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的一天，洞庭湖畔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四處都透露著春意盎然的生機。湖南省岳陽縣新牆鎮文家屋場轟動了，鄉親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只為迎接一位大人物的到來。這位大人物就是時任解放軍湖南軍區副司令員的文年生將軍，32年前，年僅12歲的他負氣出走，如今回來已經成為遠近聞名的大將軍。
文年生，1907年2月28日出生在文家屋場，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但他們家有一個聲名顯赫的祖上。根據族譜記載，文年生是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第十二代後人，或許正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激勵著後人，讓文年生成為開國將軍。但在文年生的童年記憶裡，卻只有一個“窮”字。
據文年生後來在自傳中寫道：“當時家裡只有田二畝，房子四間，另外欠債光洋一百多元。主要依靠父親文養然種田、做短工、抬轎子，母親紡紗織布勉強維持生活。一年的糧食只夠半年吃，四季離不開雜糧野菜。”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文年生8歲開始幫父親種田、打柴、撿糞，幫地主家放牛。10歲時進入文氏祠堂的私塾中讀夜學，但僅僅學了一本《百家姓》，就因為家裡交不起學費而輟學。無論文年生怎樣鬧著要上學，家裡總歸還是無力支付。母親本著“手藝在身不怕窮”的原則，為他選了一條更為穩妥的道路，將他送到姑父瞿海平那兒學裁縫。
翟海平既是文年生的姑父，也是舅父，算得上的極為親近的親人了，但這個駝背男人性情暴戾，待他極為刻薄，動不動就用做裁縫的尺子打他。姑母小名叫麼姑娘，平日裡對侄兒也沒什麼好臉色。文年生白天做工，回來還要給姑母看孩子，孩子哭了還得捱揍，整天受氣捱罵，連飯都吃不飽。
1919年初的一個晚上，天氣非常寒冷，文年生舉著一盞桐油燈上茅房，一不小心將燈掉進了糞坑。第二天，姑媽逼著他光著膀子跳進一人多深的糞坑，把燈撈上來。性格倔強的文年生感到受了奇恥大辱，一氣之下跑回家去。回到家裡，生活還是那樣貧窮，文年生吵著要讀書，得到的不過是母親的唉聲嘆氣。到最後，母親還是逼著他回姑父家去學裁縫，文年生卻再也不願回去了，年僅12歲的他在一個清晨負氣離家出走了。
文年生雖然小小年紀，對於這次出走卻是非常的堅決，他徒步60多里穿過荒山野嶺，隻身一人流落到了岳陽縣城。之後，他又越過長江，走到了離岳陽縣城80裡外的湖北監利縣尺八口鎮，在一家木匠鋪當學徒。年幼體弱的文年生連木匠鋪的斧頭都掄不動，只能做一些打雜的活。兩年後，文年生又回到湖南，在華容、南縣等地幫人做工、種田、挑土築堤，受盡了屈辱。
1926年，北伐軍攻佔華容縣城時，19歲的文年生連工資和行李都不要來，就跑去參軍。1930年，文年生不滿新老軍閥連年混戰，就想去投奔紅軍，但策劃了幾次都沒成功，卻有三位兄弟因此被槍殺。直到1930年6月份，文年生終於離開湘軍到了長沙，正好趕上彭德懷率部攻佔長沙。
文年生在紅軍中作戰勇敢，長征時已經升為團長。張國燾搞分裂時，曾命令紅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率騎兵，阻止中央北上。在此之前，為了保護毛主席的安全，彭德懷派文年生率領紅三軍團教導營，去當毛主席的護衛。在激烈的爭辯中，李特竟然拔出手槍要行兇，正在毛主席身邊的文年生見狀，也拔出了手槍，對準李特，警告他不要做蠢事，只要李特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他們一個都跑不了！
抗戰爆發後，文年生被任命為八路軍一二零師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團團長兼政委，留守陝甘寧邊區。在此期間，文年生率部抗擊了日寇向邊區河防發動的23次進攻，大小戰鬥70餘次，勝利完成了毛主席交給他的保衛黃河的任務。此外，文年生還因為在大生產運動中的優秀表現，被評為生產模範。毛主席為他題詞：“書贈文年生同志：生產教育二者兼顧。”
文年生離家多年杳無音訊，母親認為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這麼小一個孩子獨自出走，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為此，母親悲痛欲絕，年復一年以淚洗面，哭瞎了雙眼。直到19年後的1938年，時任八路軍團長的文年生才從延安寄回來一封信，並附了一張他身穿八路軍軍服的照片。可惜，母親此時已經看不清兒子的模樣了，只是哭著撫摸兒子的照片，說：“我的年伢子還活著啊！”
在共和國的將帥中，有太多像文年生一樣，少小離家投身革命，在漫長的革命征途中，與家中音訊隔絕。土地革命時期，紅軍常年受到蔣介石集團的封鎖，別說沒有通訊的渠道，就算有也不敢往家裡寄信。到了陝北，尤其是抗戰爆發國共合作後，他們才得以往家裡捎回隻字片語。楊得志將軍當時給家裡寄了一張軍裝照片，姐姐看到後藏在了牆縫裡，直到解放後將軍回家才拿出來，跟他說：“這樣的照片，壞人看見要殺頭的。”
