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某天清晨，陽光明媚。洗漱完畢，穿上熨帖得體的襯衫西褲，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腎移植科主任醫師邱江像往常一樣開車上班。對邱江來說，這天平常又不平常：他要用創新術式開展一臺複雜的腎動脈瘤切除+自體腎移植手術。
患者是51歲的許先生，體內腎動脈分叉處長了個動脈瘤，位置特殊，無法進行介入治療，只能依靠外科手術。以往這個部位的動脈瘤要從腰部或者上腹部開一個切口，將腎臟取出，在離體狀態下切除動脈瘤、重建腎血管，再於骨盆處開一個10釐米左右的切口，將修復好的腎臟移植回髂窩處。
此類手術創傷大，康復週期長。這次，邱江決定利用腹腔鏡技術在同一個切口完成取腎和植腎，最大限度減小創傷及術後併發症——相較於傳統取腎方式，新術式避免了腹部肌肉神經損傷，也無需經過腹腔，以免造成疊加損傷。
為了將風險降到最低，他和團隊事先利用3D列印技術1:1重建患者腎動脈瘤實體模型，細緻分析瘤體與周圍血管的情況，做了精密的手術設計，並進行了手術預演。
9點，手術間無影燈亮起。在團隊的密切配合下，邱江手起刀落，腎臟和自體髂內動脈段切取、離體動脈瘤切除、五支腎動脈分支重建、自體腎移植……每一步都精準無誤。7個小時後，他從手術室走出來，才幾不可見地鬆了鬆繃緊的肩膀。幾天後彩超和腎功能提示，許先生自體移植腎臟功能完全恢復。
這一創新成果已刊發在中華泌尿外科雜誌，而這並不是邱江首次挑戰高難度手術。從醫20餘年，這位熱衷於探索新鮮事物的器官移植專家已主刀各類腎移植手術超過1000例，他不斷拓寬邊界，ABO血型不相容腎移植、預致敏活體腎移植、達芬奇機器人輔助活體供腎切取等多項華南地區和廣東省臨床新技術，讓無數在絕望中掙扎的患者看到新希望。
不知疲倦，越過一座座山丘
中山一院腎移植科醫生黃煬是邱江的學生，幾乎每天，他都看見導師在結束醫療工作後，拎上運動包走出醫院。科室裡的人都知道，邱江是健身達人，打得一手漂亮的羽毛球，這也是他工作之外不多的愛好之一。
“外科醫生也是體力活，手術一站就七八個小時，有時甚至十幾個小時。”邱江認為，運動是興趣，也是對抗疾病和歲月的武器，讓他在年齡漸增之際依然保持旺盛的精力，不斷向腎移植高峰發起衝擊。
腎移植是治療終末期腎病最有效手段。1972年，中山一院梅驊教授聯合其他醫院專家合作完成國內第一例腎臟移植手術，揭開了我國器官移植的序幕。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新型抗排斥藥物出現和移植技術逐漸成熟，腎移植患者生存率不斷提升，“千禧年後腎移植患者平均生存期達15年左右。”邱江說。
但仍有因素制約著移植的成功率。邱江介紹，如果移植受體由於輸血、妊娠、既往移植史等各種原因導致體內人類白細胞抗原（HLA）抗體水平升高，醫學上稱為致敏，屬於高危情況，一旦強行移植，受體會立即出現超急性排斥反應而失敗。對這部分等待患者，目前國內可選擇的措施僅有終身維持透析和等待合適配型的屍體供體。
供腎來源緊缺一直是困擾腎臟移植的最大瓶頸，如果無法解決致敏問題，將限制部分活體腎移植的開展。2009年，邱江針對這一難題開啟了攻關，先是收集國外大量致敏患者移植的文獻，總結移植後的生活質量，在不斷試驗中持續最佳化脫敏方案。
2012年，一位父親找到邱江。他30多歲的女兒是尿毒症患者，與父親血型匹配，但交叉配型為陽性，中等以下程度致敏，如果不做處理強行移植必定會出現排斥反應。日復一日的透析讓患者痛苦不已，嚴重的併發症也對其生活造成極大影響。在長時間等待仍難以實現配型後，父女倆抱著極大的希望來到中山一院，希望有新的解決辦法。
“我們評估後，覺得可以嘗試預致敏抗體清除方案。”邱江說。此前，全國還沒有醫院成功在術前交叉配型反應陽性患者脫敏後進行移植手術的經驗，幾年的研究積累讓他擁有足夠的信心，患者和家屬的積極支援也讓他覺得可以拼一把。他向患者說明了國外預致敏腎移植現狀、術後排斥風險，長期生存效果等情況，還去做了倫理報備，之後就全身心投入到術前脫敏治療和手術準備。
最終，當一顆來自父親的腎在女兒身上恢復運作功能，全國第一例預致敏活體腎移植成功了。此後，邱江團隊又為10多例術前預致敏病例進行移植手術，最長隨訪已經超過9年。
