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諍將軍
明末詩人程允升，曾寫過這樣一句詩：“識時務者為俊傑，未先幾者非明哲”。
放在戰爭年代，這種“智慧”所面臨的任何一種選擇，都會帶來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王諍正是這樣一位深諳此種“生存之道”的“智慧”者，他雖生逢亂世，卻精通作戰之“道”。
他雖然戰敗被“虜”，卻有著過人的遠見卓識，他是“智”者，也是“虜”軍中的能力者。
王諍將軍
1928年，17歲的王諍躊躇滿志地踏入了，南京軍事交通技術學校，成為了一名光榮的通訊學員。
因為在學校出類拔萃的表現，王諍學滿一年，就受到了國民政府的重用，被分配到國軍第9師，做一名無線電報務員。
在那個軍閥混戰、蠻夷入侵的年代，知識分子與技術性人才相當匱乏，能學得一技之長，必定能有所用。
再加上“通訊”技術在舊社會的中國，實屬新型技術，除了勾結帝國主義國家的國軍具備，我黨大部分部隊只聞其名不見其物。
然而，冥冥之中一場“浩劫”將至，正是因為這場“浩劫”使得我軍第一次擁有了通訊高科技“電臺”。
紅軍時期的破舊電臺
1930年，王諍因為出色地工作表現，被調往國軍第18師張輝瓚部下擔任中尉報務員。
同年12月，蔣中正調集十萬國軍，對中央紅軍發動全面進攻，也就是我軍歷史上第一次反“圍剿”之戰。
而王諍作為國軍通訊中尉，也跟隨張輝瓚率領的第18和50師團進攻中央蘇區紅軍。
幸運的是在毛澤東、朱德同志的英明指導下，蘇區紅軍在龍崗區重挫國民軍。
不僅俘虜了國民軍9000餘人，還活擒了國軍將領張輝瓚，以及通訊部門的中尉王諍。
王諍本以為做了我軍俘虜必定九死一生，即便活著也是受盡折磨，沒承想我軍不僅優待戰俘，還給予正確思想教育。
除此之外還給他們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正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王諍等人也有了認清時局的“新思想”。
青年王諍
如此，王諍便帶著國軍通訊部剩下的一行人，再加上一臺破敗的軍用電臺和幾箱電訊器材與資料，正式加入工農紅軍。
毛澤東與朱德同志高度重視王諍同志的加入，尤其是那臺隨之而來的英產的軍用電臺。
儘管那臺裝置，沒有單獨充電裝置，全靠人力踩踏發電，還在作戰過程中損壞了一部分零件。
可對於蘇區紅軍來說，卻是如獲珍寶那般，畢竟我黨與國軍裝備差異之大，傳播情報全指望人力騎馬。
如今，有了這部電臺，即使功能不全，只要能接收情報，假以時日，我軍定會擁有自己的通訊作業部門。
紅軍時期電臺
老話說:“不逼迫自己一把，你都不知道自己會多優秀”，如果不是國民軍的多次“圍剿”，紅軍也不會火速發展出自己的通訊部門。
那是1931年初，蔣中正極不甘心第一次圍剿的失敗，進而又開展了第二輪對蘇區紅軍的“圍剿”。
這一次蔣中正調集20萬兵力，分別向蘇區紅軍四面八方圍擊，企圖將蘇區紅軍“圈禁起來”一舉拿下。
針對國軍的這一舉動，毛澤東同志隨即下令，組建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電臺大隊。
而王諍成為名副其實的電臺大隊長，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王諍也是時候“展現真正的技術了”。
解放軍通訊員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圍剿”正式拉開帷幕，國民軍正兵分四路向江西蘇區步步逼近。
其中由王金鈺率領的國軍第五路軍，從河北前往江西的途中，歷經多地士兵大都出現水土不服等現象。
除此之外，國軍左翼將領所率領的分支，也皆數出現此種現象，士兵們非但沒有作戰氣勢，還生病了上千人。
面對部隊的此番現象，王金鈺正緊急發動電報，給國軍圍剿總司令何應欽。
不料，這一過程正好被坐在電臺前的王諍所截獲，除此之外，王諍還了解到國軍正在策劃轉移路線，向富川宮秉路調整。
圍剿總司令何應欽
王諍剛截獲完這一訊息，便立即向毛澤東與朱德同志緊急彙報。
毛澤東聽罷，十分興奮，只見他一面叼著煙一面興高采烈地同朱德同志說：“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小王同志可立了大功了”。
話罷，便直接下令，讓朱德總司令調出2萬兵力，連夜趕到富川，提前埋伏在四周“守株待兔”。
待王金鈺的兵力進入富川之時，便蜂擁而上，一舉殲滅，就連公秉藩師的萬人兵團，也被我軍拿下三個團。
