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雎》一篇的開端，人們耳熟能詳。然而，詩篇所言“雎鳩”為何鳥，它與全篇意義的內在關聯如何？這種關聯反映了什麼樣的文化內涵？眾說紛紜，未有定論，值得進一步探討。
最早提出“雎鳩”為《關雎》興象的現存文獻是《毛傳》。《毛傳》注“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句：“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漢代學風質樸，故《毛傳》註釋甚為簡略，什麼是“王雎”？“摯而有別”所指謂何？給後人留下了解說的空間。
關於“雎鳩”之類屬，孔穎達《毛詩正義》列有漢代以後的多種說法。其引《爾雅》郭璞注說是“雕類”，稱“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又引陸機《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之說，以為“幽州人謂之鷲”。凡此，皆以“雎鳩”為猛禽，然而此說與“王雎”種屬及詩篇的文化內涵不相符合。
宋人這方面的認識較漢唐諸儒有所進步。鄭樵考校物理，辨析名物，指出鳥類因種屬不同而鳴聲各異：“凡雁鶩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通志·昆蟲草木略序》）現代鳥類學家指出，“雕”“鷲”之類的猛禽一般不大聲鳴叫，其求偶期間，鳴聲淒厲尖銳，這與雎鳩所發出的雍雍和鳴之聲相去甚遠。由此可知，雎鳩絕不可能是雕、鷲之類的猛禽。《詩集傳》說：“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以為雎鳩系江淮間常見的小型水鳥，如野鴨、鷗鳥之類。朱子發揮《毛傳》之說，點明“關關”是雎鳩“雌雄相應之和聲”，對其文化內涵有所隱喻。綜上所述，可知宋人對雎鳩的看法較漢人合理，細加推敲，則可知其認識尚未達一間。
宋人沒有論及雎鳩的體型、體態和羽色，而這些對考察其種屬，抑或探索其與詩篇比興之義的關係都非常重要。雎鳩體型如何？《毛傳》說，雎鳩為“王雎”。王通訓“大”。由“王雎”之名，可知雎鳩必非鳧鷖類。因其體型偏小，與詩篇所述不符。詩中言其所居“在河之洲”。大家知道，《詩經》中的“河”皆指黃河，而黃河自陝以下，水面極為寬闊。《莊子·秋水》言：“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人們能夠在“兩涘渚崖”間聽聞河中沙洲上雎鳩之和鳴，目睹其雌雄相隨的優遊之態，則必為形體碩大，鳴聲響亮的雁鵝類禽鳥。
具體來說，雎鳩屬於雁鵝類中的什麼種屬呢？這就要結合其羽色及習性做進一步的考察。關於雎鳩的羽色，人們關注較少，其實，漢代文獻中對此有明確記載。《說文》鳥部：“鷢，白鷢。王雎也。從鳥厥聲。”需要說明的是，《爾雅》郭璞注說，白鷢“尾上白”。這一說法是不可靠的。古人名鳥獸毛色、羽色時，言其為某色，意即通體為此色。若雜以他色，則有專文名之。《說文》馬部字析之甚詳。段玉裁在解釋“鷺，白鷺也”一語時，指出許慎著《說文》之體例“多因《毛傳》”，即“以人所知說其所不知”（《說文解字注》）。由上述可知，通名為“王雎”的“雎鳩”，又名為“鷢”或“白鷢”，是一種褊喙的大型水禽。其毛羽白色，所以不會是褐色的大雁。綜合考量，非天鵝莫屬。
應該指出，宮玉海先生多年前曾倡言“雎鳩原來是天鵝”，因論證頗有疏失，不為學界所取，然而其立意還是很有價值的。
下面，從“摯而有別”的習性進一步論證雎鳩種屬所歸，並由此探討《關雎》的比興之義。關於比興，朱熹所言最為扼要。《詩集傳》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雎鳩”既為《關雎》一篇之興象，作為“他物”，與“所詠之辭”，即詩篇下文所述必有內在的關聯。
