科學技術進步史》，向我們展現了科技創新是如何發生、如何展開的？而當創新遇到了阻礙，又如何不屈不撓的、徹底的改變了世界？
創新的起源
作者: 馬特·裡德利（Matt Ridley）
出版社: 機械工業出版社
副標題: 一部科學技術進步史
譯者: 王大鵬 / 張智慧
出版時間: 2021-6-20
創新構成的世界
看看我們今天的生活，我們應當感到慶幸。和哪怕只是幾百年前相比，今天人們的生活水平，都要比那時候大幅提升。
從人均壽命來說，今天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人均壽命，都比幾百年前要延長了1-2倍。而從工作小時來說，今天的人均工作小時數，要遠遠低於封建時代。今天人們的體重普遍正常、甚至超標，當年隨處可見的飢餓與瘦弱的體型，在今天這個社會已經不常見到。
在醫學方面，今天的孕產婦死亡率之低（在一些發達地區可以達到十萬分之幾），在古代即使是最尊貴的帝王之家，也絕對不可能達到。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康熙皇帝，被選做繼承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曾經得過天花並且倖存。因此，康熙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死於天花的機率就低於旁人。但是在今天，天花這種傳染病，已經在疫苗的作用下被連根拔去。
今天的人們所享受的物質生活，是幾百年前的祖先們完全無法想象的。正常工薪階層每個月都可以買不少新衣服，這在幾百年前不可想象，更遑論今天的衣服質量比當年要好得多。
今天的人們可以隨意享用空調和冰箱，而這在中國古代，是被稱為“伐冰之家”的尊貴家庭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唐朝的楊貴妃曾因為“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奢侈生活，被當時的人們所鄙夷，而今天只要在荔枝豐收的季節，中國任何一座城市的水果超市都能有荔枝出售。
對於熟悉歷史，尤其是經濟史和生活史、而不只是帝王將相傳記史的人們來說，今天的生活比幾百年前的改進之大，是讓人震驚的。在這幾百年之中，人類社會最巨大的、不同於以往幾千年的變革，就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科學技術創新。可以說，創新造就了我們今天的一切。
那麼，這些科技創新，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漸進多於突變
只要仔細觀察，我們就會在生活中發現無數創新留下的財富。今天幾乎每家都有的電熱水壺，讓人們可以隨意飲用燒開的、沒有病菌的飲用水，這在沒有電能的時代是不可能做到的，用柴火燒開一壺水的費力程度，你能想象嗎？
就連在今天公寓中隨處可見的抽水馬桶，也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創新。如果沒有這些由水箱、座便器和S型彎構成的抽水馬桶，人們想要得到潔淨的生活，幾乎沒有可能。在中國古代的風水學中，居室必須建造的遠離廁所，就是因為那個年代的廁所糞便橫流、蚊蟲亂飛、極其不衛生。而在抽水馬桶被普遍使用的今天，毫不誇張的說，現代的衛生間甚至可以比古代蚊蠅亂飛的廚房還要乾淨。
作為一個對於我們如此重要的創新，抽水馬桶的發明帶有許多科學技術發明的典型特徵，漸進式的創新遠遠多於突變式的創新。
在我們的普遍意識中，科學發明被文學家描述成了一種突然產生的事情。艾薩克•牛頓被蘋果砸到腦袋，就發現了萬有引力；阿基米德在坐進浴缸的一霎那，發現了浮力的存在。
其實，創新的步驟遠比這些文學化的描述來的緩慢、複雜。一代代能工巧匠們不斷對一種裝置、或者一個理論完善升級，才是創新的真相。那些看似激動人心的瞬間，只不過是文學家們為了調動我們的情緒，創作出來的場景而已。
如果沒有蘋果砸到牛頓頭上，他也一樣會發現萬有引力；或者即使沒有牛頓這個人，萬有引力也一定會被另外一個人所發現。有時候，一種創新會被好多人做出來。之所以大多是漸進、而不是突變的，這背後的原因我們等會兒再看。
我們先來看看裡德利在《創新的起源》中所記載的抽水馬桶的創新史。
在1596年，伊麗莎白一世的教子、約翰•哈靈頓爵士（Sri John Harington），就發明了一個抽水馬桶的原型。但是，哈靈頓爵士的抽水馬桶只是把排洩物沖走，卻沒有解決馬桶中的異味問題。
