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美國科技巨頭推特（Twitter）換帥，畢業於印度理工學院的帕拉格·阿格拉瓦爾（Parag Agrawal）成為新任執行長（CEO），特斯拉老闆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上總結道：印度人才讓美國受益匪淺！

來自Elon Musk推特

近年來，在美國的科技公司中，越來越多的印裔人士晉升成為執行長。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就是，帶領微軟轉型雲計算的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和已經接管谷歌母公司Alphabet超過6年的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

除此以外，還有眾多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科技巨頭均由印裔人才掌管。

相比之下，在美國矽谷，華裔擔任科技公司執行長或其他高管職位的人數，似乎明顯低於印度裔的數量。

在澳大利亞也有類似的情況。當地不少在澳交所（ASX）上市的大型公司中，有不少澳籍印度裔執行長。但華裔成為這型別企業的“最高領導人”並不常見。也因此，在英語中出現了一個單詞“bamboo ceiling”——竹子天花板，指亞裔，尤其指東亞裔在西方世界職場上遭遇的一種無形升職障礙。

37歲的Parag Agrawal成為推特執行長，再次把一個問題推到我們面前：為何印度裔可以在美國、澳大利亞獲得企業的高階職位，而華裔仍在面對“竹子天花板”？

誰是帕拉格·阿格拉瓦爾？

根據彭博（Bloomberg）資料，Parag Agrawal現年37歲，曾在印度理工學院獲得計算機科學和工程學士學位，並在斯坦福大學獲得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他於2011年加入推特，此前一路晉升成為首席技術官，曾參與了推特的加密貨幣和區塊鏈研發。現在，他已成為標普500上市公司中最年輕的執行長。

圖/Rappler

在加入推特之前，他曾在微軟、雅虎和美國電信巨頭AT&T工作，輪換過各種研究崗位。

據美國媒體報道，作為推特執行長，Agrawal將獲得100萬美元（140萬澳元）的年薪，並有機會獲得高達工資150%的年度績效獎金。換言之，他每年全部薪酬可高達250萬美元。另外，Agrawal還將獲得了價值1250萬美元的股票獎勵，從2022年2月1日開始分16個季度兌現。

獲任命後，Agrawal在推特上公佈了他寫給前任執行長 傑克·多西（Jack Dorsey）和全公司的郵件:“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我們，甚至比以前更加關注。這是因為他們關心推特和人類的未來，這表明我們在推特的工作很重要。”

來自Agrawal推特

澳洲印度裔CEO越來越多

相比美國，在澳大利亞，頂級上市公司中，執行長來自其他少數文化背景的要少一些。

根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報道，由Watermark Search國際和治理研究所釋出了一份2021年澳大利亞公司董事會多樣性指數的波高，對300個組織、以及2000多名董事會成員進行了調研，涉及五類多樣性，即性別、文化背景、技能、年齡和任期、以及獨立性。

Link的Vivek Bhatia（左）, Stockland的Tarun Gupta（中） 和InfraBuild的Vik Bansal（右），圖/AFR

報告表示：“有證據表明，亞裔董事人數正在增加，但相對於亞洲市場的重要性和澳大利亞人口結構變化情況而言，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而在澳大利亞公司增加的亞裔企業領袖中，包括印度裔在內的南亞文化背景的管理者增加較多，其中有（不完整）：

• 麥格理集團執行長謝馬拉·維克拉馬納亞克（Shemara Wikramanayake）
• Stockland董事總經理兼執行長塔倫·古普塔（Tarun Gupta）
• Orica董事總經理兼執行長桑吉夫·甘地（Sanjeev Gandhi）
• Link集團執行長維維克·巴蒂亞（Vivek Bhatia）
• Pact董事總經理兼執行長桑傑·達亞爾（Sanjay Dayal）
• Newcrest董事總經理兼執行長桑迪普·比斯瓦斯（Sandeep Biswas）
• Cleanaway執行長維克·班薩爾（Vik Bansal）

而華裔屈指可數，較有知名的僅有：澳洲電信公司（TPG）的創始人兼董事長張大衛（David Teoh，已於今年卸任執行長一職），零工經濟平臺Airtasker的執行長兼聯合創始人Tim Fung，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空中雲匯（Airwallex）的執行長兼聯合創始人Jack Zhang等。