文年生的家人如何處理那一張戎裝照，我們不得而知。但就在文年生寄回照片後不久，他的家鄉岳陽淪陷，文家屋場一帶被日軍佔領達7年之久，家鄉人民慘遭屠戮。他的大弟文和平在一次去稻田放水途中，遭遇日軍巡邏隊，被誣為游擊隊便衣偵探，被日軍用刺刀刺死於稻田水中。母親聞知兒子被殺，悲憤交加，氣病而亡。這一切，遠在西北黃河前線抗戰的文年生並不知曉。
直到1951年，離家32年的文年生將軍回家探親，也得知父母和一個弟弟都已不在人世的訊息，家中僅剩一個小弟文慶祥。然而，文年生卻沒有急著回家，他到了曾經流浪過的岳陽縣城，這個洞庭湖畔重要的商埠和港口，由於地處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四處都是戰爭留下的滿目瘡痍。文年生不禁痛心，再三叮囑陪同的縣裡領導，一定要儘快做好城市恢復工作，要讓人民有房住，有飯吃。
文年生此行還有一個重要任務，視察一座大型軍需工廠的建設情況。因為建設需要，要拆掉幾條街巷，搬遷幾百戶居民，因為部隊建設和抗美援朝前線的需要，工程進度極為緊張。同時，妥善安置好拆遷的群眾，保證他們的生活也是重中之重。文年生忙完了這些事情後，才終於踏上了回家的道路。
縣裡、區裡、鄉里的領導聽說文年生要回家，全都趕來陪同，卻都遭到了拒絕。將軍說：“我是回家探親的，不是回來光宗耀祖的，我們共產黨人不搞那種前呼後擁，鳴鑼開道的事。”走在文家屋場的小道上，一切還是那樣的熟悉，在連年的戰亂中，這片土地歷經30多年仍沒有什麼變化，還是那樣的窮。有所不同的是，鄉親們臉上佈滿了希望的笑容。
文年生拿出隨身帶著的糖果、香菸招待興高采烈的鄉親們，用不變的鄉音跟他們噓寒問暖。問他們分了多少地，春秧都插完了沒有，往年的收成怎麼樣。走進困難戶的家裡，看見特別困難的，就給點錢。他對他們說：“我雖然當了共產黨的官，但每月只有很少的津貼，不能給鄉親們多大的忙，你們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勤勞致富。”
接下來，文年生做了一個讓大家意外的舉動，他特地來到姑父瞿海平所在的瞿家屋場，去看望了曾經刻薄虐待自己的姑父。瞿海平見到當了大官的侄兒來看自己，高興得合不攏嘴。文年生儘管對他沒有太多好感，但出於尊重長輩的緣故，還是送了姑父一件羊皮袍子和許多香蕉等水果。
瞿海平見到這些從來沒有吃過的水果，更加高興了，逢人便說：“當年我一尺把他打出去，沒想到打出一個將軍來。”別人聽了，也就嘲諷他說：“你一尺還打出了一件羊皮袍子呢！”直到今天，岳陽縣至今還流傳著“一尺打出個將軍”的傳說，說文年生當年是因學藝走神，被師傅一尺打出去的。這一傳說的源頭，便是瞿海平的吹牛。
在周圍親戚家走了一圈後，文年生還是回到了文家屋場，小弟文慶祥張羅了一桌子家鄉的飯菜招待哥哥。這些味道是文年生多年未曾嘗過，又多次在夢裡縈繞的，吃著吃著不禁又讓他想起了父母，只是再也見不到他們了。當天晚上，兄弟倆講了整整一夜的話，仍說不盡這32年的思念之情。
第二天，文年生在弟弟的陪同下，來到父母的合葬墓前，默默地站了好一陣，然後和弟弟一起拔除了墳頭的雜草。第二天，文年生便告別家鄉回長沙去了。
匆匆而回，匆匆而去，文年生關心家鄉的發展，體察人民的冷暖，卻沒有給自己家裡帶來任何的特權。弟弟文慶祥曾想要跟哥哥出去做事，遭到了極為果斷的拒絕，“你沒有文化，年齡又大了，還是種田好。你有一個當官的哥哥，人家沒有當官的哥哥又怎麼辦？”
文年生用實際行動，讓家鄉的鄉親們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偉大。在過去，有哪一個當官的不會讓自己家人跟著飛黃騰達？別說是當這麼大一個將軍了，就算是管著芝麻大點事，怕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了。文年生的弟弟有沒有怪罪哥哥不得而知，但大家都清楚地看見，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鄉的田地。
1961年，已經被授予為開國中將，擔任廣州軍區常務副司令員的文年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家鄉搞調查研究。然而，文年生卻沒有選擇回家，而是在距離家裡6裡地的鎮子裡搞起了調查。文慶祥聞訊趕來，請哥哥回家看一看，沒想到這點要求都遭到了拒絕。文年生對他說：“我是來搞調查研究的，是出公差，不是辦私事，你要是沒什麼事，就趕緊回家忙活去吧。”
文慶祥當然是有事才趕來的，他帶著自己的二兒子，希望他能跟著伯伯去廣州讀書。文年生看了一眼侄兒，當著眾多幹部的面，給出的回答跟10年前竟一模一樣，“你家有一個當官的伯伯，別人家沒有當官的伯伯又怎麼辦？”文慶祥聽哥哥這樣說，也就知道事情辦不成了，默不作聲帶著兒子回家去了。
文年生沒有回家，整天為當地嚴重的旱情奔波，他跟區委書記毛致用一起組織抗旱工作，到省裡爭取撥款，修建一座中型水庫，解決幾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但當縣裡一些領導請他幫忙解決一些緊缺物資時，卻都被他拒絕了。無論怎麼關心家鄉的人民，但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文年生始終堅持。
家鄉人民為了感謝文年生，曾託人送去狗肉、黃骨魚、臘豬肉、牛肉、黃豆等土特產，文年生執意不收，後來見盛情難卻，便說：“家鄉的禮物代表家鄉人民的心意，我收了。我對你們表示感謝，但錢一定要付！”文年生將軍就是這樣一個堅持原則的人。
1968年，61歲的文年生將軍遭迫害致死。1975年，文年生的妻子蘇楓給毛主席寫信求助，毛主席看過後作批語“可能是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