直到一百多年以後，出生於1733年的英國發明家亞歷山大•卡明（Alexander Cumming）給抽水馬桶的下方加上了S型彎，這才用清水隔絕了臭氣。到了1778年，約瑟夫•布拉默（Joseph Bramah）又給抽水馬桶設計了螺旋狀的水流，增加了抽水馬桶的清潔能力。而一直到19世紀末，室內抽水馬桶才真正成為一個生活必需品。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所熟知的抽水馬桶，其創新過程持續了整整300年的漫長歲月。如此漸變、而不是突變的創新過程，也曾經出現在許多發明創造上，比如集裝箱、汽車、飛機、飛艇、燈泡、計算機、槍械、坦克……
對於這一併不浪漫的現象，馬特•裡德利在《創新的起源》中做了如此的描述：“你觀察的越深，你就越不太可能看到一個突變的時刻，反而只有一系列的小步前進。你不可能說，具體哪一天，是在它之前計算機不存在、過後卻存在的日子。正如你不可以說，某個類人猿是猿，但是她的女兒是一個人一樣。”
漸進的創新能取得的成就之大，就像一幅關於胡佛水壩（曾經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建築）的漫畫一樣。這幅漫畫描繪了一隻海狸和一隻兔子在看胡佛水壩，海狸對兔子說，“這壩的確不是我造的，但是它的創意來自於我修的小水壩。”要知道，海狸是一種會用倒下的樹木建造一個超小型水壩的動物。
那麼，你覺得在胡佛水壩的創造中，是海狸的“突變式創新”更重要呢，還是後來人類所做的、基於海狸的水壩原型的“漸進式創新”更重要呢？
創新常常出於偶然
在“漸進遠多於、重要於突變”的特性之外，創新的第二個特性，就是許多創新是偶然發生的、而非有計劃地創造出來的。這種“偶然性遠大於計劃性”的特點，導致創新的起源變得更加難以捉摸。
治療男性性功能障礙症的輝瑞公司所研發的藥物萬艾可（Viagra），在其研發之初，是奔著研發心臟病藥物的方向進行的。結果，心臟病沒有治好，卻歪打正著的創造出了世界上最負盛名的一款性功能障礙症藥物：輝瑞公司也從中賺到了不菲的利潤。
谷歌公司的創始人最初沒想弄一個搜尋引擎，而Instagram（一款圖片修飾應用軟體）的創始人最初試圖做一個手機遊戲軟體，推特（一個廣受歡迎的社交網路）的創始人最初則試圖發明一種讓人們找到播客的方法。顯然，創新的出現和這些最初設想完全不一樣。
今天我們常見的微波爐，是美國軍火企業、雷神公司的高階工程師珀西•斯潘塞在研究雷達真空管時，無意中發現了微波的加熱效應，從而創造出來的。而今天人們在親子鑑定、犯罪識別等領域常常用到的基因識別技術，一開始只是為了研究人類DNA變異而進行的研發，結果在研發過程中發現每個人的DNA都有所不同。到了今天，這項技術在社會領域中所起到的作用，絕不輸於在醫療領域中起到的作用。
所以說，創新的過程充滿了隨機性和偶然性。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資本市場上，對於創新型企業的投資如此之難。當發明家和創新者本人都搞不清自己的創新究竟能搞成什麼樣、會有怎樣的社會應用場景，那麼手握金錢、置身事外的投資者，又如何能做到準確的判斷呢？
一共有21個人獨立地將電燈泡發明出來
進步方向難以預測
在“漸進性”和“偶然性”之外，創新的產生還有一個特性：難以預測性。對於許多已經度過了“偶然出現”、進入了“漸進演化”的創新來說，其演化的方向，往往也是難以預測的。
比如，在交流電和直流電同時出現時，人們爭論到底應該普及交流電還是直流電，在當時，大發明家托馬斯•愛迪生就強烈支援直流電，理由是直流電更安全、交流電會電死人。
但是，隨著電能的普及，交流電而不是直流電，憑藉更高的效率成為了勝出的技術。今天，雖然交流電仍然會電死人，但是我們憑藉更加安全的電氣裝置，已把這種危害下降到很低的水平。
交流電和直流電的事實證明，大發明家愛迪生也會搞錯，如果連愛迪生都無法準確判斷創新的發展方向，那麼今天的我們，又如何能判斷準確一項技術的創新方向呢？
在航空器發明的初期，飛艇曾經一度主宰天空，可今天除了一些科學研究和軍事偵察，飛艇已經退出了絕大多數領域。在新能源汽車發展如火如荼的今天，電能、氫能、三元鋰電池、磷酸鐵鋰電池、鈉電池……種種技術路線彼此爭奪，至今尚未有定論。
在手機剛出現的頭十年裡，諾基亞公司仍然把手機的堅固耐用作為評判標準，結果被提供了更多服務、但是機身卻很脆弱的智慧手機彎道超車。
所以，創新這種驅動了人類文明發展的神力，是如此不可預測、不可捉摸。那麼，為什麼這種不可捉摸的創新因素，卻能夠讓我們的社會步入今天的輝煌呢？
創新與社會相互激勵