2015年1月，隨著我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僅剩親屬活體捐獻和公民逝世後捐獻兩條途徑。然而潛在的活體供者中，大約有30%的供者與受者ABO血型不相容，即供者血型和受者血型不符合輸血原則，這使不少有親屬捐腎的終末期腎病患者失去了獲得移植的機會。
“ABO血型抗原是導致排斥反應的最強抗原之一，如無特殊處理進行血型不相合腎移植，必然發生排斥反應，幾分鐘內就能把移植的腎徹底摧毀。”邱江指出，過往，ABO血型不相容是腎移植手術的絕對禁忌症。後來他研究發現，跨血型移植的風險主要在移植早期，如果早期夠順利透過，遠期效果跟一般普通移植沒有區別。
“難點在於，一是要在術前清除受者體內針對供者的血型抗體，使其降到安全水平，二是要在術後抑制受者體內血型抗體的反彈。”邱江說。經過反覆的研究和試驗，2015年，他率先在廣東省內開展跨血型腎移植，藉助新型免疫抑制劑以及脫敏療法，成功將一位父親的腎移植到患有尿毒症的兒子身上。
為了減少對腎移植供體的創傷，2019年，邱江又帶領中山一院腎移植團隊在已經開展腹腔鏡微創手術的基礎上，成功實施華南地區首例達芬奇機器人輔助取腎的親屬活體腎移植術，歷時一個半小時，出血僅20毫升。
▲邱江（左）和王道虎完成達芬奇機器人活體供腎切取手術
“作為醫生，我們不斷研發創新治療技術提高治療效果，就是為了能給患者以及器官捐腎者更多的希望。”邱江說。隨著無缺血器官移植時代的到來，他正在中山一院副院長、器官移植中心學科帶頭人何曉順的帶領下，向無缺血腎移植髮起進攻，至今已成功實施3例。同時，他還致力於腎臟再生、修復和腎臟替代治療的基礎和轉化研究，以期不斷提升移植受者的術後生存年限和生活質量。
就這樣，喜歡運動的他不知疲倦地奔跑，越過一座座山丘，再回頭已站在腎移植領域高峰。
從兒科醫生到腎移植專家
儘管站在了腎移植領域峰頂，但這並不是邱江從醫的最初選擇，只是一路走來，總有人在恰當的時候指引他通往更遠更深處。
高中時，一向與自己親厚的小學老師病重，讓邱江萌生了從醫救人的想法。1991年，他考上同濟大學兒科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廣州市兒童醫院（後合併更名為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
臨床磨練4年，邱江決定報考中山醫科大學小兒外科，讀研深造。第一年，分數上了線，但招收名額有限，遺憾沒被錄取。第二年，正當他想再接再厲時，時任兒童醫院副院長餘明華找到他，說自己有個同學在中山大學泌尿外科做腎移植研究，要招研究生，問他要不要嘗試下。
邱江是個電子產品迷，對新鮮事物有強烈的探索慾望，此前雖然一門心思撲在小兒外科，但未知、充滿神秘感的腎移植領域也吸引著他。他想，“如果涉足了腎移植，以後也可以開展兒童腎移植。”
抱著這樣的念頭，邱江報考了腎移植專業，拜入時任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主任陳立中教授門下——他是梅驊教授的學生，也是國內腎移植領域領頭羊之一。
邱江滿懷好奇，第一次在手術室觀摩手術，他被震撼了。“不同個體間的器官存在嚴重排斥，這個問題怎麼克服？”帶著一個個疑問，邱江一路前行。
研究生畢業時，感恩於兒童醫院的培養與支援，他決定回到小兒外科，導師陳立中卻向他丟擲橄欖枝，希望他留在中山一院，邱江陷入了兩難選擇。
關鍵時刻，邱江在同濟大學兒科專業的師長，當時同在廣州市兒童醫院的一位副院長給了他最大的支援：“如果你在別的地方有更好的發展，從更大的格局上來講，未來也能為兒童醫院做更多的貢獻。”
再三思慮，邱江決定留在中山一院，但與婦兒中心的連結也不曾斷絕。2017年，婦兒中心收治了一名3歲尿毒症患兒，血液透析效果不理想，便邀請邱江和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主任王長希支援，開展了該院第一例兒童腎移植手術。“實現了在兒童醫院開展腎移植的想法，也沒有辜負師兄的期望。”邱江笑著說。
▲邱江（右二）赴美國培訓
邱江一路披荊斬棘，自然少不了導師陳立中的助力。“這麼多年來，無論是職稱晉升，還是外科技術創新，我工作的每個關鍵階段都跟導師的扶持分不開。”他說。