這一仗打得可謂痛快之極，不僅繳獲敵軍重機槍百十餘挺，還為我軍擴充了幾千兵力。
作戰時期的何應欽
唯一有些遺憾的是，讓王金鈺逃跑了，但我軍幸好有王諍這樣的“通訊”大隊長在。
才使得我軍急行軍在接下來的數十天裡，指哪打哪，作戰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
整整半個月，因為王諍截獲的情報，我軍共行程700多里，與國軍交戰35餘次，更是重新整理了0失敗的記錄。
毛主席甚是歡喜，遂在蘇區舉辦軍民聯歡會，慶祝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
與此同時還在會議上，同軍民們大讚王諍同志：“王諍同志為我軍此次勝利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
“因為王諍同志，我軍也有了電臺裝置，也有了 “千里眼”和“順風耳”，這是打擊敵人的關鍵法寶“。
毛澤東與瑞金紅軍
除此之外，毛澤東同志還特意將王諍請上主席臺，希望軍民共同認識下工農紅軍的好“戰士”和好“幫手”。
這是王諍從軍以來，第一次收穫雷鳴般的掌聲，以及黨內重要領導人的認可與賞識。
至此，王諍便帶著滿腔熱血與油然而生的紅軍自豪感，更加堅定地投入到通訊工作當中去。
1931年7月，蔣中正越挫越勇，接連發動了第三次“圍剿”作戰，這一次國民政府將兵力集中到30萬人。
為了保障蘇區紅軍之間的作戰聯絡，王諍想方設法在每一個師部都安裝一部無線電臺。
關於密碼的設定，更是向周恩來同志學習，並改良其所建立的“豪碼”，更是得到周恩來同志的褒獎。
除此之外，王諍在輔助作戰之餘，還致力於培養新的無線電臺操作員，如此便能讓各個師團都能及時為總部所調配。
除了授業解惑之外，王諍還四處收集金屬材料，用來製圖畫樣，為電臺自制出缺失的零件，將數十部小電臺變廢為寶。
時至第三次反“圍剿”完全勝利，蘇區紅軍的大電臺數量已經擴增到6臺，小電臺13臺。
因為在作戰之中的傑出貢獻，王諍一再受到中央蘇區的表彰，並且被升為紅一軍司令部通訊主任。
直到1934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至高無上的黨員，並一路保護紅軍北上向陝北革命根據地挺進。
黨員王諍
延安時期，王諍時任軍委通訊科科長、軍委第三局局長，並致力於建設延安通訊事業部。
時至1940年前後，王諍按照鬥爭需要，將軍委第三局的專屬電臺，與聯絡的物件，按照工作性質進行劃分。
分別是，中共中央通訊部、中央軍委通訊部、保安隊聯絡部、商業情報聯絡處等80個精細部門。
因為職能的精細劃分，極大地促進了黨中央與各個地方部門之間的聯絡，還加強了黨中央的指揮力度。
除此之外，王諍還著手建立了延安第一個廣播系統，“延安新華廣播電臺”。
該電臺於1940年12月30日，正式將延安革命聖地的聲音，傳遍了祖國的大好河山。
從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廣播事業正式走向歷史的舞臺，也向全世界宣告了，共產黨人的波瀾壯闊。
歡喜之餘，王諍在軍委第三局，還建立了獨立刊物，以便於交流與傳播通訊知識與技術。
為了支援王諍的工作，毛主席親自在刊物上題詞：“通訊戰士”，甚至在刊物成立一週年之際再一次為其題。
如此，紅軍內部完善的通訊作業網路，便就此誕生，這為我軍反侵略作戰提供了有力的指揮保障系統。
從此，延安紅軍不再是那個任人誣陷的“羔羊”，也不再是那個揹負神秘能量而不為所知的模糊“團體”。
延安第一座電臺遺址
時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王諍實至名歸地成為我國軍委電信總局局長。
並在1950年兼任我國電信工業局局長，正式領導和指揮全國範圍內的通訊廣播業務的開展和實施。
正所謂：“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通訊事業前進一小步，便是中國文明建設一大步。
如此，在王諍的帶領下，我國通訊事業、用電系統、廣播系統，正從城市大步走向農村各地。
每當佳節來臨，於天安門城樓眺望萬家燈火，那不僅是生活的氣息，更是生機勃勃的希望。
60年代的中國夜景
而王諍在中國通訊事業上的故事，依舊重新整理著新的篇章，從抗美援朝破解敵方電磁波干擾，到順利支撐我軍戰機起飛。
從保障我國西北地區 “兩彈一星”實驗室，拒絕敵軍的無領土意識的偵探行為。
到成功攜手張履謙同志，研究出地空導彈基地，防禦作戰方式“近打”、“快打”。