Airwallex執行長兼聯合創始人Jack Zhang，圖/南華早報

Airtasker執行長Tim Fung，圖/Authority Magazine

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特徵：他們都是公司的創始人，而非透過職業聘用渠道進入公司的高階經理人。

同樣是移民群體，這樣的差別是如何形成的？

印度裔優勢在哪裡

對於造成印度裔和華裔在職場不同境遇的原因，網上通常有以下幾種分析：

第一是語言，英語是印度官方語言之一，因此毋庸置疑印裔有更強的語言優勢；

第二是印度人的溝通能力普遍較強，善於和不同的人打交道，雖然務虛成份多，但也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名聲，而華裔偏向務實，滿足於做好自己分內的事兒，聲量相比起來要小很多；

第三是印度裔在公司中更願意相互提攜，儘管有“拉幫結派”之嫌，但也因此彌補了少數族裔在職場的弱勢。

事實上，除了以上三點，也有一些澳大利亞的特殊因素。

首先，前維州州長、澳大利亞遺產委員會主席泰德·貝利厄（Ted Baillieu）指出，印度裔執行長的增多反映出印度的影響力上升、與澳大利亞的關係走強。最近，四方聯盟（Quad）承諾加強印太地區合作也反映了這一點。

其次，國際局勢的變化對來自不同地區的移民影響也有所不同。

作為Lendlease前首席財務官、現任Stockland 執行長Gupta在上世紀90年代來到澳留學。他不斷在媒體上強調：印度移民“歷經千錘百煉，他們身上擁有難以置信的韌性和適應能力。”

Stockland董事總經理兼執行長Tarun Gupta，圖/The Australian

來澳大利亞工作之前，Gupta在10個城市、4所大學和7所中學待過。等到大學畢業，他發現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我能感覺到，我想其他人也能注意到。”澳大利亞開始緊跟美國的趨勢。當美國《財富》500強企業中越來越多印度裔的執行長，澳大利亞的商業界似乎也開始有所變化。

Link集團執行長Vivek Bhatia還分析了板球在印度人來澳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跟很多人一樣，他熱愛板球，小時候觀看世界板球系列賽，因而對澳大利亞產生了解，成為後來他來澳的一個原因。

Link集團執行長Vivek Bhatia，圖/SMH

此外，印度族群移民澳大利亞大多是在1990和2000年代初，而移民美國則要早20年。最初來到一個新地方，人們往往會在社會較低階層工作。但到第二代移民，這種情況就會出現明顯改變。

現在每25個澳大利亞人中就有一個有印度血統。印度與澳大利亞的前貿易總額並不算很高。但在Bhatia看來，印度很快就會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

“少數族裔無法擔任領導人”偏見仍在

儘管，印度裔逐漸更多地出現在澳大利亞大企業的管理層。當地在近幾年也開始越來越重視文化多樣性，但仍有很遠的路要走。

事實上，前文提到的澳大利亞董事會多樣性報告研究指出：“澳大利亞董事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行英美和歐洲背景”，受調研的90%董事仍然具有盎格魯—凱爾特或歐洲背景。

在澳大利亞，目前整個社會仍在努力克服“白人澳大利亞政策”導致的遺留問題，其中就包括“認為少數民族社群人士無法擔任領導人。”

很多少數族裔人才“在澳大利亞大學畢業，在澳大利亞公司工作，但後來碰到天花板，無法超越。”

澳大利亞多樣性委員會主席Ming Long表示，她希望澳大利亞有更多董事會效仿矽谷，承認亞洲國家可以培養出傑出的人才。

從目前澳大利亞嚴重的勞動力短缺來看，當地尚未跟隨趨勢在全球範圍內挖掘人才。如果反思當地科技等領域企業的人員構成，就會發現，澳大利亞並沒有著眼於那些“近在眼前”——東南亞、東北亞的人才。

可以說，在人才招募和儲備上，澳大利亞已經被其他發達國家甩開。只有足夠開放的人才引進態度和政策才能改變這一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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