2012年，邱江聯合泌尿外科開展腹腔鏡微創取腎手術時，全國90%以上還是開放手術。雖然微創手術創傷小，患者恢復快，但創新術式也意味著未知風險。“最怕是術中出現大出血或者其他緊急損傷情況，這時醫生必須及時轉成開放手術，處理併發症，避免出現休克死亡、臟器損傷等嚴重後果。”他回憶說，如果沒有經驗豐富的老專家在旁坐鎮，年輕醫生難以支撐。
後盾就是陳立中，前10例腹腔鏡微創手術，陳教授直接搬了把椅子坐在手術室，他不操刀，也鮮少出聲干擾，卻是最讓邱江安心的存在。直到弟子能熟練應對風險，那把椅子才搬離。
“做事要有責任心，踏踏實實，善始善終。”導師的諄諄教誨如今已經成為邱江人生路上的座右銘，並一路傳承下來。助手阮和歡說，日常生活中，邱老師態度隨和，親切得像朋友，但在工作上認真負責，手術檯上格外嚴謹。
“他對手術要求特別高，又非常有耐心，在需要注意的地方，都會細心講解。”黃煬說，邱老師格外注重手術操作細節的培養，哪怕是一個小小的縫合打結，都會以最嚴格的標準執行。
我會盡力，不讓患者進ICU
20多年來，邱江給無數患者帶來新生活，幸福與滿足感縈繞心頭。但在醫院，生離死別也經常上演，“有些無助時刻過去了十幾年，也經常浮現在我腦海，不斷警醒自己。”
他記得，畢業不久，在重症醫學科輪駐時，遇到一位患者在ICU精心治療了一段時間，病情有了起色，但高額的治療費用壓垮了這家人。“我們覺得很有希望，苦口婆心勸說，患者和家屬卻都選擇放棄。”遺憾、無奈、無計可施，年輕的他甚至會想如果自己有很多錢就好了，但最終只能看著患者撒手人寰。
讓人欣慰的是，近年來，隨著國家醫療保障系統全面改革，醫保覆蓋面越來越廣，這種情況已經鮮少發生。
“但從一開始，我就決定，作為一名外科醫生，要盡最大的努力把手術做好，不讓患者進入ICU。”邱江說，即使出現不理想的情況，只要還有一線生機，他都不輕言放棄。
曾有一位患者腎移植後出現感染導致反覆出血，4次手術搶救生機仍渺茫。有一次查房後，邱江跟患者弟弟一同進入電梯。在僅有兩人的狹窄空間裡，這位從陪哥哥前來尋醫後一直保持冷靜的中年漢子突然一把抱住邱江，崩潰大哭，請求他無論採取什麼手段都要把哥哥救活。
面對始終徘徊在生死邊緣的患者，邱江心裡也沒有底。但耳邊響起的無助哀號又讓他心頭一陣酸澀，做出了不理智的承諾：“放心，我一定會把他救回來。”
“特魯多醫生的墓誌銘說，‘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醫學是未知的，醫生從來不會給患者打保票，但那種情況下我……”回想起來，邱江依然難以形容當時的情緒，不過他很確定，“那句話，其實也是在給自己鼓勁。”
信念強的人似乎連上天也在眷顧，在邱江和團隊的不懈努力下，患者的出血情況止住了，命也保住了。邱江鬆了一口氣，家屬不停說謝謝，膝蓋彎了幾次都被他扶住。
對患者的保駕護航不止於術中。隨著器官移植技術日趨成熟，患者不僅僅寄望於延長生命，對生活質量也有了更高的追求，比如不少女性腎移植患者就渴望正常結婚生子。
32歲的陳小姐腎移植6年，考慮到生育風險，一直不敢懷孕。隨著年紀增長，當母親的想法越來越強烈，於是向一直隨訪的邱江求助。
“按國際慣例，腎移植患者最佳孕育期是在術後1～3年，最好不超過5年。”邱江說。詳細評估了陳小姐的身體情況後，他決定試一試。
為保證懷孕期間孕婦和胎兒均不受影響，邱江將腎移植後長期使用的免疫抑制方案改為備孕前的常規方案，很快發現陳小姐體質特殊，藥物不耐受，反覆嘗試都無法緩解。他重新查閱了大量文獻，參考國外案例多次精細調整，終於找到了適宜陳小姐的個體免疫抑制方案。
但長期用抗排異藥物，陳小姐自然受孕機率較低，他又邀請生殖科和婦產科專家聯合會診，經過兩次胚胎植入手術終於讓她成功受孕。孕期滿38周後，陳小姐透過剖宮產順利生下了一個健康的寶寶。
至今，中山一院腎移植團隊聯合其他科室，已經為30多名女性移植患者實現生兒育女的願望。“腎移植不僅要解決患者能不能活，還要保證移植後活得好。”邱江說，每一次移植背後都有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他希望這些故事的主人公能擁有更多燦爛的笑容。
記者 | 曾劍萍
編輯 | 梁沐 周豔梅 責編 | 張秀麗
來源 | 本文發表於《人之初》雜誌，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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