再到該方法成功奏效，並多次加以改進，數次擊中美製U2高空偵察機，致使U2再也不敢肆意偵查我方基地。
這一切都是超出普通，通訊事業的技術性操作，正如之前所說：“不逼自己一把，就不會知道自己有多優秀”。
美製U2偵察機
正是這種優秀，讓王諍等人，在毛主席的見證下，被授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
除此之外，還被授予“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八一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這是我黨能夠給予支援作戰，和為祖國和人民謀福利的共產黨員們，最高的嘉獎。
對於王諍在抗戰時期和長征時期，對毛主席事業的支援和肯定，他毋庸置疑地又一次受到了毛主席的嘉獎。
“王諍同志是有功的，他是解放軍通訊事業的鼻祖”，寥寥幾十字，短短兩行情，卻將王諍將軍這半生的貢獻完美總結。
王諍將軍戎裝
而王諍依舊踏實肯幹，依舊在我國電子通訊事業上兢兢業業，開拓創新，直到十年浩劫臨頭。
王諍依舊是那個愛黨如初，為中國機械工程和電子技術行業的發展，做出傑出貢獻的共產黨人。
直到1978年，王諍同志因病不治去世，在去世的前幾天，他依舊身兼數職，屹立在工作崗位之上。
如此敬業之人，堪稱業界勞模，正所謂：“虎父無犬子”，“名將手下無弱兵”，所以王箏的7名子女都各自有志。
其中長子王蘇民，更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從小就接觸無線電相關知識，並且如願以償地考上了清華大學雷達系。
王諍子女
而畢業之後的王蘇民，被分配到我軍總參謀處工作，在整個職業生涯當中，從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一路晉升為中將軍銜。
次子王皖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技術學校畢業，畢業後分配到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
是攝影家，也是新聞社的前方記者，比起大哥王蘇民從政，王皖民則更喜歡遊走在祖國各地，拍攝出絕美的山水風情。
而小兒子王建新，畢業於解放軍南京通訊工程學院，與父親及大哥王蘇民所涉及的專業相通。
畢業之後，王建新沒有急於從業而是選擇繼續深造，待研究生畢業之後，被分配到我軍總參謀部第61研究所工作。
王諍與妻兒
此時不同於往時，王新建從業之時，國家已經向現代化躍進，因此王新建便在研究所裡，從事的是指揮自動化的研究工作。
王新建的職業生涯，從研究所的研究員晉升到研究所所長，再一路晉升為少將軍銜。
時至王諍長孫王雷雷的誕生，我國已經走進社會主義新時代，和新科技時代。
待王雷雷從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之時，電子技術已經延伸到空中網路的範疇。
而王雷雷也獨自創辦了屬於自己的“空中網路”，不得不說王諍的後代就沒有等閒之輩。
王諍不僅培育出了兩位將軍兒子，還將智慧惠及到孫子輩，當然這都是王諍後代之中比較活躍的部分之一。
王諍與孫子
未曾提名的，亦是低調之人，他們依舊憑藉自己的獨特專業技巧，在各自的領域裡熠熠生輝。
這便是通訊鼻祖王諍將軍的一生，也是王諍將軍用嚴格的家規影響出來的優秀人生。
從大革命到第一次反“圍剿”，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再到抗美援朝，王諍用畢生所學，無數次挽救革命於水火之中。
直至新中國成立，舉國上下燈火通明，用電不再是渴望，廣播不再限於軍用。
王諍將軍將這一生簡單、純粹、無條件地貢獻給祖國建設事業，是無私的，也是令人欽佩的。
王諍
正所謂：“壯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貞”，如今華夏盛世，祖國安樂和平，“死”是一種建立在對祖國忠貞上的一種“”。
我們不怕“死”，更不會不忘記那些為祖國建設，鞠躬盡瘁耗盡最後一滴血液的忠臣。
更不會遺忘那些革命志士，為國為民所作付出的所有汗與血，並以此為諫，昂首闊步在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康莊大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