雎鳩作為《關雎》一篇的興象，其所含之文化意蘊，前人皆未能參透，這集中表現在對《毛傳》“摯而有別”的解說方面。《鄭箋》說：“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鄭箋》說“摯”本意不誤。後人或因《經典釋文》有“摯，本亦作鷙”之語，遂將其理解為猛鷙。清代治《詩經》之高明者如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亦不免受其影響，而誤說本篇詩義。更為重要的是，《鄭箋》“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句的後半“然而有別”絕誤。因此才有了後人所謂雎鳩 “雌雄別居”習性的誤說，並造成歷代對《關雎》全篇立意的錯誤理解。
孔穎達《毛詩正義》發揮《鄭箋》之說：“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這段話，涵蓋了傳統上對《關雎》一篇的主要錯誤認識。這一錯誤基於對周代文化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理解偏差。這一偏差，以對“窈窕”一語的解說為醒目的表現形式。
《毛詩正義》以為“窈窕”“謂淑女所居之宮形”，並由此生造出“后妃”“退在深宮之中”的情節。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窈窕”是《詩經》中形容人體高大健美的聯綿詞。詩人以“窈窕淑女”一語描述一位美、善兼備的女子，詩篇下文以“君子好逑”承之。全句言“淑女”真堪為“君子”的理想配偶。
對文獻的理解有歧義時，人們採用某一種說法，與對其所含文化意義的理解有關。古代文獻中的“夫婦有別”一語，說的是“夫婦”在婚姻定約中包含各自與別個異性的疏離關係。由此才能確定婚生子女的父系歸屬。這是男權社會得以建立的基石。古人云，“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孟子·萬章上》）。《禮記·昏義》說：“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後有夫婦之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將“夫婦有別”一語中的“別”字理解為夫婦之間的疏離，不但是對詩意的曲解，而且完全不符合古代社會的基本家庭倫理。
《毛詩序》把《關雎》篇提到“風天下而正夫婦”的政治倫理的高度，乃由毛公所傳之學說中，儲存了先秦《詩》說的舊文。漢代以後，女性地位降低，儒生識見鄙下，故有前述陋說。正如李學勤先生所指出，宋儒對先秦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往往超出漢儒，能夠直擊先秦典籍真意。前面梳理《關雎》篇的說解時，指出宋人的相關認識較漢人更接近於詩篇本意，就是一個例證。至於宋人受到的時代侷限，是另外的問題。
這裡，我們從生物習性方面補充說明雎鳩必為天鵝，從而進一步揭示《毛傳》“摯而有別”的文化內涵。朱熹已經指出雎鳩“生有定偶而不相亂”的習性（《詩集傳》），而鳥類中，天鵝最具這一生物學特徵（鄭作新等：《中國動物志·鳥綱·第二卷·雁形目》）。鄭樵在《通志·昆蟲草木略序》中說：“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
《文心雕龍·比興》篇以《關雎》為例說比興之意：“義取其貞，無疑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由於在《關雎》的名物闡釋方面採用舊說，致使劉勰在理解《關雎》大意方面感到困難。這說明，名物辨析不明，即使“發注”，對詩篇的意義亦未必能夠理解暢達；若名物辨析明瞭，詩人之意千載之下亦不難發覆。
總之，《詩經·關雎》篇以雎鳩之雌雄和鳴，觸物起興，歌頌了“淑女”與“君子”的美好感情，描述了一個周代貴族社會理想的婚姻模式。雎鳩作為詩篇的興象，外在感觀與內在意義，都具有強烈的象徵和譬喻作用，用孔子的話來說，詩篇的意境與形象，達到了盡善盡美。盡善盡美是先秦時期貴族社會最高的審美標準，這是《關雎》經典意義的根本所在。
（作者：姚小鷗，系聊城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