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國民黨名將杜聿明奉蔣介石之命，調集8個精銳師、共計10萬人馬，向我軍南滿根據地發起大舉進攻，妄想將我東北民主聯軍第三、第四縱隊一舉“剿滅”。
由於敵人在兵員數量、武器裝備方面均佔據絕對優勢，因此我軍在與敵人交手後沒多久就陷入不利局面，特別是四縱部隊，由於兵力較為分散而打得極為被動，險些被敵人各個擊破。
那麼四縱到底有多少兵力呢？這是有據可查的，該縱在1946年2月完成整編時，雖然包括三個師、一個炮兵團、一個警衛團，實際上並未滿編，總共只有10000人左右。
這次四縱跟杜聿明交手，由於情勢所迫，這區區一萬人馬竟不得不四路出擊：一路守禦賽馬集，一路扼守摩天嶺，一路協同三縱作戰，還有一路由司令員胡奇才（1955年成為開國中將）率領，向一個名叫小市鎮的地方發起攻擊。
也就是說，四縱作為我軍的主力縱隊之一，竟被分拆到大約10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
從10月19日起，四縱部隊果然受到這種分頭把關戰術的拖累，陷入四面受敵、多處告急的險境：繼第十師在永陵失利之後，胡奇才被迫從小市鎮撤兵，第十二師則分別在摩天嶺、牛蹄崖保衛戰中落敗。
沒過多久，杜聿明又出動號稱“千里駒師”的第二十五師等數萬兵力，從不同方向對四縱進行圍追堵截，企圖一口吃掉四縱及遼東軍區首腦機關。
毫不誇張地說，此時形勢萬分危急，四縱已進入其成立以來最兇險的時刻！
遼東軍區首長無奈之下，只得電令胡奇才立即派出主力部隊到草河口附近，作為我軍的第一道防線，掩護軍區機關轉移。
但胡奇才將軍接到這道軍令之後，卻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
軍區讓四縱派主力去守衛草河口，顯然是存在問題的，因為這樣做只顧及到軍區機關，卻沒有考慮到四縱所面臨的實際情況。
如果四縱把主力派到草河口去，確實能夠起到掩護軍區機關轉移的作用，然而四縱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情況？極有可能是一個結果——點點分割，步步後退，直至被敵軍壓縮到鳳城這個彈丸之地，孤軍與敵人的大部隊決戰。
在四縱兵力僅為敵軍十分之一的情況下，最終的結局要麼是被全殲，要麼是被打得潰散，幾乎沒有逃脫厄運的機會。
如果四縱就這樣被敵人打光了，三縱孤掌難鳴，還能支撐多長時間？軍區機關就算一時無虞，最後也勢必難逃一劫！
因此胡奇才斷定，如果真的把主力部隊派到草河口去，就會給整個縱隊乃至全區軍帶來不堪設想、無可挽回的後果！
他反覆研究之後，認為唯一合理的破敵之策，就是把為數不多的主力頂到賽馬集去，拖住敵第二十五師這支精銳中的精銳，為軍區機關轉移爭取時間，同時讓全縱隊把兵力集中起來，適時反擊敵人。
胡奇才堅信，只有這樣做才能挽救四縱，才能挽救軍區機關，才能扭轉整個戰局。
然而這樣做就是擅改軍令，勢必受到上級的嚴厲處分，搞不好是要掉腦袋的！
當時，四縱政委彭嘉慶、副司令員韓先楚、副政委歐陽文、參謀長李福澤等主要幹部都去開會或執行任務了，胡奇才只能自己扛起責任了。
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十一師政委李丙令時，後者深表疑慮：“不去草河口，去賽馬集？這可是擅改軍令啊！”
“我也知道這是擅改軍令、自作主張，但是不這樣做的話，整個縱隊和軍區都危險！”胡奇才斬釘截鐵地說道，“萬一出了什麼問題，要掉腦袋就掉我胡奇才的腦袋！”
他以壯士斷臂的氣魄斷然下達了命令：十一師三十一團搶佔賽馬集以北的分水嶺，拼死頂住敵第二十五師；十二師三十五團且戰且退，掩護軍區機關轉移，併為縱隊集結創造條件。
10月20日夜間，四縱各部隊都按照這一部署分頭行動。
隨後，三十一團在分水嶺與敵第二十五師展開了極為慘烈的鏖戰，死死地堵住了這股敵人，讓軍區機關得以順利轉移。
三十五團的任務也執行得很好，他們成功牽制住了一部分敵人，使得十一師、十二師其他部隊順利完成了集結。
雖然胡奇才頂著巨大的壓力自作主張，下的是一步險棋，但一切都按照他的部署得以落實。
23日黃昏，四縱主力部隊在新開嶺附近的一個山岡上會師，終於吃上了一頓飽飯。
眼前這人喊馬嘶、軍心振奮的情景，竟讓胡奇才這位鐵骨錚錚的將軍眼圈兒都紅了。
僅僅過了幾天，胡奇才、韓先楚就率領四縱將士在新開嶺痛擊敵第二十五師，共殲敵八千餘人，取得一場彪炳軍史的大勝。
如果不是此前胡奇才冒著違抗軍令的風險讓部隊不去草河口，而是堅守分水嶺，那麼這一切都無從談起。
因此有軍史研究者評價，新開嶺戰役的大勝，雖然名將韓先楚發揮了重要作用，卻也可以說是胡奇才冒著掉腦袋的風險換來的戰機。
參考史料：《傳奇將軍胡奇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四野檔案·第四野戰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