雖然創新如此不可捉摸，但是有趣的是，從社會整體發展的角度來說，創新又是必然產生的。
在《創新的起源》一書中，馬特•裡德利指出，關於創新在某一時刻必然產生的最好的例子，莫過於電燈泡：“一共有21個人獨立地將電燈泡發明出來，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這些人都不知道彼此正在做發明電燈泡的工作。”
在另一段文字裡，裡德利從多個案例中指出，創新往往不是由一個發明家孤立完成，而是同時有多個技術團隊在入手。就算史旺或者愛迪生，以及佩奇和布林在幼年遭遇不測，世界上還是會出現電燈泡和搜尋引擎，可能這些發明會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問世，它們的名字和樣式會變得不太一樣，但是創新依舊會發生。
這似乎有些令人難以接受，但對每一位科學家和發明家來說，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即使沒有紐科門，蒸汽機還是會在1730年前後出現；沒有達爾文，則會由華萊士（Wallace）在19世紀50年代發現進化論；沒有愛因斯坦，亨德里克•洛倫茲（Hendrik Lorenz）也會在幾年內提出相對論；沒有西拉德，鏈式反應和原子彈也會在20世紀的某個時間點問世；以及就算沒有沃森和克里克，莫里斯•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和雷蒙•高斯林（Ray Gosling）也會在幾個月內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更別說威廉•阿斯特伯裡（William Astbury）和埃爾文•貝頓（Elwyn Beighton）早在一年前就發現了DNA的結構，只不過當時他們還沒有辨認出來。
從人類的文字這個遠古時期的發明中，我們也可以體會到這一點。在中國的傳說中，倉頡造字是漢語的起源，似乎沒有倉頡我們就不會有文字。實際上，今天的研究越來越傾向於認為，最早的漢字並非由倉頡一人創造，而他可能只是把大量人們已經在用、但是並不規整的文字進行了整理。
而與漢字同時——或者稍微早晚一些，世界上其它文明也都發明瞭自己的文字，包括拉丁文、瑪雅文、古埃及文等等。這些文字彼此迥異，證明他們的發明者彼此沒有溝通：那個時代也不允許他們互相溝通。但是，當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文字的出現似乎一定是必然。
也就是說，創新並不是從0到1的產物，似乎沒有單個發明家，某些東西就不會被髮明出來。創新更應當被理解為是一種社會現象：當社會發展到某個層次時，某種創新會自然而然在社會個體中產生。同時，這些創新反過來會繼續激勵社會的發展。
在過去兩三百年裡，這種“創新與社會進步的相互激勵機制”，可能正好觸及了一個爆發點：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發展末期，社會開始變得足夠富裕；歐洲的黑死病又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人均財富進一步增加；馬鈴薯的出現讓人們開始有更加充足的食物（以及更多的空餘時間用來琢磨創新）；同時出現的對私有產權保護、專利制度、有限責任公司制度等等，又進一步刺激了人們追求科學技術的改進；同時，新大陸的發現和航海技術的提升，更加刺激創新的發展。
當這一切因素在兩三百年前彙集時，人類社會出現了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創新開始大量的、系統性的刺激社會經濟的增長。而這種刺激又反過來帶動了人們的創新性，工業革命以後的人們開始意識到，憑藉凡人的雙手進行創新，所獲得的社會改進，遠比向神祈禱來得更有效果。
當宗教的教條統治讓位於世俗的利益，當封建王權的壓制讓位於對財富的渴望，人類的創新能力在兩三百年前，如同被一系列條件激發出來的核裂變一般，突然達到了臨界點，不可阻擋地膨脹開來。人們勇於嘗試，不懼失敗，只為了憑藉自己的努力和運氣，創造屬於自己的、更好的生活。
由此，在創新的催化之下，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便一路增長，再不回頭。
（作者為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資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